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一个“延期劳教”者的特殊经历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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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隋桂英的档案资料，我在一位书商那里看到4卷。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后，又在地摊上，与隋桂英的名字不期而遇。遗憾的是，其中两卷已不知所终。我深悔当时的疏漏，几致一部个人痛史的散失，遂将两卷副本买下，以补亡羊之牢。
残余的副本，固然是主卷多余的材料，以旁证资料为主，但主要部分尚属完备，事件过程也大体完整。这是我在遗憾之余尚可慰藉的。
副本三（原档案排序）的第一页，是一份“延期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填报于1967年5月23日。
隋桂英，又名隋晶波，女，时年36岁。案情为“无理取闹”。主要“错罪事实”栏填写如下内容：“在（19）53年先后受团内严重警告和开除团籍等处分，（19）55年记大过；（19）58年被省劳动厅开除公职；（19）61-（19）62年曾投机倒把和打人被判处拘役三个月。该人不仅不改正，而且多次到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散布不满言论，与社会上有重大问题的及对党不满的人员相纠和（合），在（19）65年9月13日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拦阻了总理汽车，拘留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你们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出来，进京九十九次不解决（就）进京一百次，死也要死在北京’等。”
隋桂英被羁押之地劳改部门意见：该教养分子入教以来，一贯不认罪，不服法，表现很坏，应“延教”一年。经吉林省公安厅劳改局批准同意，“延长教养期一年”，从当年9月28日执行。
案情由来
档案里有一份“隋桂英对错误不服对质会”记录，长达50余页，从这里入手，大体可以厘清整个案件的基本脉络。
对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6年7月22至23日。参加人员系隋桂英工作单位的“知情人”。
首先由隋桂英谈受处分的经过。
1952年隋桂英调到省直某机关，当时接待她的是丁科长。初时，她与领导并无任何隔阂，只是此后接触中，发现丁脾气暴躁，说话口气“像对犯人一样”，曾引起她的不快。有一次，一份报告没有按时处理，情急之下，隋桂英找厅长签了字。丁科长知道后，认为她超越职权，对隋大发脾气。隋桂英是自尊心较强的人，就在会上给丁提意见，引起丁的不满，并在工作中有意发难。年终鉴定时，丁给隋凑了个“四好”：说她“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生活不俭朴，“好吃好喝”。
隋桂英不同意，二人发生公开的顶撞。
与单位领导发生矛盾，作为下级，无论对与错都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像隋桂英这样锋芒外露的人，处事以自我为中心，管不住那张爱说话的嘴，有意无意地在一些场合发“牢骚”，“散布不满言论”。也得罪不少丁以外的领导与同事。
1955年，她想离开机关，向领导提出报考高等学校，领导层并未过多干涉，还抱支持态度，大概希望她能远走高飞。这一年，肃反运动开始，由于隋的“自由主义倾向”严重，闹“个人义气”，对她的批评逐步升级。
这天下午，一位厅长代表组织叫她检查“自由主义”问题，隋在会上进行了检查。但会议的气氛却充满火药味，由批评教育变成了“批判斗争”，把她说成“反革命”，揭发她隐瞒家庭出身，把“小业主”（因家里有4台缝纫机，雇两个小工）填成“市贫”；隐瞒舅舅的地主出身和土改时被斗打死的情况；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团内的，参与了“反党小集团”活动。她被列为“肃反”对象，斗争了3天。
斗争会开得紧张而严肃，却有意放任辱骂讥讽、侮辱人格的行为，隋桂英一再提示主持会的领导“这种方式过火”，领导却对场面“不加掌握”（隋桂英语）。
之后，又通知她到机关集体宿舍来住，“反省并交代问题”，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处于焦虑状态下，她得了眼结膜炎，要求看病被拒绝，并被告知上厕所也要请假。
隋的爱人王某，是省直机关干部，二人有一子二女。小女刚11个月，雇了保姆照看。
肃反期间，王某也被单位作为“肃反对象”接受审查。
据丁科长（作为当事人参加了对质会）说：“李清元开始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王某是该集团的成员之一，后定为‘落后小集团’。隋桂英是王的爱人，李经常领一帮人到她家去吃喝，因此隋被怀疑为集团成员是有根据的，把她列为‘肃反’对象，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的。隋的问题，是她平常表现、行动和接触的人造成的，不应该埋怨组织。隋想推翻肃反结论是不可能的。”
由个人与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步衍化为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从另一方面来说，借运动之机，压制不同意见，“把思想问题当做政治问题”（隋桂英语），不惜将同事置于死地，是整人者的惯用手法。那些慷慨激昂的说辞理由“充分”，但是检举、揭发、密告却难免带有“挟私报复”的成分。
机关给隋桂英提出的大小“问题”内容庞杂，大体归纳为攻击和丑化革命领导干部，瞧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与“反革命分子”接近；对下放干部、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等类。
据参加“对质会”的当事人说：肃反期间，单位并没有把隋当成敌我矛盾，只是说隋参与了“落后小集团”活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隋进行教育。肃反对隋的大小意见共71件，经查对，报上级，结论中没有“反革命”字样。隋伪造文化程度，隐瞒家庭出身，隐瞒妹妹三青团身分、舅舅地主成分，定为肃反对象，并不冤枉，没定反革命分子，已经够宽大了。
隋桂英不大明白，在当时情况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或“肃反”对象，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或者说：反革命分子是敌我矛盾？而“肃反”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难道把我确定为肃反对象，“有意夸大事实，斗争我”，还要对打击陷害我的人心存感激之情吗？
隋对上述各项指责均一一否认并作辩解。特别是说她“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甚至越职越权，假公济私，做了许多违法之事。”并举例称：“在法院工作时，私拆院长的信件”，隋辩解说：“私拆院长信的事是有的，那是因为工作粗心，没有发现是院长亲收的，拆信后才发现，马上交给了院长。那是一份判决书，后来院长又交给我作了登记。”
“说我调转工作时私自将法院的文件带回家保存，其实那是一本关于法规方面的资料，因我当时要到省法院工作，所以带回来的。”
“当时的许多事是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甚至将别人的言论硬加于我的错误态度。”
至于隋说某同事“像旧社会的官太太”、“某老的亲属被定为17级干部”、某主任“像个大传令兵”等，被说成攻击、丑化领导干部，更是鸡零狗碎，不着边际。
参加“对质会”的人员，是“经过挑选和我不能信任的”（隋桂英语）。莅会者的话都是冠冕堂皇、苦口婆心的，对她的“帮助”也是“仁至义尽”的，但却回避了对隋来说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将“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将她打成“肃反”对象，这是一系列问题的“前因”，而导致后来的“结果”。
政治运动之残酷，还呈现着一定规律，即前期的整人者，后期又被人整肃。我从知情者那里了解到，那位脾气暴躁的丁科长，后来到某技校任校长。文革中，因不堪凌辱，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
肃反结束后，因李清元的“反革命小集团”并不存在，而“降格”为“落后小集团”，性质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肃反结论由专案小组作出，呈报上级机关5人小组批准的。结论是“思想落后，有严重自由主义言论，给予撤职处分”。
隋桂英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拒不签字。
回到家里，居民组有人告诉她，家里遭到“搜查”，门是被撬开的，保姆也遭到“搜身”。她对此表示极大愤慨，指责单位对她和家人采取的方式是“非人道的”。
当事人李某、王某作如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