首页 -> 2008年第7期
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二）
作者：江 山
字体： 【大 中 小】
我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后，便请我老家江苏武进农村的妹妹帮助带孩子。当时，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两个最好”，而且允许35岁以上的妇女可以连生两个孩子。考虑到玉兰工作忙，晚生不如早生，于是第二年的12月1日，她又剖腹生了第二个女儿江华。为了照顾二女儿，玉兰的母亲从临西来到石家庄。玉兰的父亲也经常来住。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我们俩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其艰辛不堪回首。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玉兰，让我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小算盘打了又打。
由于家庭经济紧张，玉兰就动员我们“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拣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费用比较低。玉兰就常说：“江山这个对象找对了，光烟酒得省多少钱！”我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我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我从北京往石家庄调，全部“财产”就是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纸箱书和一提包衣服。玉兰从县里往省上调，也基本上是这些东西，只是多了一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暗红色木头箱子。我们刚在平房建立小家庭时，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我们搬到红军路，屋里由公家配备了双人床、书桌和椅子。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又搬到维明街上省政府宿舍的一栋4层楼的一楼，红军路的家具没让带过来。搬家时，被褥和锅碗瓢勺，连同饲养的一窝小鸡，只装了不到半卡车。
吃饭也十分俭朴。玉兰每次回老家，都要带粮带油。为了节省菜钱，玉兰带领我们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我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吃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为止。玉兰的父亲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在城里看到人家扔的白菜帮子可惜，总说：“哎呀，这么好的菜呀！”就从街上捡回来吃。每天，我们家的主食就是蒸馒头和窝窝头，副食就炒一两个素菜。平时，很少买鱼买肉，油条也难得吃一回。当时，我们住的红军路这个大院，逢年过节，都要供应一些鸡鸭鱼肉和高级烟酒，而且是平价，但我们也常常买不起。每逢开会的时候，是她改善生活的时候。许多领导不在会上吃，可她却在会上吃。她说：“在会上吃饭，既便于接触从基层来的同志，还可以改善生活。”怀二女儿时，她就想喝点橘子汁，没钱买，我说只买一瓶，她也不干。后来，有个亲戚送了一瓶，她留给大女儿喝，自己实在要想喝了，就轻轻地在瓶口舔一下。
玉兰的穿着也很朴素，平时老爱穿蓝白相间的粗布方格褂，的卡蓝布裤，的确良衬衣。脚上一直是平底布鞋。就是到北京开会也是这套服装。她衣服不多，平时出门只带够换洗的几件，打个小包袱就装完了。
她很要强，再穷也不收礼。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也比较正，很少有请客送礼的。即使最要好的朋友，生了孩子，也只是带一瓶橘子汁，或送一斤红糖，表表心意而已。我认真回忆，其中只有一回例外，那是我和玉兰结婚不久，回到东留善固，刚进家门，玉兰母亲拉着玉兰的手往里屋走：“玉兰，你来看看，这咋办？”我有点纳闷，也跟着进去。只见里屋炕上放着好几块用红纸包着的被面、布料，我便明白了。还没等母亲说完是谁家送的，玉兰就打断她说：“俺们家啥时候收过礼？还不赶快退回去！”母亲有点迟疑说：“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才结婚了，太难得，这辈子就这一回。”玉兰坚定地说：“这是搞特殊的事儿嘛!一户也不能留！”母亲答应了。
玉兰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石家庄电视机厂刚试产彩电，给她送来一台免费“试看”，她坚决不要。后来，这台彩电被搬到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放在办公室，让秘书和服务员们看。不久，又将这台彩电还给了电视机厂。
当时，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对玉兰还是比较关心的，包括她工作安排、理论学习和家庭生活。对于我们家庭困难，有次省委主要领导主动提出年底一次性补助200元钱，但玉兰不要。她跟我说：“咱们家困难，国家也困难，咱们还有吃有住有穿，能过得去就不要伸手。”那年春节，玉兰的秘书冀平给她拿来100块钱，说是机关给她发的生活补助，所有拿工分加补贴的工农领导干部都有，她仍然不要，叫冀平退回去了。
玉兰对自己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一直十分重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上党校时，她联系实际，考虑到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她1978年4月写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自编顺口溜儿，表达了这位身为省委书记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农民后代的决心：“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相 助
同玉兰的多年共同生活使我感到，作为女干部的她，其工作和生活的艰难，要比男同志付出得更多。玉兰一直坚持晚婚，所以家庭负担较少，但是她在1974年成为我的妻子后，不久就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的父母年事已高。这样，她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当好省委书记，还要尽到一个女人的职责，真是难以两全其美呀！她曾经几次对我说：“江山啊，担负领导工作，使俺没照顾好孩子和你，也没有照顾好爹娘。俺不是好母亲，好妻子，也不是爹娘的好女儿。”
我说：“玉兰，你是我的好妻子，父母的好女儿。”
玉兰对老人非常尊敬和感念，曾多次跟我深情地谈起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她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她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并从小就带她下地劳动。母亲多次对她讲，对人要心眼好。母亲热心助人、和睦邻里和为人诚实，对她的影响很大。
尤其使玉兰难以忘怀的是，父母亲多年来支持她工作的情形。从她当干部后，老人曾埋怨过她光是一心工作，不管家务事、不干家里活；曾埋怨过她因坚持原则，得罪了邻里乡亲；也曾埋怨过她常常拿着家里的财物，去补贴外出开会。但是，当她给两位老人做通思想工作后，他们积极支持女儿的工作。为了让她随时能骑自行车去公社和县上开会，父亲学会了修自行车，而且在她每次出门前都打足了气；几十年来，上级领导部门和外地有关单位，一批批数也数不清的同志，先后到东留善固办事，父母亲总是热情地给予接待，递烟倒茶，忙个不停，需要的还管吃管住，晚上给烧好洗脚水……
父母亲不仅支持玉兰当干部，而且要求她当个好干部，特别是要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玉兰曾对我说：“俺在村里任职后，爹一再叮嘱俺，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能为个人谋私利。有时，爹变卖点家里的农副产品，或者卖点棉套子什么的，给俺弄点开会的路费，而绝不让俺去沾集体的一点光。后来，俺到县上、省上工作，有的亲戚、朋友就带些礼品上门，托爹说情，让俺给他们办上大学、转户口或找工作等后门的事。对这，爹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一概将礼品退回，还要好言相劝。”
凡是见过玉兰母亲的人，无不对这位老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身体瘦弱，腰弯背驼，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为了照顾好母亲，玉兰总是把鸡蛋让给母亲吃，自己却舍不得吃。她一次又一次地及时把母亲送进医院治疗，让母亲得以长寿。有一回，她听说母亲病重，连夜奔波数百里，从石家庄赶到临西家中，找来医生进行抢救，使母亲转危为安。
80年代初，母亲由于体弱多病，差不多每年都要住医院进行治疗，有时一年要住好几次。1983年4月，母亲由于肠炎复发，拉肚子不断，病情又严重起来。当时，从保定回到石家庄参加人代会的玉兰，决定再次送母亲住院。4月29日上午，我两手抱着老人，玉兰拿着零用东西，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前往河北省医院。中间要转一次车，先后有一个多小时。本来母亲很瘦，体重挺轻，可这时她穿着棉衣，抱起来很不顺手。她看我一个劲地喘气，就轻轻地说：“把俺放下吧！俺能走。”我说：“没事，我能抱得动。”她问：“小妮儿谁带呢？她这两天也不得劲，晚上还老蹬被子，别感冒了。”我安慰她：“由我妹妹帮着带几天，你就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