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以后，他回到孤儿院，站在涂着白漆的窗户旁边，感觉到他心中有某种东西受到了损伤。
“您好！”他对一个正在朝小窗外面张望的女人说，“乌尔苏拉·卡利德尔是我的女儿。他们允许我……”
“是的，我知道。可是小女孩现在正在睡觉。”
“我要上前线去了。我想抱着她走一走，让她在我怀里睡吧。该换尿布的时候，我再把她送回来…”
“恐怕医生不会同意的。”
“我要到前线去了。”赫尔穆特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理解您…我尽力而为。请您在这里等一会儿。”
他等了十分钟。他浑身发抖，上牙合不上下牙。
小窗终于打开了。有人递给他一只洁白的口袋式襁褓。女儿脸上蒙着一层白包布。小姑娘在睡觉。
“您想到街上去吗？”
“什么？”赫尔穆特没听明白。他觉得问话人的声音是从远方传来的，仿佛隔着一扇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门同他说话。自从那次受内伤以后，每当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请您到我们的小花园里去吧，那里很安静，如果遇上空袭，您可以迅速地转移到地下掩蔽所去。”
赫尔穆特来到大路旁边，听见背后传来吱吱轧轧的刹车声。一个军用汽车司机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刹住汽车，然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大声喊道：
“您怎么啦，没看见汽车？”
赫尔穆特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轻轻地向地下室门口跑去。凯特正站在门口等着他。小男孩躺在一只箱子里。
“等一下，”赫尔穆特说着把女儿递给凯特。“您抱住她，我跑到公共汽车站去。在那里看得见转弯处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我跑回来接您也来得及。”
看见凯特小心翼翼地接过他的女儿，他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花，然后他向一堵残墙上的豁口跑去。
“最好一块儿走，”凯特说，“我们还是一块儿走吧！”
“没关系，我就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答说，“他们很可能有您的照片，而我在负伤前完全是另一个模样。我就来，等着我吧。”
他说里迈着碎步向公共汽车站跑去。街道上空寂无人。
“孤儿院不久就要疏散，我要和女儿失散了，”他心想，“以后我怎么找到她呢？要是被炸弹炸死的话，那还不如死在一起呢。这个女人可以喂养她，像抚养两个双生子…为了这一点，以后上帝会宽恕我的一切。虽然那天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杀过无辜的村民。”
开始下雨了。
“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动物园，在那里换乘火车。或者同难民一道走。很容易从这里逃脱。在我们抵达慕尼黑之前，她会喂养我女儿的。到了那里有妈妈帮助。还可以在那里雇一个奶妈。不过他们会搜捕我。不能到妈妈那里去。不要紧。应该先离开这个城市再说。可以到北方海滨去。去投奔汉斯，总之，谁能想到我会去投奔前线战友呢？”
赫尔穆特把自己的帽子向耳朵上拽了拽。那一阵浑身发冷的感觉过去了。
“幸好下雨了，”他在想，“好在有了一点动静。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四周悄然无声，那就不好了。如果飘起雪花或者下点雨，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
蒙蒙细雨还在下着，可是乌云突然散开了。高高的天空露出一道蓝莹莹的缝隙和一小块白花花的太阳。
“春天来了，”赫尔穆特心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见青草了…”
这时他看见街道转弯处驶来一辆公共汽车。赫尔穆特正要转身跑回去接凯特，但他发现公共汽车后面驶出几辆黑色小汽车。它们不顾一切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地向孤儿院疾驶而去。赫尔穆特又感到两腿发软，左手发凉。因为这是盖世太保的汽车。此刻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想逃跑，但他明白，他们会对奔跑的人产生怀疑，这样一来，那个俄国女人和他女儿立刻就会被抓住。他们会把她带回去。他害怕这会儿他又犯病，他会在昏迷状态中被他们抓走。“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女儿，脱去她的衣服，把她抱到窗前，可是春天刚刚来临，将来还会暖和起来。要是这样…她，就是那个俄国女人，听见枪声会明白一切的。不能让…”
赫尔穆特走到柏油马路上，突然举起巴拉贝伦手枪，瞄准第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一连开了几枪。他听见自动枪的射击声，在感觉到此生最后的疼痛之前，他所想的最后一件事是：“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女儿叫什么名字…”
这个念头又折磨了他一会儿，接着他便死去了。
“不，先生，”女护士对梁勒说，是她亲手把小女孩交给赫尔穆特的，“这最多是十分钟以前的事……”
“小女孩在什么地方？”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沉着脸问道，他努力避开不看那个染了发的同伴的尸体。尸体横躺在朝门口的地板上。看得出此人年纪很大，大概他最后一次染发时间相当长了，因为他的头发已变成双色的——发根是红色的，发梢是浅褐色的。
“依我看，他们乘汽车走了，”另一个女护士说，“当时他旁边停着一辆汽车。”
“怎么。小女孩自己上的汽车？”
“不，！”那女人一本正经地说，“她自己上不了汽车。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
缪勒说：“把这里认真检查一遍，我该回去了。第三辆汽车马上就到，它已经开出来了。…小女孩是怎么上的汽车？”他在门口转过身来问道，“是一辆什么样的汽车？”
“大汽车。”
“是载重汽车？”
“是的。是绿色的…”
“这里有点不大对头，”缪勒说着打开房门，“把周围的房屋搜查一遍…
“周围都是些废墟。”
“那也要好好搜查一下，”他说，“总之，这一切简直太荒唐了，实际上是无法工作的。我们无法理解外行谍报员的逻辑。”
“也许他是个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抽着烟说。
“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是不会到孤儿院来的。”缪勒忧郁地答了一句，然后走出去了。
他刚刚跟朔尔茨通过电话。朔尔茨告诉他，在伯尔尼的秘密联络点，那个送密码的俄国联络员自杀了。
1945年3月13日16时11分
鲍曼的档案工作小组给施伦堡打来了电话。
“发现一些情况，”工作人员对他说，“您要是能来一趟，支队长，我们准备给您看几份文件。”
“我马上就来。”施伦堡简单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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