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乎逻辑，”缪勒听了施蒂尔里茨的报告，说道，“您和物理学家隆格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请把我当成你们的盟友吧。”
“您派去跟踪瑞典外交官的‘霍里赫’牌汽车的那辆汽车与这件事有关系吗？”
“您察觉到有人跟踪您？您明显地感觉到危险吗？”
“任何一个傻瓜处在我的位置都会察觉有人盯梢，至于危险嘛——待在家里有什么危险可言呢？假如我待在国外的话…”
“您的头不疼吧？”
“因为操虑过度？”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
“因为有一种压力。”缪勒回答说，他马上举起左手，开始按摩后脑勺。
“他是想看看手表。他在等待着什么？”施蒂尔里茨暗中发现，“要不是握有一张王牌，他是不会下决心演这场戏的。这张王牌是谁呢？是牧师？是普莱施涅尔？还是凯特？”
“我劝您试着做做瑜伽呼吸体操。”
“我不相信这个…不过您可以示范一下。”
“左手放在后脑勺上。不，不，只用手指。而右手应该贴头顶放平。就是这样。同时开始按摩脑袋。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您会像对待霍尔托夫一样在我头顶上猛击一下”
“您要是建议我背叛祖国，我就这样对付您。高级总队长，您偷偷地看了看手表，不过，您的手表慢了七分钟。我喜欢公开的角斗——同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
缪勒嘿嘿一笑。
“您没有在我的机关里工作，我一直对此深感惋惜。不然的话，我早就让您当我的副手了。”
“我还不愿意干呢。”
“为什么？”
“您嫉妒心很重。像一个含情脉脉的忠实的妻子。这是一种可怕的嫉妒。可以说是残酷的嫉妒……”
“说得对。不过，换句话说，这种残酷的嫉妒是对同志们的关心。”
缪又看了看表，不过这次他不曾加以掩饰。“他是个一流的职业谍报员，”缪勒暗想，“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手势和情绪明白一切。好样的。如果他做反对我们的事，那么他给帝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好了，”缪勒说，“我们马上就公开角斗。朋友，再等一分钟……”
他站起来，敞开沉重的牢门。虽然牢门上包着厚厚一层铁皮，但用一个指头便可将它轻轻推开。他对一个正在用火柴杆剔指甲的懒洋洋的卫兵说：“请给朔尔茨打个电话，问问他有什么新情况。”
缪勒估计罗尔夫可以在两三个小时之内逼迫那个俄国女人招供，然后把她送到这里来当面对质。是他干的就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也不冤枉他。验证事实是反间谍工作人员的职责，审讯施蒂尔里茨的计划他也安排得十分精当：只要罗尔夫一撬开那个俄国女人的嘴，缪勒就立刻打出自己的王牌，观察施蒂尔里茨的举止，然后让他和那个“女钢琴师”当面对质。
“等一下，”缪勒向牢房转过身来，“我在这里等候一个通知…”
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膀：“为什么把我领到这里来？”
“这里安静一些。如果一切都按照我所希望的那样结局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去，那时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和您一起在我的机关里做了一件事。”
“我的上司会知道这一点吗？”
“您害怕谁的嫉妒心——他的还是我的？”
“您是怎么想的？”
“我喜欢您坚决果敢地去干。”
卫兵走进来报告说：“总机叫我转告您，那里没有人接电话。”
缪勒吃惊地绷了绷嘴唇，心中想到：“大概他没有打电话就开车到这里来了。可能是我的电话占线，他亲自坐车来了，以便节省时间。好极了。这么说，再过十至十五分钟，罗尔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好吧，”缪勒重复一句，“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时需要采集石头，有时需要扔掉它们。”
“看来您在中学时代神学课学得不大好，”施蒂尔里茨说，“祈祷书里是这样说的：有时需要扔掉石头，有时需要采集石头，有时需要拥抱，有时需要回避拥抱。”
缪勒问道：“您和一个被监护的牧师详细研究过圣经？”
“我经常反复诵读圣经。为了战胜敌人，应该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您说对吗？在交锋的时候才去研究，意味着自己注定要失败。”
“莫非他们在国外抢先截走了牧师？很有可能。虽然我返回车站的时候没有遇见一辆汽车，但是他们可能会赶在我动身之前，事先躲在哨所里。根据时间推算这是吻合的。他们大概已驶近柏林。是这样的。看来我应该立刻提出要求同我的老板当面对质。只能采取攻势。无论如何也不要采取守势。如果缪勒问我间谍克劳斯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回答他呢？家里的桌子上应该有一封信。这可以说明我当时显然不在现场。可是谁能料到，这些事件恰恰把他们引到牧师身上呢？克劳斯的事还有待于证实。时间对我是有利的。”
缪勒慢吞吞地从贴胸口袋里掏出一只浅蓝色的信封。
“归根结底，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施蒂尔里茨继续思考着。“这个傻瓜，他以为他那副慢条斯理的神气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马上就会坐立不安。随他的便把牧师可能会招供，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主要的是普莱施涅尔事先已提醒我们的人：凯特彻底暴露，沃尔夫已开始谈判，或者正在准备谈判。我们的人应该组织一切力量继续战斗，即使我暴露了，他们也会明白行动的方向。缪勒弄不清我的密码，除了我和上司之外，谁也不知道我的密码。他们从我这里弄不到密码，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您瞧，”缪勒从口袋里掏出三张经过鉴定的指纹照片，“您瞧这东西多么有趣。这几个指纹，”他把第一张照片递到施蒂尔里茨面前。“我们是从那个玻璃杯上取下来的，您曾用这个杯子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个不幸的、愚蠢的、轻信的霍尔托夫。这几个指纹，”缪勒抽出第二张照片，仿佛从一副纸牌里抽出一张王牌。“我们是从哪里找到的，您想过吗…啊？”
“我的指纹可以在荷兰找到，”施蒂尔里茨说，“可以在马德里、东京、安卡拉找到。”
“还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回忆一下，然而这至少要花费十四五个小时。我们不但要耽误吃午饭，而且要耽误吃晚饭……”
“没关系。我准备挨饿。顺便提一句，您的瑜伽禅宗认为，饥饿是最有效的良药之—……喂？回忆起来了吗？”
“如果我现在被捕了，并且您正式通知我这件事，我就以被捕者的身分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我现在没有被捕，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打算回答，”缪勒模仿着施蒂尔里茨的语调重复道，“我不打算回答。”
他看了看表：假如现在罗尔夫走进来，他就从发报机说起；然而罗尔夫耽误了时间，所以缪勒说：“请您尽量一字不差地复述一下，您在任何人都绝对不得入内的机要通讯室打过电话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最好按照时间顺序，一分钟一分钟地复述。”
“他没有亮出第三张指纹照片，”施蒂尔里茨暗想，“看来他还掌握一些别的情况，也许现在应该敲打他一下，使他下一步不至于这么自信。”
“应该把那些玩忽职守的通信员送交法庭审判。他们把钥匙留在门上，像兔子似的钻进避弹所。我走进机要通讯室之后，遇见党员同志鲍曼，和他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至于我同他谈些什么，我当然不能告诉您。”
“请别过分计较，施蒂尔里茨，不要过分计较……我毕竟比您资格老，军衔比您高，年龄比您大…”
“他这样回答我，似乎暗示我并没有被捕，”施蒂尔里茨迅速地察觉到这一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他们还没有拿到罪证，但他们正等待着罪证，也希望从我这里拿到罪证。看来我还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请原谅，高级总队长。”
“这就好了。总之，您和鲍曼谈了些什么？和党员同志鲍曼？”
“我只能当着他的面回答您的问题，请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您要是能够背着他回答我的问题，也许您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一下，也就用不着回答第三个问题了…”
缪勒又看了看表。大概罗尔夫现在正沿着地下室的楼梯走进来。缪勒一向认为他可以十分准确地感觉出时间。
“我准备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如果它只涉及我个人，而不涉及帝国和元首的利益的话。”
“它只涉及您个人。这几个指纹是我的部属们在一个俄国女报务员的手提箱上发现的。这个问题您最难回答。”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恰好不难回答，因为我在罗尔夫的办公室里检查过这个女报务员的手提箱，这一点罗尔夫可以证实。”
“这一点他已经证实过了。”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还在这只手提箱转交给我们之前，区盖世太保分局就取下了您的指纹照片。”
“他们不会弄错吧？”
“不会。”
“那么偶然性呢？”
“偶然性可能会有。不过这个偶然性是令人信服的。在柏林的所有寓所里一共有两千万只手提箱，为什么恰恰在那个俄国女报务员用来保存自己物品的手提箱上发现您的指纹呢？这一点怎么解释？”
“嗯…嗯……这一点的确很难解释，或者说几乎无法解释。假如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也不会相信我的任何解释。我理解您，高级总队长，我理解您…”
“我非常希望您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施蒂尔里茨，我向您保证，我对您非常同情。”
“这我相信。”
“罗尔夫马上就把那个俄国女人送到这里来。我相信，她会帮助我们弄明白，您在什么地方在这只手提箱上留下了指纹。”
“俄国女人？”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说，“是我在那所部队医院里抓住的那个女人吗？我的视觉记忆好极了。假如我以前遇见过她，我一定记得住她的面孔。不，她不会帮助我们的……”
“她会帮助我们，”缪勒反驳说，“一定会帮助我们－－”他又在贴胸的口袋里摸了摸，“这就是……从伯尔尼带来的。”
缪勒说罢给他看了看：这是普莱施涅尔送往伯尔尼的施蒂尔里茨的密码电报。
“这下完了，”施蒂尔里茨明白了，“这下彻底失败了。原来我是个白痴。普莱施涅尔要么是个胆小鬼，要么是个大笨蛋，要么是个内奸。”
“您好好考虑一下吧，施蒂尔里茨，”缪勒吃力地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出牢房去了。
牢门轻轻地关上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感觉他体验过不止一次了。施蒂尔里茨觉得自己已不再用两腿站着，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别人的身子，同时四周的物体也变得更加鲜明，棱角也显得多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会发现这么多棱角。后来他曾对这一点大为惊异，他也常常拿自己这种古怪的功能开心。他还能准确地区分花束中各种花朵之间接触的线条，甚至能看出这朵花或者那朵花处在哪个位置才能显得鲜艳夺目。他初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在1940年深秋季节，在东京。当时他和保安处派驻德国大使馆的间谍头子在市区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东京银行大楼附近，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老熟人。此人是他早年在海参团认识的，名叫沃伦尼卡·皮梅佐夫，当时是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军官，在国外，到处能够遇见俄国人；他们对什么都能适应，可就是过马路时总违反交通规则；后来施蒂尔里茨根据这个特征在国外认出不少同胞。这时，只见皮梅佐夫横穿马路向他跑过来，热烈地拥抱着他，以至于公文包从自己手里掉下来。皮梅佐夫抱着他高声喊道：“马克西姆什卡，亲爱的！”
在海参 ，他们相互之间称呼“您”。令人可笑的是，想不到皮梅佐夫有朝一日会亲呢地称呼他“马克西姆什卡”，而不再尊称他“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特点：他们常常把素不相识的同乡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把熟人，即使是偶然见过一面的熟人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施蒂尔里茨也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很不乐意去巴黎和伊斯坦布尔，那里有许多俄国侨民，但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往这两个城市。那次同皮梅佐夫不期而遇，施蒂尔里茨准确地做出一副蔑视而又迷惑不解的表情，用食指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推开了皮梅佐夫，后者像挨了打似的馅媚地微笑着走开了。此刻，施蒂尔里茨发现他的衣领特别脏。他的领子上有各种精确的色调：白色、灰色和浅黑色。后来他回到旅馆，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颜色在纸上画出来。他敢打赌，他画的决不比照相机拍摄的差，可惜当时无人和他打赌。就在这次东京街头邂逅之后，施蒂尔里茨对医生说，他的视力出了毛病。医生认为他由于经常过度疲劳引起左眼粘膜发炎，于是半年后他遵照医嘱戴上了墨镜。他知道，眼镜，尤其是墨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有时会使人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在东京事件之后马上戴墨镜是不恰当的，此后应该有半年的准备阶段。在这半年时间里，苏联驻东京的情报机
关自然要密切监视德国人的动静，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对皮梅佐夫产生兴趣。德国人终究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大概保安处的那个军官认为这个穿着破鞋和脏衬衣的穷愁潦倒的俄国侨民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小人物。
他第二次出现这种空虚和自身失落之感是在1942年，在明斯克。那时他做为随员陪同希姆莱巡视苏联战俘集中营。俄国俘虏躺在地上，活人和死人躺在一起。这是一些骨头架子，是活人的骨骼。当时希姆莱感到恶心，脸色顿时变得刷白。施蒂尔里茨和希姆莱并排走着，此刻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很想掏出自己的瓦尔特式手枪，把弹夹里的子弹射入这个戴夹鼻眼镜的人那张布满雀斑的
脸。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顿时感到浑身发冷，一股甜蜜的恰悦涌上他的心头。“可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他们会安插另一个坏蛋接替这个坏蛋，并且加强私人警卫。就此了事。”那时候，即在克制住这个强烈的欲望之前，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他人的身子。此时，他对希姆莱的脸色具有一种极为精确的色彩感受力。他清楚地察觉到希姆莱面颊和鬓角旁的雀斑是淡黄色的，左耳朵附近的雀斑是浅褐色的，而脖子上的则是黑色丘疹状的。施蒂尔里茨像驱赶魔力似的驱赶着这种奇特的感受力。直到一年后，他才第一次对自己这种经常出现的奇怪的视力加以嘲笑……
施蒂尔里茨强迫自己的身体恢复原状，他感觉全身的肌肉在轻轻地颤抖。他约莫站立了一分钟，感觉到一股热血涌向面部，眼睛里冒出一些绿莹莹的尖尖的火花。
“这就对了，”他对自己说，“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像一个紧握的拳头。尽管这里的墙壁漆着三种颜色：灰色、蓝色和白色。”
这时他笑起来。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发笑。只是这些该死的颜色…让它们去吧。谢天谢地，缪勒走出去了。他干了一件蠢事，给了施蒂尔里茨思考的时间。如果你把对活人当成真正的对手，就千万不能给他思考的时间。缪勒，你自己大概也首尾不能相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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