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蒂尔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蒂尔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2年在大卢基城郊，施蒂尔里茨的司机在敌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弗里茨·罗什克。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施蒂尔里茨知道，他曾拒绝做盖世太保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施蒂尔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蒂尔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蒂尔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蒂尔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蒂尔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 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蒂尔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施蒂尔里茨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施蒂尔里茨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施蒂尔里茨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面包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施蒂尔里茨总是定时先喝一杯不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然后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再吃，最后再喝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女管家在施蒂尔里茨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施蒂尔里茨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施蒂尔里茨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施蒂尔里茨的脊背，施蒂尔里茨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俄国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施蒂尔里茨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有像猪一样的鄙风陋习…”
“那么说，您认为自己的主人是猪了？”施蒂尔里茨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施蒂尔里茨先生，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施蒂尔里茨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安娜·罗什克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施蒂尔里茨查问到死去的司机和安娜亲属的住址。但是弗里茨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安娜的亲属在英国飞机空袭埃森市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施蒂尔里茨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亨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成为帝国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集中营，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施蒂尔里茨把小孩送到图林根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施蒂尔里茨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施蒂尔里茨根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尔里茨先生，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施蒂尔里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戈林”，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戈培尔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鲍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党卫队帝国司令”。这是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施蒂尔里茨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萨耶夫，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对苏联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俄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依萨耶夫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施蒂尔里茨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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