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文革中大学生下放锻炼

作者:彰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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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0月,河北易(县)涞(源)公路上烟尘滚滚,50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千余名师生,在坑坑洼洼混渣路上颠簸,沿着涛涛的易水河,开往太行山深处。沿途茂密的庄稼,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以及靠着墙根、立于阳光下、半张着嘴的大人孩子,在同学们的眼前晃动闪过。这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师生,下放到铁道兵8737部队锻炼。我坐在第30号车上。同车的一名军宣队队员鼓动着:“我起头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除了他自己,谁也没吭声,指导员望着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大学生说:“算了吧!唱一路了。”
  
  林彪第一号令
  
  过后才知道,这次大行动是中央军委的指示,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冲突日益严重,苏军上层扬言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命其远东空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以林彪、黄永胜等人为首的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毛主席也明确提出“……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9月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为此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定于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林彪认为,这是苏联在制造假象,他们很可能用对待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做法,利用谈判进行麻痹,突然袭击北京。于是林彪携吴法宪等人巡视山西、河北,明确提出加快修筑京原线,以便在突袭中尽快转移;指示北京周边机场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突降;张家口、承德在苏军1945年出兵东北的线路上设防,选好爆破点。在全国放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得的影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做好全民心理准备。
  林彪要求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疏散离京,并“以身作则”到了苏州。10月18日,即苏联边境谈判代表团抵京前两天,林彪让秘书给在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略状态。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告》,一大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外迁。北京石油学院去山东日照,北京林学院到云南昆明,北京矿业学院落户江苏徐州,中国科技大学扎根安徽合肥。我所就读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先去铁道兵,复抵四川重庆,打着“华北农机学院”的招牌迁至河北邢台,又借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返回原址,但那些五六十年代各国赠送的农业机械,和数千件实物教具,大量的图书,都在流浪中丧失。还有一些院校,其结果更掺。在这次大疏散、大下放中,蒙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在合肥,大将徐海东在郑州,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在石家庄,等等,都没能再回到北京。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看,这样搞,不排除是战备的需要,但也不排除弄权者借此清除障碍,实施迫害。
  
  不陌生的天地
  
  我所在的班级,分到铁道兵8739团机械连。连队位于河北省涞源县王安镇塔崖驿村外,拒马河南岸的山丘上,一沟之隔是修理连。30米高的坡顶,一圈平房,南北兵营,西边是伙房、卫生室、仓库,东边是浴室、猪舍,厕所、菜地。营房靠河一排房是连部,靠山一面有篮球场、机库、菜窖。一到连队,晒过被褥,大家或躺或卧或坐在大通铺床沿,多在做同一件事——写信。指挥员在车上就告诉我们,从连队寄出的信免费。那时战士津贴每月6元,年递增两元。学生助学金15.5元,与伙食费相等。有一个同学一连写了16封。我在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经过6个小时的拉练,终于到了大山下的铁道兵营,猪肉白菜、土豆羊肉敞开吃。望着朝气蓬勃的战士,我决心向他们学习,在这新天地里锻炼自己……”
  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而且我认为绝大多数师生都是这样。
  京原铁路起自北京市石景山南站,经十渡、紫荆关、涞源、平型关、阳明堡到山西省原平县,全长418公里。因逶迤于燕山、太行山、五台山山区,地形陡峻易守难攻,三线项目散落其间,长度在一公里以上的隧道有26座,百米以上的大桥20座,全线隧道桥梁总长约占新线的三分之一。那时认为导弹仅走直线,所以桥、洞都设计成S型,便于空袭后修复。师政治部主任,也是学院军宣队领队宋连山在大会上讲:“不管你们曾是什么派,干了什么,到部队,好好干,早日修通京原线,我们就欢迎!”
  机械连四大任务:一、配合舟桥连队操纵打桩机;二、配合掘进连队操纵压风机;三、配合路基连队操纵铲运机、推土机;四是其他零星活,磨钻头、看水泵、起吊装卸等。工作不累,难熬的是三班倒的夜班,夜深人静,寒风刺骨,只有单调而刺耳的“呼喽喽喽——嗵”、“呼喽喽喽——嗵”的打桩声。一夜,一个战士冻得受不了,弄来半片破帐篷裹着身体。学生们捡些包装板点火取暖,班长怕被苏联侦察机发现,用剪开的油桶将火盖上。这时,钢丝绳一下飞起来,呼嗵声骤然停止,脱钩了,冲头与拉绳断了,冲头掉落在水里,只见裹着破帐篷的小战士,二话没说就跳到水里,喊着:“班长,把绳放下来。”这事给我印象极深,小战士是四川人,比我们还小两岁,老兵们都叫他“锤子”。
  操纵压风机要安逸得多,开始有老兵带着,一周后排出日志,独立顶班 。一天我接班,老兵讲压力上不去,我将安全阀拧了两圈,又启动一台压风机,压力表依然故我。坑道打来电话:“风枪没劲,凿岩机转不动。”我想一定是送风管漏了,便顺着风管爬进洞里,一车车岩渣在战士的吆喝声中擦肩而过,刚炸开的路面凹凸不平,走不到40米,见风管裂一大口子,漏气冲着墙直吹。我拦住一个战士:“让你们班长赶紧将风口堵上,要不影响进度。”说完转身,一脚踩到盒子板上的钉子,钻心地痛。我颠着脚,一拐一瘸地往回走。
  “你怎么了?”有人发问。因为逆光,走近才看清是两名女兵。“你是北农机的吧?”
  “你们呢?”
  “我们是第四军医大的!”竟用秦腔。
  “哦,羊肉泡馍的地方。”我也幽默了一下。
  既是军医,正好疗伤。钉子扎得不深,她们挤了挤伤口说:“不用包,你就晾着吧!”机房比洞里宽敞明亮,她们瞧着稀罕,问来问去,同时进一步自我介绍。和北京一样,西安的高等院校也纷纷转移,她们连队到铁14师,所在班在塔崖驿团卫生队锻炼。我跷着左腿,坐在椅子上,缓慢地抑扬顿挫地故弄玄虚地讲着电动机、压风机……“哎哟,这有一个水池子!”个头大一点儿的女兵像发现了新大陆,接着毫不犹豫对我说:“哎,老九,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洗澡了;你,出去把着门。”我只好将椅子搬到门口,背对着门坐着。机房冷却池传来嘻嘻哈哈的说笑声,我忍着脚痛,想象着身后屋内是什么样的情景。突然传来惊恐的叫声:“救我!救……”我一激灵站起来,又猛然收住脚步——她们一定走到冷却池深处了!我只好大声喊:“站直!站直!往窗口走!”冷却池的池底呈20度斜面,深处1.7米,浅1.1米。一会儿平静了,两个人出来,又是一阵活泼爽快的笑声。
  从此,个头儿小一点儿的那位黑短发,隔几天就带一个或两个同学来洗澡,有时她不洗,我们就聊天,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谈起音乐,风靡院校的《长征组歌》,我唱“四渡赤水”,她敲着缸子打节拍;她唱“苗岭香”我伴唱,倒也其乐融融。她父母在中宣部工作,受陆定一牵连去了江西干校,北京只有奶奶和弟弟。她对我说:“在学校,基础课都没讲完,到这连护士都不如,学的那点儿也快忘了。”我指了指桌上的书:“只要你向前迈出有力的那只脚,整个世界都会随之而行。”她过去翻了翻,从我的专业书底下抽出一本乌克兰作家舍甫琴科著的《音乐家、美术家》。“这可是一本好书!”我说着伸出手做一个要抢的样子,她咯咯笑着将书藏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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