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从查尔茨堡向山区蜿蜒，积雪还没有融化。在这里，滑雪的季节——尤其在北面良好的坡道——时常要持续到五月上旬。
一路上，施季里茨被挤在汽车的后排座上，坐在奥根和库特中间。汽车由突击队队长维利驾驶。
施季里茨看过了在阿尔特——奥泽地区工作的所有军官的档案。
出发前，缪勒在自己的办公室反复强调：“伙计们，我把施季里茨交给你们。记住我对你们大家说的话，也要让施季里茨记住。自从他在瑞士完成任务返回帝国后，他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他两次奇迹般地摆脱了困境，倘若出现第三次，他就劫数难逃了。所以，小伙子们，我禁止你们让施季里茨单独一人活动，哪怕短短一会儿。你们工作要在一起，吃饭要在一起，睡觉要在一个房间，甚至要两个人一起抄写文件。记住，伙计们。”他对三个身材魁梧却不大灵巧的党卫队队员说，“施季里茨是个罕见的勇敢的人。他准备光明正大地面对敌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对此很满意，我当然也是一样。不过，我要对他的生命向帝国领导人负责。所以我派你们同他在一起。”
“谢谢，分队长。”施军里茨说，“我衷心感谢对我的这种关心，但是如果在林茨的调查过程今，必须要同我感兴趣的人谈话怎么办？单独面谈和集体谈话是两回事。如果大家围坐在圆桌前谈，那我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向西方发报的那座城堡周围有十万公顷的美丽花园。栅栏牢牢地把您同敌人隔开，从高处还可以向周围地区开枪射击。您沿着小路，面对面谈话好啦。我知道，在城堡内没有什么杂人会公开和您讲话，他们清楚在什么地点、什么距离上能有人听得到他们的谈话。不过，您要把谈话录音的磁带交给奥根，”他望了望奥根，“而您要火速将磁带送到柏林，这是您的工作，奥根，施季里茨无须为了区区小事费脑筋。”
“这不是小事。”施季里茨反驳，“这样的话我无法复听我们的谈话，在和另一位同事见面前我会把名字和事情搞错……这样我难以工作，分队长。”
“存在困难就是为了克服它。”缪勒打断他的话，“行啦，朋友们。我把我喜欢的施季里茨交给你们。我为他感到自豪。你们必须在一星期后把他送回这里，你们将得到晋级的奖励。嗨，希特勒！”
“分队长，为什么不给我戴上手法再让我工作呢？”施季里茨说。
缪勒哈哈大笑起来：“如果局势不是这样紧张，我会盯住您，用隐身人的药，学会您娴熟的搞阴谋的本领。我需要您活着，施季里茨。别生气，朋友，再见！”
天黑时分，他们到了阿尔特——奥泽。维利头倚在方向盘上，声音嘶哑地大声喊了些什么，然后叹了口气说：“我打破所有记录啦！十二个钟头跑了将近七百公里！我得睡会儿，别叫醒我，这几可真安静，空气又新鲜！晚安！”
“我只要不坐自己的车，就感到头疼。”施季里茨说。
奥根从车里钻出来，咕哝着锐：“这可以理解。比如说我吧，小时候骑别人的自行车总是摔跟头。‘习惯是第二天性’，对不对？”
“完全正确。”维利说。
“您的发言不错，”施季里茨说，“在英国呆了很久吗？”
‘我在牙买加住了三年，在我们的领事馆做事，那可真是天堂般的生活！”
“凯利”，别墅的大门缓慢地打开，当维利把车开进昏暗的园子里时，大门的自动装置就启动了。栏木旁的小屋走出两个卫兵，他们要过证件，久久地按照党卫队军官证上的照片核对着，然后请来人下车，掀起后座，检查了箱子，最后得体地道了歉，说必须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取出，个人的武器上交，发给收条。
在此之后第三个卫兵来了，他坐在维利旁边，指点着通住第三座小屋的道路——那里已为他们准备了两个房间。
“晚安，早饭在装玻璃窗的阳台上吃，七点三十分开饭。请把你们的食物配给证交给我。”
“等一等，”施季里茨叫住他，“请等一下，现在谁在值班？”
“我无权回答，旗队长。没有值班长的批准我无权同来找我的人交谈，请原谅。”
“值班长的电话号是多少？”
“您向接线员说出名字，就会给您立即接通。”
“谢谢，”施季里茨说，“请领我的同事看看，厨房在哪里，电器怎样开关，我们准备喝点茶。”
“是，旗队长，当然行！”
维利同卫兵出去了，施季里茨转身对另外两人说：“伙计们，为了避免我们含含糊糊，我们坦率地说吧：你们谁打鼾？”
“我，”库特承认，“尤其是刚睡着时。不过可以喊我一下，我马上会醒。”
“我不打。”奥根说，“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怎么回事？”施季里茨有些奇怪。
“斯科采尼训练我参加一次东方行动时，让我在深夜到来之前使自己平静下来，左侧身躺着，学着听自己的呼吸……”
“这难道可能吗？”
“是的，我彻底相信了。假如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效果比麻醉剂还好。这是确确实实的，您别笑，我自己试过。斯科采尼让我们做各种试验，他为自己的小组挑人是极其仔细的。”
“在德黑兰你们要给斯科采尼当助手吗？”施季里茨说。
奥根象缪勒的司机汉斯一样，好象没有听到似的接着说：“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小伙子。他笑的声音太响。斯科采尼亲自来训练他，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后来笑起来无声无息，就象个有教养的姑娘。”
“有教养的姑娘不应当大声笑吗？”施季里茨感到奇怪，他从箱子里取出睡衣，“照我看，真正的教养是自然，响亮的笑——如果不是病态的话——是人的美好品质……”
维利回来了，他说水烧开了，问施季里茨是否喝白兰地，于是所有人来到装玻璃窗的阳台，大喝大唱起来。
“奥根，辛苦一下，给值班军官打个电话，请他喝一杯咖啡。”
“是，旗队长，”奥根起身回答，“一定办到。”
突击队队长豪尔的头发已经花白，尽管他还很年轻。他举起杯，感谢柏林的同行光临。他问了道路的情况，还问了轰炸多不多。他表示坚信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春天，随后他讲了犹太人的两个笑话。他看到维利象婴儿一样躺倒，脸上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还有一个能医治百病的犹太神医的故事很可笑，”豪尔发现他的笑话很受欢迎，便接着说，“人们把一个拉拐杖的瘸子领到他这里，说：‘鲁宾斯坦，您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医师。救救我们的甘迪克，他离了拐杖站不住，马上就摔倒。鲁宾斯坦用指甲很脏的粗手指捏着凸出的鼻子，思考着，然后说：‘病人，你是健康的！扔掉拐杖。！’汉斯象所有犹太人一样是个胆小鬼，他当然没有扔。鲁宾斯坦就在他身边跳了几下，叫道；‘汉斯，我对你说什么啦？你没有病！所以你要扔掉拐杖！我要为你向我的上帝祈祷！’于是汉斯听从鹰钩鼻子的鲁宾斯坦的话，扔掉了拐杖……”
豪尔止住话头，伸手去拿烟。
维利忍不住，催促说“汉斯怎么样？”
豪尔悲伤地叹了口气：“摔死了。”
维利笑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奥根似笑非笑地说： “等我们把俄国人赶出柏林，应当除掉所有犹太恶棍。我们对他们太客气。为这些坏蛋重建集中营。要把他们扔进炉膛，所有的人，有的要用小口径来复枪处死‘希特勒青年团’的那些孩子们把枪法练好些。”
施季里茨站起来，问豪尔：“朋友，不陪我一会儿吗？我通常在睡觉前散步。”
“非常乐意，旗队长。”
“旗队长不能到大门外去。”奥根说，他仍然死死地盯着施季里茨，尽管他在对豪尔说话。“他常常遇危险，缪勒分队长派我们保护他。”
豪尔起身问：“卡尔登布龙纳知道你们的使命吗？”
“奥，问得好。”施季里茨心里想。
“他知道，”奥根回答，“柏林的人也知道。我们此行是为了监督建立党的专用档案库——这是鲍曼的个人委托。我们要和山姆大叔耍一个小把戏，耍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鹰钩鼻子伸到我们这儿来了。”
“原来如此，”豪尔说，“好吧，我们大家听你们吩咐。”
他们走在花园里，施季里茨久久没有开口。夜空上星斗显得距地面很近，它们闪动着青色的光，相互不安地眨着眼睛。这是黎明的迷乱，好似恋人离别的时刻，天要亮了，空虚和失望又将降临。到处使人感到不安。假如房门的锁喀喀一响，只留下一个人时，思绪便奔涌而出，体会吃惊地发现你已经四十五岁，生命已经过去，不应当迷惑，尽管这是人的基本品质，当然也包括对奇迹的期待……这一切再也不会有了。
“豪尔，”施季里茨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很荣幸，旗队长，我听您吩咐。”
“请谈谈您的同事的情况。您能把他们中的哪一位推荐给我执行任务？” ．
“请原谅，如果我知道是什么任务，那我就更容易对他们做出评价。”
“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施季里茨回答。
“我从托克斯讲起，”豪尔说，“从一九四二年这个电台中心刚刚建立起，他就在这儿啦，是个行家，绝对忠于元首的事业，家庭观念很重，山地滑雪能手，出色的射手，行为上无可指摘……”
施季里茨皱皱眉：“豪尔，我看过他的履历表，无需重复那些言之无物的刻板公式。我感兴趣的是……比如说，一九四三年他为什么受到卡尔登布龙纳的斥责？”
“我不知道，旗队长，当时我在前线。”
“哪个战场？”
“明斯克。”
“在党卫队吗？”
“您已经看过在卡尔登布龙纳这里工作的全体人员的档案，就是说，您也了解，我在国防军里当列兵。”
“您个人档案中说，您曾被海德里希降职。在他惨死之后，您又官复原职，并受到奖励，转到艾希曼的部门工作。死去的海德里希为什么惩罚您？”
“我说了我无权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话？”
“我喝醉了……在伙伴中行一个海德里希的朋友，当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怀疑是否要消灭斯拉夫人。我有感觉。”豪尔象受到惊吓似的立即补充，“我显然没有察觉。我说，一部分斯拉夫人应当关进犹太区，等俄国躲到乌拉尔区时，用爱伦堡来交换……可是海德里希在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问题上很认真。”
“就为这事降了您的职？”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基本’之外呢？”
“我还说，假如我们及时与西方单独媾和够战胜俄国人。”
“您什么时侯加入我们的运动？”
“一九三七年。”
“什么时候加入党卫队？”
“问题是我出生在林茨，我和卡尔登布龙纳住在一幢楼房里。他认识我一家人，我父亲在他困难时帮过他，所以一九四O年卡尔登布龙纳亲自推荐了我。”
“关于托克斯您还了解什么？”
“我能说的都说了，旗队长。”
“好吧，我问另一个问题：您可以和他一同执行任务吗？到敌人后方呢？”
“可以。”
“谢谢，豪尔。往下说吧。”
“突击队队长施瓦涅巴赫，他的事很难说……勇敢的军官，也十分诚实，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同他去执行任务吗？”
“只要接到命令。”
“接着说。”
“突击队队长拉斯基菲德……我准备和他做任何事情。”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一九四一年。”
“可您知道吗，正是他为海德里希准备了给您降职的材料？”
豪尔站住了：“这不可能……”
“我会给您看材料的。走吧，我们走着说，要保持节奏。最后一个问题；您和他老婆睡觉他知道吗？也许你们是三角式或者什么别的？也许一切都很认真？”
豪尔又站住了。
施季里茨掏出香烟，点燃后，不慌不忙地把火柴梗扔在雪地上，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豪尔。您当然属于无关的人，既然卡尔登布龙纳把您从东线弄回来。不过，保安总局的侦察系统是不受制约的……咳，真见鬼！”施季里茨突然叫了一声，奇怪地向左边摔倒。爬起来后，他悄悄从里边的口袋取出扁扁的录音机，取出磁带盒，拉断磁带后又装了回去。他把录音机放回口袋，轻声说：“您明白我怎么滑倒了吗？所以，回去后，您要当着我的同事，问我跌得厉害不厉害。我的同事还没睡，有一个在跟踪我们，不过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您现在要给我写一个给恩格鲁贝尔和国让党的字据，明白吗？”
施季里茨掏出便条本，递给豪尔：“快点，豪尔，快一点，这关系到您的利益。”
“写什么呢？”豪尔问。施季里汝觉得豪尔开始产生变态反应，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他脸色惨白。施季里茨了解这一点。
“脑袋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施季里茨回答，“我有义务为上奥地利省省长工作……倘若背叛……’等等，等等。”
豪尔写完，把便条本递给施季里茨。施季里茨没有看，翻过一页，问；“眼力好吗？”
“是的。”
“往这里看。”
豪尔望了一眼，立刻惊果了——便条本上写着无名报务员从阿尔特——奥泽发给西方的最新的电报。
“豪尔，”施季里茨说，“用你们的密码发报……轻点儿，轻点儿，别瞎忙。我不打算毁掉您，同卡尔登布龙纳一样，我对您也有兴趣。用你们的密码把我这些数字发出去。假如您打算拒绝，我不用为您破费一个硬币……”
“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了，”施季里茨想，“尽管这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可毕竟是有希望呀。”
在密电中他通知小心，他在这里，有三个盖世太保缠住了他。他第一次承认，他已经精疲力尽。假如中心认为有可能安排他返回祖国，完全可以在阿尔特——奥泽的卡尔登布龙纳的别墅行动。有十二个人守卫别墅。不过，他——施季里茨，如果收到豪尔转交的回电，就起码可以冒险控制七个人。
一小时后，杜勒斯收到间谍‘约瑟夫”从阿尔特——奥泽发来的奇怪电报。“约瑟夫”是豪尔的代号。一九四四年秋，在布达佩斯他毛遂自荐为战略情报局效力。当时他正在和艾希曼大做犹太人的生意，他们搞回了优质汽油和数百万法朗，不是纸币，而是汽油和军用卡车。有一个获释的人作为交换条件把豪尔的意思转达给了美国大使馆。从此他就开始了工作。
战略情报局的专家未能破泽豪尔发往伯尔尼的施季里茨那封电报。但是，因为施季里茨不得不提供收电地址，所以杜勒斯的人立即查询，并且确定在那里住过山多尔·拉多，他与苏联谍报组有联系。
杜勒斯叫来他的亲信丘斯曼、戈维尼茨，向他们介绍了情况。
他笑着问：“喂，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想一想，小伙子们，任务很有点意思。我们去与俄国间谍接头吗？还是按兵不动？”
杜勒斯得到详细情报，知道了华盛顿目前发生的事情。他明白，局势复杂。他相信，罗斯福正在受到有各大财团做后盾的力量施加的压力。
杜勒斯明白，争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的斗争进人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老板们不会饶过他。他丢了自己的地盘。这些年来，他惨淡经营建立并倍加保护的同德国工业的联系绝不能落人他人手中，否则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功名和前途的毁灭。
他明白，罗斯福正在下着一盘复杂的棋。总统勇敢地向美国人证明，象西方那样的保证自由企业家活动的国家与把国家计划放在首位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国家完全可以在一个世界上共同存在。杜勒斯知道，罗斯福为什么固执地争取斯大林飞往卡萨布兰卡参加
“三巨头”的会晤，或者最起码在德黑兰进行会晤。罗斯福以此间支持他的银行和康采恩的人士证明，完全可以同斯大林对话。斯大林是个正直的政治家，他显然不能容忍别人鄙视他的国家，不过，他没有帝国那样的傲慢，而且履行签约后的义务。
杜勒斯以及那些支持他而与罗斯福的观点相悖的人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处境困难：全世界将反对公开与俄国人划分范围，反对单独与第三帝国媾和。创伤还未平复，人们的经历还未成为往事的记忆。快些吧，记忆可以变化，有些可以不再提起，有些可以重新撰写，有些可以摈弃。但是现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坚持已经占领的阵地。
正因为如此，杜勒斯把戈维尔尼茨和丘斯曼叫来开会。不能简单地拒绝显然已陷入复杂处境、受到俄国人胁迫的“约瑟夫”的请求。但是杜勒斯不能也无权帮助俄国人，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境内，在杜勒斯特别感兴趣的地区(无论如何，这关系到价值近十亿美元的绘画和雕塑)。
丘斯曼认为可以通知“约瑟夫”，说他的请求将得到满足，同时要向他询问迫使他发出这种电报的情况。不过，在电文中告诉他不会为他转告任何事情，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一封电报会淹没在文电堆里。听丘斯曼说完，杜勒斯表示反对。他也同样不同意戈维尔尼茨的意见。戈维尔尼茨建议监视苏联联络员的住所采取行动让瑞士政府了解到此人的情况，把他驱逐出境。
“不，”杜勒所说。他叼着英国烟头抽了一口荷兰烟，吐出香喷喷的烟雾，“不，这不是办法。在上奥地利显然发生了某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可我们有权冒险吗？要帮助在林茨胁迫我们的谍报人员的俄国间谍吗？显然不能。同他做一场游戏吗2很吸引入。不过，我要在白宫获得我们所要确定的方针。我也不知道，在沃尔夫的使命失败后，整个疯狂的行为会怎样结束。我做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我想给杜诺万发电报，让他在报告国务卿的文本中补充上有关此事的通报。此外，我要改变初衷，请求关于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的指示。我坚信，我们的询问会在华盛顿引起争吵，不是持续一两天，而是一个星期。同时我不相信，华盛领会命令我们满足‘约瑟夫’的请求。”
“不是‘约瑟夫’，”戈维尔尼茨纠正说，“而是那个骑在他脖子上、两手背后的俄国间谍。”
杜勒斯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草我们的电报。如果我们把‘约瑟夫’放在左角上，如果我们坚持说有一个接近卡尔登布龙纳的保安处军官向我们提出请求，那么那些与我们立场相同的人完全可以要求详细了解我们的谍报人员为什么要同俄国人接触，这背后是否有纳粹的阴谋……我们必须回电答复，这可不是件简单事，得花时间，问题严重。这样，你们就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认为，再过十五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要开一瓶香槟……当然，官僚制度是可怕的。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官僚万岁！我们等着吧，现在应当学会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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