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施蒂尔里茨只好一直坐在壁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施蒂尔里茨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以前在亚基曼卡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象之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施蒂尔里茨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香槟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施蒂尔里茨感到惊讶。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施蒂尔里茨专门请去西班牙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萨申卡…”突然他看见了妻子的面孔。“小萨申卡和大萨申卡①。’现在死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出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小说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 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大街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施蒂尔里茨和施伦堡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施蒂尔里茨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施伦堡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施蒂尔里茨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施伦堡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施伦堡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施伦堡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施蒂尔里茨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施蒂尔里茨出来帮忙了。
“德方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德方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施蒂尔里茨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施蒂尔里茨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在胸前戴上护身符——一个椭圆形的项饰，里面放着萨申卡的一络头发…后来我迫于无奈把她的这个项饰扔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俄国人的。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德国项饰，沉甸甸的，显得十分阔气，萨申卡那一绺金白色的头发又和我朝夕相伴了，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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