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出席中共“一大”的花花公子陈公博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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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他没有什么贡献，却“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一个前来度蜜月的花花公子。
“一大”代表的光环
不适当地落到了陈公博的头上
陈公博1892年出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07年,15岁的陈公博停止学业跟随父亲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陈公博因父亲的威信,虽然还不到20岁,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他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还有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他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决定模仿《每周评论》,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3月，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通知后，召集党员开会。按理说,陈独秀是当然代表，而上海方面也点名要他参加，但他公务缠身，无法出席。其时，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如果陈独秀不能出席“一大”，另一人选就应该是谭平山，因为谭是广州支部的负责人。但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仅自己不去上海，也不让谭平山去，留他在广州协助筹款。
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决定只派一人。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正是由于陈独秀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一大”代表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陈公博的头上。
陈公博是最后一位报到的代表。7月14日,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才来到上海。为了出入方便,这对新婚夫妇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在此之前，广东方面的代表，特别是陈独秀迟迟不来，上海方面十分着急。
张国焘回忆说：“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及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了说明他辞职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
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及议题，然后念了由陈公博带来的陈独秀的信及他的四点意见。接着，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会议开到子夜才结束。
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继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公馆召开。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马林不愧是老革命家，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留了下来。他们上了二楼,在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使后人能够了解事情的经过。
这篇文章因为是公开发表，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陈公博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公博在文章中回忆了法国巡捕搜查的经过：
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邀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地）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大概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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