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罗瑞卿的文革岁月
作者：李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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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罗瑞卿的假党员问题。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3个入党介绍人，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1967年11月中旬一个上午，罗瑞卿又主动向专案组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这样一来，吴法宪等人以为找到了罗瑞卿案件的突破口，勒令专案组死查他的假党员问题。后来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原来，倾向进步、一直急于入党的罗瑞卿和同学任伯芒到达上海后，罗瑞卿向已经是党员的任伯芒提出了帮助他解决组织关系的问题。任伯芒给他出主意说：要罗瑞卿充作在军校入党的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写个报告给中央，要求恢复关系，信头写“中兄”，并写明他是证明人，这样比较简单快捷，否则组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时罗瑞卿虽然感觉到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他说的办了。报告由任伯芒转上去了。不久，中央军委就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同罗瑞卿接了头，简单地询问后即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就这样，这个问题也不了了之。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为准。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入党手续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罗瑞卿。
这一时期，专案组“认真”贯彻江青提出的方法，即让“犯人”写自传，写好就上交，接着再让写。然后把几遍写的自传拿来对照，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作为突破口。罗瑞卿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思考、总结自己的一生。1970年8月25日，也就是一年以后，罗瑞卿在狱中完成了他的356页20余万字的自传。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但不论情况怎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做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做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
罗瑞卿对待审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而对那些专门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提问，他都据理驳斥，常使审讯者哑口无言，下不来台，常被说成“态度不好”。审讯人员中也有颇具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便被说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审讯闹腾到1968年底，一无所获。
在与林彪集团的最后斗争中，他因与20来岁的看守吵架而懊恼；为自己判断的证实而兴奋；为揭批林彪而推迟与分隔7年的家人见面
1969年6月6日，罗瑞卿被转移到空军司令部以南什坊院东屋内“监护”。这一时期，罗瑞卿的主要是写自传，但是，与看守的斗争也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看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左”的思想的蒙蔽，感情被扭曲，把这些被关押的老同志当“黑帮”，常同这些老同志发生了冲突。那时，“犯人”在室内打蚊子要“报告”，上厕所也要喊“报告”，经哨兵允许方可去打，方可去上。罗瑞卿行动不便，室内有一个小卫生间，但他上厕所也要打“报告”，有些看守听了“报告”故意刁难，不予应允，罗瑞卿说了“憋不住了”以后，看守仍然让“等一等”。在不能忍受的情况下，罗瑞卿不得不提出抗议。“犯人”被允许自费订阅一份《人民日报》。有一个看守收到罗瑞卿的报纸后，自己先看，看完才给罗看。有时故意慢慢地看，就是不把报纸给罗。有一次，看守看完了报仍不交给罗，罗瑞卿就向他要，看守死活不给，还奚落他是“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我抗议，我要告诉你们的上级。”看守像没听到一样，直到下岗时，才将报纸交给罗瑞卿。第二天看守来时，两人又为报纸的事吵了起来。干部听到争吵后过来问清情况，向罗瑞卿表示道歉后，这才平静下来。类似的争吵次数很多。有时争吵完了，罗瑞卿又感到后悔地自言自语：“唉，我和一个孩子有什么可吵？”
1971年，已经在狱中度过5个年头的罗瑞卿开始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四十几年，读书未有今日之好读。”他阅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30本马列著作。
“九一三事件”后，每天都会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罗瑞卿发现外面的世界开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那一段时间里，舆论保持沉默，但罗瑞卿敏锐地发现林彪的名字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监狱的条件也在悄悄地改善。1972年1月5日，罗瑞卿被转移到木樨地附近的政法干校继续“监护”。此时，生活条件已有改善。不久，专案组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通报，并要他揭批林彪集团。
罗瑞卿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后，连续几个夜晚他兴奋得不能入睡，同林彪几十年的交往一幕幕浮过眼前。他认真回忆并开始奋笔疾书清算林彪的罪行。时隔不久，监狱通知他可以和家人见面了。7年来未睹亲人的罗瑞卿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断然决定推迟探望时间，待写完揭发林彪的材料后再和亲人见面。1972年6月15日，他先写完了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材料，接着在8月1日建军节前夕，又写完了揭发林彪历史上罪行的约13万字的材料。然后，他才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和亲人团聚。
子女们不解地问罗瑞卿：“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为什么还要这样？”他回答说：“我怎么能够不这样呢？我不把我掌握的全部情况写出来，怎么会安心呢？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林彪的自我爆炸，我也没有指望会活着见到你们。可是现在这些实现了，我还指望什么呢？我今年66岁了，身体搞成这样，今天见到你们，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也不知能不能见到你们的母亲。趁我脑子还清醒，我要给你们留下几句话，算做我的遗言吧。你们要转告组织，转告你们的妈妈，我对组织上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能在我的生前搞清我的问题当然更好。中央现在一定很忙。林彪等一伙给党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在一天两天中恢复过来的，但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死后，你们不要惊动任何人。摇一条小船，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去，恩格斯当年就是这做的，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这以后，罗瑞卿的处境转好，刚开始专案组守在屋里监视他与子女们会面，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孩子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恼了专案组，取消了和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每次会见完，专案组都坚持让罗瑞卿先走，一直等到罗瑞卿的汽车离开很远才准许孩子们离开。
罗瑞卿的解禁得益于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林彪的叛逃，给暮年的毛泽东打击很大，他决定撤销林彪时期设立的军委办事组、纠正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事件、平反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3年11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对罗瑞卿的监禁完全解除。
福州治脚期间，他一不小心成了“以诗言志”的诗人；作为军委顾问，他是真“顾”真“问”；面对“四人帮”的最后挣扎，他说“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
1974年底，经曾在福建请老中医林如高治过腿的张爱萍的介绍和邓小平的批准，罗瑞卿去福州治疗腿疾。在这里，罗瑞卿一不小心成了诗人。
虽然他已获得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总参谋部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文一，诉述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而李文一则把这些书信带给老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院长魏传统看。魏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而担心，怕长此下去会影响治疗。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意在劝他多到外面走走以排遣抑郁之情。但魏传统却没有想到，他的这首诗竟引发了罗瑞卿的两首诗。这已是1975年4月。一天，李文一清晨就扣开了魏宅的大门，他给魏传统送来了罗瑞卿的亲笔复信，信中写道：“我得到附在你信中寄来的老魏的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令人高兴。”他告诉魏传统他已到鼓山游过，并在信的后面附了答魏传统的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愿君知我心，何畏遮云天；太阳终归山，一样照人行。”此诗可以看出解除监禁后的罗瑞卿的喜悦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