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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中共统战工作
作者：石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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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宋哲元派代表刘子青与我党接洽。党中央委派张金吾（即张经武）为宋哲元处联络代表。刘少奇又指派张友渔协助张金吾开展工作，争取中上层军官。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则是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同时进行的。1936年10月，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与中共山西省工委发生横的联系。行前，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要站住脚跟，不做“清高”，不搞“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做山西省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据此，薄一波等就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积极而又慎重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口号和工作方式开展工作，首先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然后创办了新军，同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
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和阎锡山接触。最终达成三项协议：一是取消山西的反共组织；二是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是组织抗日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运动。
随后，党中央派彭雪枫为我党代表去太原，专门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刘少奇还派人与傅作义、韩复榘、刘湘的代表联系，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他指示说：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太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夏，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便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因薄一波过去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阎锡山这样的“邀请”，便婉言谢绝了。但当薄将此事报告北方局时，刘少奇当即指示：“机会难得，要去！”并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的工作，不应当做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不抵抗主义，阎锡山也在动摇。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找上门来，是个好机会，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于是，薄一波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回到了山西，通过多年的老关系，进一步了解到山西各方面的情况。
阎锡山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但当时他处境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日本人虎视眈眈，蒋介石又在挖他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不得不寻求共产党作暂时的盟友，以渡过难关。于是，阎锡山打起了“守土抗战”的旗号，用了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并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人周旋。他还曾解释说：“现在我只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但阎锡山却打错了算盘，刘少奇才不会上他的当。刘少奇对付阎锡山的策略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要尽可能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北方局当时认为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与薄一波一道先期开赴太原开展工作。
薄一波到太原后，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制定了行动纲领。为了迅速培养干部，先后办起了“临时财政协理员训练班”、“军政干部培训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与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和全国各地来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引进来，加以培养训练，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很有战略意义。
因此，薄一波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经验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我党既与他合作抗日，又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既利用他组织的牺盟会，又不受他的限制，使牺盟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拥护阎锡山抗战的口号下，发动群众，扩大新派的力量；注意组织新派同旧派的斗争，使旧派投敌和企图把山西造成反共局面的阴谋不能得逞。山西的经验当年得到党中央的多次表扬，认为“值得注意”和借鉴。
二、强调“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是上层的；主张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间来。
刘少奇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此文发表于1936年11月20日，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刘少奇在华北处理西安事变的影响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态度，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刘少奇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是上层的。
1936年11月14日，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本来我早就感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是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党内，刘少奇是较早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合作这一严酷的现实的，而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对蒋仍然是义愤填膺不共戴天。也难怪，十年内战蒋介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仇深似海又如何合作呢？
当年，刘少奇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认为要打倒日本侵略者必须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必须与蒋介石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于国于民不利，与共产党自身也不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仅剩二三万人，被胡宗南大军压迫在陕北山沟里，缺衣缺粮，难以为继。西安事变后两天，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身份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说明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介石以往对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此事则解决甚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时党内有一种“左”倾看法，认为张学良投降蒋介石是一种无耻行动。刘少奇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刘少奇指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采取分裂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将不能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军队之大部或全部来抗日，而恰是使他们大部或全部去降日。张学良、杨虎城始终不从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始终不和南京政府、国民党及蒋介石对抗，始终留在国民党内成为国民党中左派中坚力量，并以此力量来影响、推动与争取南京政府、国民党来抗日，“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能的政策。”他强调：一定要认定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有全部或大部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因为日本的进攻，同时威胁他们的存在。
刘少奇主张，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安是不恰当的，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的民族利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我党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它是以民族的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为基础的，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同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形势相联系的。刘少奇说，在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了，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并且认为，民族斗争是首要的最高的任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挽救祖国免遭灭亡，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于中国各阶级，包括对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摆脱民族压迫，才能为阶级解放创造条件。民族利益包含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