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出席中共“一大”的花花公子陈公博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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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
  
  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过了一会儿,陈公博看看没有动静,就与李汉俊道别准备回旅馆。出门后,发现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
  他关紧了房门,悄声叫妻子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同日,上海《申报》在第14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成文时间距“一大”结束只有十来天,记忆应该是相当准确的。该文不但详细记载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址的情况,而且提供了旅社命案的准确时间,这对于后来党史的研究者推断一大召开的时间、日程安排等有着重要的帮助。
  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于是请假,带着妻子去了杭州,连最后的一次会议,也是最重要的会议(选举、表决)都未参加。
  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张国焘回忆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地)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但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在陈看来,此次上海之行,既是开会又是蜜月旅游,但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关于他的表现,大家评价都不高。张国焘回忆道:“陈公博对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刘仁静回忆道:“陈公博与周佛海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
  当陈公博携太太返回到上海,方知中共一大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了一份,带往广州,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这也就是3年后,他在美国所写的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共“一大”文件的由来。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曾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过“一大”的情况。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梁复然在1962年回忆:“1921年秋,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广州后,在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由陈公博报告‘一大’概况。”另一党员谭天度也回忆道:“‘一大’广东的代表是陈公博,是推出来的,陈公博开会回来后牢骚很多。”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他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
  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他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也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陈在论文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中央的6个重要文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的文件,连中共中央也未曾保存,因此成了研究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文献。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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