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在自然博物馆附近施蒂尔里茨看见一辆“麦巴赫”牌装甲汽车。当他确信无人盯梢时，他从车旁走过。他看见鲍曼坐在后座上。
施蒂尔里茨又走回来，打开车门，说：“党员同志鲍曼，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鲍曼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开车吧，”他吩咐司机说，“去万泽。”
然后他把后座和司机隔开的玻璃关上。
“我在哪儿见到过您？”他问道，仔细地打量着施蒂尔里茨。“我说，取下您的伪装吧……”
施蒂尔里茨把眼镜放到膝盖上，往上托了托帽子。
“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鲍曼重复了一遍。
“没错，”施蒂尔里茨答道，“当您向我颁发十字勋章时，您说，我的脸像数学教授，而不象间谍…”
“可现在您的脸恰恰是一张间诉的脸，不象教授，”
鲍曼开玩笑说，“好，说吧，有什么情况。”
连接鲍曼和帝国保安局的电话机整整一夜没有响过。所以，当第二天早上一份窃听到的材料放到希姆莱桌上的时候，他先是勃然大怒，等冷静下来后，感到大吃一惊。他召见缪勒并命令他查清——不过要谨慎小心——是谁昨天夜里在政府通讯专用室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总部的鲍曼通话。
整整一个白天缪勒未能得到任何确切的材料。直到傍晚晚才有一份关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给鲍曼打电话时，在话筒上留下的指纹材料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据资料记载，几天前盖世太保已发现过同样的指纹，这些指纹是在俄国女谍报员的电台上发现的。
鲍曼的司机在值班后回家的途中被捕。他过去曾得到鲍曼的允许不充当党卫队的情报人员。三个小时他没有吐露一个字，”并一直要求和鲍曼面谈。在对他进行一番恫吓威逼后，他供认，夜里有个陌生人坐进他们车里。但他和鲍曼谈话的内容，司机无法提供，因为谈话是在被厚厚的防弹玻璃隔开的后座进行的。他对坐车人的相貌用语言描绘了一番。他说，这人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前额，戴一副宽边角质眼镜，唇上蓄着灰白的胡须。给他看了二百多张照片。其中有施蒂尔里茨的相片。但首先，施蒂尔里茨不留胡须，根据需要胡须可以随时粘上或取下，非常方便；其次，这是他五年前的相片，在战时，经过五年人们一般都有很大变化，有时变得难以辨认。
希姆莱在得到缪勒进行调查的报告后，同意他关于暗中收集单位所有工作人员指纹的建议。
同时缪勒还建议除掉鲍曼的司机，办法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自己家附近的街上由于撞车而偶然身亡。
最初，希姆莱打算批准这一看来十分必要的措施，但转念一想，改变了主意。他对所有人都开始不再信任了，其中包括缪勒。
“这您自己考虑决定吧，”他说道，“也许，根本就应该把他放了？”他反问道，巧妙地应付了对方，而且他知道缪勒会怎么回答。
“这不可能，审问他时涉及了这么多的问题。”
党卫队司令要听到的正是这样的回答。
“这我不知道，”他皱起眉头，“司机是个诚实的人，而我们是不惩处诚实人的……您自己想办法吧…”
缪勒走出希姆莱的办公室，心里充满怒火，因为他知道，党卫队司令害怕鲍曼，并让他当替罪羊，去承受打击。
“不，”他暗自决定，“既然如此，我也要留个心眼。让司机活着。这将是我的王牌。”
希姆莱在和缪勒谈话后请来了奥托·斯科尔兹内。
希姆莱意识到，和鲍曼的争斗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要是鲍曼在党卫队某个尚未查清的背叛者的帮助下得到足以使他——希姆莱身败名裂的材料，那他必须针锋相对利用这一次所掌握的事实给以致命打击。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充分掌握情报和拥有实力才能使敌对双方的机会均等。而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党的档案装甲保险柜中收藏有如此多的资料。就让鲍曼依靠人去进行斗争好了，而他，希姆莱，将利用档案材料，因为档案材料比人更为可靠，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比人更有力…
“我需要鲍曼的档案，”希姆莱说道，“斯科尔兹内。我需要什么您理解吗？”
“我理解。”
“这比劫持墨索里尼还要困难。”
“我想是的。”
“不过，这能办到吗？”
“不知道。”
“斯科尔兹内，这样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最近几天鲍曼要疏散档案，您的任务是查清，运往何处以及由谁护送。施伦堡会帮助您——不是公开的，而是通过一般商讨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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