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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的文革岁月
作者：李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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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的一天，皮定钧夫人张峰看到自家院内四季豆长得很茂盛，便将罗瑞卿夫妇请到家里吃用四季豆做的打卤面，席间大家都非常高兴。饭后郝治平才告诉皮定钧夫妇：“今天是5月31日，是他69岁的生日。”张峰拍着手说：“啊呀，这么巧！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买个蛋糕庆贺庆贺。”罗瑞卿高兴地说：“今天这打卤面就很好嘛，中国人过生日就讲究吃个面条。”回到住所，罗瑞卿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诗中，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时，他也严格解剖自己，意识到过去在工作中的弱点。他曾对不少战友和部下说：“我这个人过去锋芒太露，批评人也不讲究方式，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教训是深刻的。”经过文革的磨难，罗瑞卿更加成熟了，如果把他比作宝剑，它已经淬了火，不仅有刚强、锋利的一面，而且有了绕指的柔韧。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全国的形势好转，远在福州养病的罗瑞卿心情也逐渐舒畅起来。茶余饭后，他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省委书记廖志高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兴元等在庭院的林荫道中散步，谈论党和国家的希望和前途。8月，也就是八一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公开露面是在这一年的八一招待会上。此前，军委派专机把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之后，他返回福州，开始调查研究工作。
任命军委顾问，这在我军中是第一次，有的人不知道顾问该如何开展工作，罗瑞卿说：“我们可以搞一点调查研究，比如我就准备研究一下台湾问题。”此时，罗瑞卿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对外面的情况确实比较生疏了。为了能尽快工作，他需要补补功课。为此，他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冯将这10年来的文件送给翻一翻。于是，他的办公桌又堆起了成摞的文件资料。
期间，他行使了一次顾问的权力。有一次在和人的聊天的时候，他偶然听说一个叫大小登的英雄岛被诬蔑为“反动堡垒”、“修正主义堡垒”受到批判，曾经受到自己接见过的在该岛担任指导员的洪秀纯也被打倒了。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立即向军委建议，派人到该岛了解情况，以重新树立这面对敌斗争的旗帜。由总参和总政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很快来到该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证明这面当年的旗帜并没有倒。罗瑞卿听罢工作组的汇报，立即找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马兴元谈话，他说：“大小登是个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中的民兵也好，民兵干部也好，表现得都很英勇，非常坚定，敌人采取各种办法想把他们拉下水都没有能够得逞。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样板，错了！红旗还是红旗！希望你们给以支持。”当时，“四人帮”及其在该省的爪牙还十分猖獗，工作压力很大，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省委、省军区派人深入到该岛帮助工作，排除阻力，终于使这面红旗重新飘扬起来。
但是，不久以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日益猖獗。1975年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达后，罗瑞卿把军区和省委的几位领导约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福建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中央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得很坚决，工作开展得很好，很顺利。但是‘人家’不甘心啊，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皮定均说：“你就在这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罗瑞卿不服气地说：“打起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一样打冲锋。”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此时，局势已急转直下。2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罗瑞卿所住的省委宿舍汤井巷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如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对马兴元说：“要坚持下去，要沉得住气，不要动摇，他们（指‘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冲进来一伙人抢占了省委宿舍，马兴元也被抓走了，并抄了他的家，马兴元的夫人陷入无家可归的绝境。这种混乱情况对罗瑞卿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福州军区立即派副司令员龙飞虎去接处于险境的罗瑞卿。但罗瑞卿不肯马上离开，他指示工作人员一定要找到马兴元的夫人，直到工作人员把她找来，才一起乘车离开汤井巷省委宿舍。
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就在他准备走的这一天的中午，皮定均在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遇难。那天，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流着泪让警卫员推着他在走廊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不住地说：“他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罗瑞卿决定推迟一天回北京，他和郝治平给皮定均的夫人张峰写了一封唁函，说：“今天一早我们刚为朱老总离去而痛哭，中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又痛哭了一场。”参加完朱老总的追悼会后，罗瑞卿在北京小住了几天，8月又回到了福州。
9月9日，毛泽东去世，罗瑞卿不顾一切赶回了北京，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他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靠双拐把刚刚能站立的双腿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从“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后，已经10余年过去了，那一次相见竟成永诀。出狱那天，监禁近7年刚恢复自由的罗瑞卿，提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司机把车拐到长安街上，罗瑞卿叫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通过天安门时，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这不是演戏，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举动。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看过，也从此没有人再提到过。但毛泽东批准罗瑞卿解除监护的一个月后，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曾经作过自我批评。他说：“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大会，开始并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别的几个顾问也没有接到通知。罗瑞卿坚持要求，一定要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同意是同意了，但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3个军委顾问只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3个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就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终于给他们再增派了一辆车。
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看见罗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参加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毛泽东的追悼会一开始，罗瑞卿便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用一条腿一直肃立了一个多小时。他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又一次住进了301医院。
不久，“四人帮”被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罗瑞卿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春天：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此时，他已经72岁了，但他表示“要当成27岁来干工作”。然而，遗憾的是，不久去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时为1978年8月3日。
对于罗瑞卿在文革中的表现，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