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尔里茨乘上夜班特别快车出发到瑞士边境，以便“准备一个越境窗口”。他和施伦堡都认为，派牧师公开通过国境会事与愿违，把事情张扬出去。而整个这次行动都是背着盖世太保进行的，在施拉格事成之后，按施伦堡的计划，“揭露”施拉格的正是施蒂尔里茨。
经施伦堡的允许，近日来施蒂尔里茨一直在为牧师物色一些策划阴谋的合格“人选”——从外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挑选，施蒂尔里茨在这两个部门物色到的都是些死心扬地为纳粹主义效命的人。施蒂尔里茨特别满意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曾被盖世大保招募去当过间谍。
“这很好，”施伦堡赞扬说，“这样做很妙。”
施蒂尔里茨用疑问的眼光瞧了他一眼。
“我的意思是，”施伦慢解释道，“这样我们可以使所有背着我们在西方寻找和平接触的人声名狼藉。要知道，西方是明显区别对待盖世大保和我们这个部门的。”
这一趟夜班特别快车有别干所有其他火车，它跟战前一样舒适：在车厢的小单间里真正的皮制带子不时装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铜制的烟灰缸闪着暗淡的光亮，列车员在送浓郁的咖啡。实际上只有外交人员才乘坐这列行驶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士走廊上的火车。
施蒂尔里茨的单间是74号。后一节车厢的56号单间里是一位脸色苍白的瑞典教授，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姓既长而又别扭。他们俩人和另一位伤愈后返回意大利前线的将军是两节国际车厢中仅有的乘客。
将军来到施蒂尔里茨的单间，问道：“您是德国人？”
“唉。”施蒂尔里茨叹了口气。
他可以说些玩笑话，这是经领导允许的。反间活动有时需要说一些含有恶意的玩笑话。如果对方没有到盖世太保去告密，便可以考虑今后对这人进一步考察。这问题在于盖世太保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是当场制止不体面的谈话，还是任其发泄？施蒂尔里茨认为，对帝国即便是微小的危害——对他的祖国便会带来重大的利益，因此他千方百计支持那些持主张挑拨离间观点的人。
“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将军感兴趣地问。
“因为没有给我送第二杯咖啡。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有求必应：只要他们一提出，就会送去真正的咖啡。”
“是这样。倒是给我送了第二杯。我有白兰地。要喝吗？”
“谢谢。我也有白兰地。”
“不过，您也许没有腌猪油。”
“我有。”
“这么说，我和您的伙食供应标准是相同的咯。”将军说道，两眼注视着施蒂尔里茨从皮包里取出的东西。“您的军衔是什么？”
“我是外交官。外交部三局参事。”
“你们真可恶！”将军说着坐到安装在小洗脸池旁的软椅上。“你们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
“因为是你们制定的外交政策，因为是你们造成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局面。干！”
“干杯！您是梅克伦堡人？”
“对，您怎么知道的？”
“根据您说的‘干’字猜到的。所有北方人都喜欢只说一个‘干’字。”
将军笑了。“对，是这样，”他说道，“您听我说，昨天我是不是有可能在航空部见到过您？”
这时施蒂尔里茨的全身肌肉都紧张起来：他昨天曾把牧师施拉格带到航空部——为了和接近戈林周围的人“建立”联系。当整个行动计划一旦成功，便吸收盖世太保参与这事——到那时就按施伦堡的要求，查清“阴谋”的细节——所以牧师必须在航空部、空军以及外交部“留下蛛丝马迹。”
“不，”施蒂尔里茨边琢磨着边往杯子里斟酒，“这个将军不可能看见我：我坐在车里时，旁边没有任何人经过。缪勒未必会派一名将军来跟踪我，这不像他平时所干的，他的做法比这简单。”
“我没有到那儿去过，”他回答说，“我的长相很奇怪，谁都说好像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
“您的长相属于某种模型，’将军解释说，“长得跟许多人一样。”
“这好还是不好？”
“对间谍来说，也许很好，可对外交官来说，就不见得好。你们的脸要让人记住，终身难忘。”
“那对军人来说呢？”
“目前军人要有一双结实有力的飞毛腿，为了能及时逃跑。”
“您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这样的话不害怕吗？”
“可您不知道我的姓名…”
“要弄清姓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您有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
“是吗？见鬼，我一直以为我的脸是最标准的。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等您写好材料去告我的密，等他们找到第二个证人，时间就早已过去——一切都将完蛋。把我们置于被告席上的将是另一些人，而不是这些人。而且首先是审判你们，外交官。”
“杀人放火的是你们，毁灭一切的是你们，而审判的却是——我们？”
“我们是执行命令。烧杀的是武装党卫队。我们——打仗。”
“怎么，您发明了一种特殊方法；打仗可以不放火、不死人？”
“战争反正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这种愚蠢的战争，一个外行人指挥的战争。他认定，可以凭灵感打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大家需要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爱伟大的德国，而我们所有人想的，只是怎样把德国出卖给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干杯……”
“干！国家好比人。静止使它们停滞不前。国界扼杀它们。它们需要运动——这是公理。运动——就是战争。如果你们这些可恶的外交官再把事情搅乱，就把你们统统消灭，一个不剩！”
“我们也是执行命令。我们和你们也同样是士兵…元首的士兵。”
“得了，您别装了。‘元首的士兵’”，他学着施蒂尔里茨的腔调挪榆道，“一个偷了将军靴子的低级军官……”
“将军，跟您谈话我感到恐惧…”
“别撒谎。现在整个德国说得跟我一样……或起码是这么想的。”
“那希特勒青年队的孩子兵呢？当他们冲向俄国坦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吗？他们喊着‘希特勒万岁’去死－－”
“狂热永远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狂热者可以获得胜利——那只是在最初阶段。他们永远不可能保住胜利，因为他们的狂热不会持久，他们会感到厌倦。干！”
“干杯……您为什么不发动您自己的那个师呢…”
“是军…”
“那就更好了。那您为什么不带着自己一军人马去投降当俘虏呢？”
“可是家呢？司令部里的狂热者们呢？还有那些相信神话般的胜利，觉得打仗要比向盟国阵营投降容易得多的胆小鬼们呢？！”
“您可以下命令。”
“下命令是要人们去牺牲。要人们为了生存去投降敌人这样的命令还从未有过。我还没有学会写这样的命令。”
“如果您接到这种命令呢？”
“谁的命令？是那个神经衰弱的患者？他拖着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走进坟墓。”
“如果命令是凯特尔下的呢？”
“他的脑袋好比屁股。他是秘书，不是军人。”
“好吧……要是在意大利您的总司令…”
“凯塞林？”
“对。”
“他不会发布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
“他是在司令部受到戈林的栽培。在领袖人物手下工作的人必然丧失主动性。他可以变得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但没有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去找疣猪。”
“找谁？”
“疣猪，”将军执拗地重复了一遍，“找戈林。”
“您确信在没有得到戈林准许的情况下不可能说服凯塞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要不是深信不疑的话，我就不这么说了。”
“您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我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即将灭亡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所有人，大家一起…请您相信，当大家一起去死的时候，这并不可怕。我们的失败将是毁灭性的，对这场战争失败的记忆在今后世世代代不幸的德国人心中将引起伤痛……”
在边境车站施蒂尔里茨走出车厢。将军从他身旁走过时，垂下眼睛，举手向他致党的敬礼。
“希特勒万岁！”他扬声说了一句致意词。
“希特勒万岁，”施蒂尔里茨回礼时说，“祝您走运。彻底粉碎敌人。”
将军惶恐不安地瞧了施蒂尔里茨一眼：看来，他昨天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失言了。
“谢谢，”他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大，想必是为了让列车员听见他说的话，“我们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全军覆没。”
“这我不怀疑，”施蒂尔里茨应和着回了一句，便沿着站台慢步走去。
在两节车厢里只剩下瑞典教授一人，他离开德国到安祥宁静、自由独立的瑞士去，施蒂尔里茨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直到边境和海关检查结束。火车徐徐开动，施蒂尔里茨久久地目送着紧贴在窗口的瑞典教授。
这个瑞典人就是普莱施涅尔教授。他带着给莫斯科的密码情报到伯尔尼：
汇报已完成的工作，施伦堡布置的任务，和鲍曼的接触以及凯特的暴露。在这份汇报中施蒂尔里茨请求派来通讯联络人员，并谈到他能与来人取得联系的时间、地点、方式。施蒂尔里茨同时要求普莱施涅尔熟记发往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副文。电报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收到这份电报的人一定会刻不容缓地转发到 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情报中心收到的电文内容将是：
希姆莱通过沃尔夫在伯尔尼和杜勒斯开始谈判。
尤斯塔斯
火车开走后，施蒂尔里茨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接着到当地的边防站要车，以便驱车到遥远的山中哨所；不久牧师施拉格将在这儿“非法”越境潜入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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