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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二）
作者：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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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知
玉兰一方面抓好工作，一方面注意学习。周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玉兰经常挂在嘴边。玉兰曾多次向我谈到毛主席、周总理教育她抓紧理论学习的情景。1966年国庆节观礼，周总理送给王进喜、陈永贵和吕玉兰等工农兵代表每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再三叮嘱他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那几年，玉兰确实把学习抓得很紧。她除了开会、下乡，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节假日也不放过，每天都学到深夜。她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做笔记，包括摘录革命导师的语录，写学习心得体会。这些，几乎占了她笔记本的主要篇幅，先后记了几十本。除了学理论，她还学历史、学地理、学农业科技知识，甚至学英语。
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玉兰的培养和学习十分关注，多次安排她参加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习，几乎年年都有，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而玉兰也是把它们当做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理论修养和增强领导工作能力的大好机会，认真加以对待，积极吸取营养，并同自己的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1977年9月，玉兰来到中央党校，参加了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期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学习班学习。博大精深的理论，精彩纷呈的报告，把玉兰引入了科学的殿堂。她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还继续停留在过去基层时那种“敲钟喊人上工”、光懂得“敢想敢说敢干”的状况，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而必须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革命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她当时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来抒发自己决心学好革命理论的强烈愿望：“地位高，荣誉大，学不好真后怕；身体壮，还年轻，要在学习上下苦功……”
理论联系实际是玉兰一贯的学风，这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也不例外。她在学习结业前写的题为《到第一线去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小结中，谈到在学习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说应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感想时，这样写道：“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从1974年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几年，下基层少了，参加劳动少了，接近和联系群众少了，调查研究和了解实际少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玉兰先后参加了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代会，全国四届、五届人代会，全国四届妇代会，以及河北省第四届到第七届人代会，而且是历届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并先后当选为3届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参政议政活动，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呼声、愿望和困难。
对新生事物一向接受较快的玉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同样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这对曾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带头人之一的玉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但她从来都坚持实事求是。她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的责任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她在笔记本上，抄录了许多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赞扬“大包干”好处的顺口溜，同时她自己也编了不少。比如，她在说明实行责任制前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同效果时写道：“过去干活‘朝阳沟’，现在干活‘满天星’，没人打钟没人叫，提前完成高工效，粮棉丰产收入高。”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和发展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生产责任制既有它强大生命力的一面，也有它遇到种种阻力，以及不断暴露自身缺点的另一面，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它的缺点。那几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分管农村报道，对责任制的施行情况了解不少。玉兰就经常同我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和纠正措施。她还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代会，向中央领导反映。
1981年9月1日晚，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玉兰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玉兰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果然，她到北京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也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共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任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
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形势确实越来越好：粮满仓，油满缸，住新房，吃细粮，身上穿的的确良。但是，在农村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的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现象，在农村照样存在。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表现在：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砂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一、思想工作要全党抓，认真抓；二、各级党校要培训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1976年初，玉兰再一次怀孕了。因为在上年流过产，医生便嘱咐她各方面要多注意，千万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以防出现习惯性流产。然而，这年是个多事之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保定动乱不已，唐山发生大地震，“四人帮”被揪出……一件大事紧接着一件大事。玉兰也一直忙于工作，挺着大肚子，多次跑保定、上唐山、进北京，坐汽车、乘飞机、搭火车，上街参加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期间，玉兰几次喊肚子疼，经过医生治疗，有惊无险。这年的11月18日，通过剖腹产，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江河安然降生。就在这前几天，省委办公厅为我们在省委机关医务室所在的平房里，挤出了两间房。我们向公家借了张双人床，买了锅碗瓢勺等几件常用物品，算是第一次有了家。
当时玉兰户口还在农村，没有正式工资，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工分就是村里每天给记一个工，补贴就是由省委机关发给的每月40元钱。村里记的工分，主要用于给玉兰和她的父母拿口粮，年底“分红”分到几十元钱，给她父母做零用钱。我那时的工资级别是26级，每月工资36元。所以，我和玉兰每月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也只有76元钱，孩子生下来后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由谁来带。有人建议，我们俩工作都很忙，应该请个保姆。但是这一点工资，根本请不起。这样，我们一边想着办法，一边由我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同时照顾正在坐月子的玉兰。考虑到玉兰经常出门开会，带着孩子不利于工作，同时小孩子吃奶也不方便，尽管玉兰奶水很足，还是让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吃牛奶。后来玉兰给我说起没有让孩子吃上一口母奶，总是感到十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