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若有所思地坐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的脸。轰隆的炮声不时传来，战斗在附近进行，该走了。
他的脸变成了另一副样子；耳朵旁添了一道新伤疤，脸的左边歪了，好象挫伤了一样，下巴上生出灰白的胡子，头发理得很短，染成了花白色。他的不合身的旧上衣口袋里有一些证件，可以证明；他是维涅尔·德鲁勃斯，德国共产党员，被红军从“奥尔茨”集中营营救出来，请盟军当局给他帮助。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数字——囚犯的号码。
他看看镜子中自己的表情，仔细听着炮声，想起了希姆莱授与他旗队长军衔的那一天。他几乎听到了慕尼黑盖世太保橡木大厅内爆发出的热烈欢呼，看到了朋友们容光焕发的面孔，和他的对手，他们站在那里欢迎他。他记得，在正式仪式之后，希姆莱把党卫队全体新将领请到宴会厅，为他们干了一杯香槟酒。缪勒盼望着这场马戏尽早收场，这样他就可以去找洛塔。这姑娘爱他。他相信她真的爱他。他也狂热地爱她。但是大厅里人们开始致词，每个人都想在全国领袖面前显露自己。希姆莱喜欢听部下讲话。所以缪勒直到十点钟才把自己的车停在情人佐的小院门口。窗内没有灯光。“睡了，我的心肝！”他柔情地想着，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可是所有房间都空无人影……
三年后他才得知，洛塔是海德里希的暗探。她诱惑那些将被提升的人，玩弄着爱情游戏。天啊，游戏，让她继续玩下去呀，他可以原谅她。但人们向他解释，全国领袖绝不会允许他离婚。离婚会影响他的仕途。当时缪勒已经知道，全国领袖和自己的情妇有了孩子，他把情妇安顿在慕尼黑城外的城堡里，给她购买最昂贵的汽车，可他缪勒却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欢乐。难道这能够忘记吗？
鲍曼打来电话：“我们路线的脉搏把握着了吗？”
“朗6是这样。您快了吗7”
“差不多啦。您的人在监视‘四十七’号吗？”
“他现在情况正常。”
“我们经常联系。”
“就这样吧。”
接着看押施季里茨的盖世太保打来电话：“俄国人的坦克占领了距我们两公里的地方。分队长！‘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发射了火箭弹，红军停止前进……”
“谢谢，所有文件都销毁了吗？”
“是的，已经全部销毁。”
“好吧，听候命令。”
缪勒小心地放下电话，看看表，很奇怪时间竟这样凑巧。“我奇怪什么呀，”他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表，我常常听到我体内的表在走。我鬼使神差地同鲍曼搅在一起。他和他的主子一样一窍不通！他也是我的，我们的主子。别把自己排除在外，你也有份，现在没有什么可抱怨人家的！不过鲍曼的确一窍不通，所以俄国人绝不会同他对话，这是起码的常识！可要是他们突然这样做了呢！因为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英国人已经吹起自己的风笛，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时，斯大林还是同里宾特洛甫坐在一张桌的了嘛！现在莫斯科通过我了解到戈林和希姆莱在同盎克鲁撇支逊人谈判。他们不会不向斯大林报告施季里茨发来的电报。鲍曼说得对，克里姆林宫知道沃尔夫在伯尔尼的使命——施季里茨同他的最上层有联系……不，”缪勒满怀信心地在心中说，“斯大林不会同鲍曼坐在一张桌旁。”
他想到他犯了个错误。单独一人通过奥德沙的渠道溜走还来得急。“这与其说是鲍曼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如说是我的。尽管党的手中掌握了我不知道的关键，但还不晚，还有通向西方的‘窗口’……可是，假如鲍曼也要走呢？也许他同俄国人谈妥了同样的事？那么我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鲍曼绝不会饶恕我……然而，施季里茨要做的那件事是我诱惑性的一步棋。斯大林很难不相信施季里茨随身带回的东西。我对鲍曼说得对，这会在俄国引起骚乱，他们不会听之任之。这会使他们动荡不安，同胞兄弟彼此对峙，鲜血横流，人头落地……”
约瑟夫·鲁阿接到电话十分钟后来了。他呆在距秘点两个街区的地方听候召唤。
“兄弟，”缪勒说，“拿上这只手提箱，里面是地雷，您在马德里用过的那种……”
“这就是您加上的那个需要旋转的小东西？”
缪勒微微一笑：“正是这样。”
他从桌上拿起平整整的钱包，递给鲁阿：“放在口袋里。钱包要连续开关五次，到第六次时把它撕碎……记住地址。”
鲁阿取出便条本。缪勒去取威士忌。
“您疯啦！？不，我告诉您地址是以防万一。还不够吗？记住吧，不能写下来。您要穿过院子走，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缪勒口述了地址，让鲁阿复述了两遍，又在袖珍地图上给他指出了街道和楼房，然后说了接头暗号，也让鲁阿重复了几遍。
“最后别忘了说‘请签字’。找派去接头的那个小伙子叫奥根，他呆在汽车穷，如果您有一点差错，他就会用枪给您钻个洞。您把手提箱交给他，然后看着他把施季里茨从您身边带到厕所。您记得施李里茨吗？您在我的司机汉斯家中收拾过他。他的照片我让您看了上百遍。他进了厕所您就迅速离开，不要理会任何人，然后开始鼓捣钱包。地雷一响您就跑吧。俄国人就在附近。他们暂时受阻，
但这不会持久。完了，兄弟……您是绝对清白的，上帝保佑您没有入党。我已烧毁了与您有关的所有档案……尽力去帮俄国人吧，这对今后有好处。好吧，上帝保佑……”
他们拥抱在一起。鲁阿走了。缪勒在房间里踱步。
罗伯特呆在附近的楼房里，透过窗户监视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当红色的火焰从秘点破窗冒出时他立即给缪勒打了电话。强大的冲击波把奥根的上半截身子抛在马路上，他的左臂掉了，只剩下头颅和右臂……
施季里茨的行动好象是经过缪勒预先排演一样。
爆炸的气浪冲破了厕所的门。他差点被砸死，但他及时举起了双臂。可怕的疼痛穿透了左肘。两只耳朵嗡嗡直响，好象在北方的夏色呆在蚊子成群的海湾，他来到走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火味道。所有东西部蒙上了一层石灰尘土。粉末和童话影片中的一体如同烟雾一团团缭绕飞舞，令人窒息。
施季里茨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险些跌倒。他弯下身，维利躺在脚下，头骨裂了。施季里茨机械地从枪套中取下维利的手枪，装进口袋，然后向不久前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地方走去……盖伦的档案一定在那里。房间的一面墙倒了，灰尘还在纷纷扬扬飘舞。他伸出唯一能活动的右手摸索起来。他触到了金属物。“是的，准确，”他暗自说，“你找的对头，这是保险柜，它是敞开的。这个肯定是文件包，装的都是缪勒对我说起的东西。也许应当呆在这儿等我们的人？他们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正在战斗。可要是缪勒派人来呢？为了抢救这些文件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必须把能拿的部拿走……两个文件包，再也没有了。你的左手不好使，你怎么拿呢？没关系，如果愿意就用牙咬住，这样就行了。试着用一只手拿。那又怎么样？当然很重，可你拿得了，这是小事一桩……他们揪你的耳朵，问你爸爸的名字，然后用脚踢你的脸。现在你的眼睛好象酒后斗殴被人打的，在灰尘里你象个小丑——德国人喜欢在小丑的脸上涂上鲜亮的白颜色。与此相比这些不值一提。红色的小帽子看起来很可笑。不，保险柜里还有东西……跑呀，跑呀，马克西姆，你跑到你想去的地方后再退回来。灰尘在落下。你马上回来，抓紧些，别食言……不能等了，马克西姆，等够了，跑呀！”
他顺着楼梯下来，象醉汉一样踉踉跄跄，来到空荡荡的街上，缓慢地扶着墙根向枪响的地方走去。枪声就在附近。他一只手提着沉甸甸的文件包，身子向前探着。他顾不上周围的一切。脑袋仍然嗡嗡响着。鬓角的疼痛时轻时重，眼前的一切都旋转起来。他感到头晕，生怕倒下去……
十八岁的中士格列博·普洛什利亚科夫贴着建筑物的墙，沿着小巷迎面向施季里茨走来。他知道在相邻的街道上少年军的孩子们正在火箭炮旁坐着。指挥员说，这些孩子可怜，吩咐他看看能不能绕过去……“让他们活着吧，小伙子们。十五岁的年纪，他们懂什么呢？他们受了骗，胜利后我们要重新教育他们。”普洛什利亚科夫走着，轻松地迈动脚步。他想，这些不得了的孩子会给他肚子来颗子弹的，这儿太空荡了。“哦，我可不喜欢一边是枪炮轰鸣，另一边却鸦雀无声，这件事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哩……”从拐角望去他看到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德国军官。“嘿，走哇，走哇，醉鬼。显然是害怕才拼命喝，文件包里藏着什么——大概是手表和戒指。好，再近点，更近了，我要迎头给你一下。”
与此同时施季里茨也发现了他——军便服外套了件皮袄，缀着五星的船形帽的前沿儿压低到左眉上。施季里茨觉得，他的脸上闪出幸福的光。他笑不了，额头和下巴上的伤口结了血颁，可他还是忍不住要幸福地微笑……
“来吧？混蛋。”普洛什利亚科夫想，“满脸都是血，看他那副嘴脸，那么凶狠，法西斯畜牲……”
施季里茨迎面向这个戴船形帽的人举起一只手。他想举两只手，可是左臂不听话。一分钟、两分钟，我就要拥抱你啦，孩子，我亲爱的……”
“他的文件包里可能有炸弹，”普洛什利亚科夫惊恐地想，“他要向我脚下扔过来，只剩下一个弹坑了……”
“啾儿！”一颗子弹射入普洛什利亚科夫头上的墙里。“啾儿！”
普洛什利亚科夫卧倒，伸出冲锋枪，向穿黑制服的德国人肚子开了一枪。德国人喊了几声，普洛什利亚科夫觉得他喊的是俄语。普洛什利亚科夫又打了一梭子，可是这个穿黑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还是向他跑来，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喊着——
普洛什利亚科夫没有听到第三声枪响。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心脏，他立即咽气了。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博哈特在反坦克小组阵地上放哨，他看到一个俄国兵随着他的枪声瘫下。博哈特冲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党卫队旗队长，抓起他的一只手，搭在自己脖子上，把他拖进院子，放到地下室。
区队长吉贝施坦正呆呆地坐在电话机旁。看到伤员的识别符号后，他喊道：“把旗队长送到指挥所去！要快！”
指挥所的扩音器里传出戈培尔的声音；“温克将军的部队突破了布尔什维克的阵地，向柏林挺进，击溃了前进路上的全部敌军！胜利的时刻到了！”
有人脱掉施季里茨的衣服，给他包扎好，用担架抬着他，沿着地下交通网送住市中心：那里在准备从最后的“窗口”突围。
领导突未的冲锋队大队长也发现了施季里茨身上的标志。他弯下身对身着普通军服的旗队长豪斯说：“我们的人。”
豪斯说：“同克鲁兹联系吧，他负责奥德沙的渠道，眼下给这个不幸的人换上衣服。”
“他可活不久了。”
豪斯断然说：“到了他要死的时候，他也只是不再有气……只要党卫队的人活着，他就活着！”
偶然性是规律件的表现：红军简单地决定了缪勒策划的阴谋的命运，盖伦的文件生成了黑色的碎片。
两小时后，号码为“24—9”的T-34型坦克在尼格马什林少尉指挥下突破了“希特勒青4F团”的防线。坦克调头时，左侧履带碾碎了装有孟论和缪勒的文件、应当落入俄国人之手的文件包……
近卫第八集团军指挥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平日说话轻声细语，好象在斟酌着每一个词。因此，五月一日清晨听到他那宏亮的声音后，朱可夫感到奇怪。
崔可夫的声音这样陌生：“克莱勃斯将军到我这里来了，元帅同志！”崔可夫报告，“他作为军事使者！他带来的信已经交给我。我读一下：根据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赋予克菜勃斯将军全权做如下事情；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十五时三十分，元首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依据他的法定权力，元首在遗嘱中将全部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曼。我授权鲍曼同苏联人民的领导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蒙受重大损失的各大国进行谈判所必不可少的。戈培尔。’遗嘱副本也交给了我们，元帅同志，其中有新内阁成员名单。”
朱可夫感到一阵轻微的冷战。他无法立即答复崔可夫，他咳嗽了几声，说：“我立即派索科洛夫斯基去您那里，等着他。。
把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派到崔可夫那里后，朱可夫看看表，拿起高频电话，请求接通斯大林的电话。
“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弗拉西克将军答复。
“请唤醒他。”朱可夫重复了一遍，他还是咳嗽不止，“事情紧急，不能等到早晨……”
听到小心翼翼的轻轻敲门声，斯大林在睡梦中浑身一震。他慢慢从低矮宽大的沙发上起来。他不喜欢在床上睡，很久以前，在从事地下斗争时他就养成了在低处睡觉的习惯。由于动作过猛，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匆忙中他望望窗外，灰蒙蒙的，刚刚泛出淡蓝色。他想，一定是情报负责人昨晚提到的事发生了。他迅速穿好衣服。
拿起电话后，他简短而沉闷地说：“我是斯大林。”
朱可夫感到紧张得喉咙发痒，他报告：“斯大林同志，第三帝国总理代表来找崔可夫……”
“是克莱勃斯将军吗？”最高统帅问，他的声音有些哑，“新任德军总参谋长。”
朱可夫当时没有注意，斯大林已经知道新任总参谋长的名字。他完全陷入对这最新消息的印象中：希特勒不在了。所以他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题，而是立即宣读希特勒的遗嘱和帝国新任总理戈培尔博士给他——斯大林、苏联人民的领袖的信。
斯大林立即注意到：戈培尔信申明确指出，委托鲍曼同他建立联系。他想起了情报负责人不久前的谈话。负责人说，根据他的人从柏林发来的情报，鲍曼将是提出立即媾和建议的人。
“完蛋了，下流的家伙！遗憾的是没有活捉他…尸体在哪里？”
“克莱勃斯将军说，尸体己在总理府花园中焚烧了.”朱可夫回答。
朱可夫读戈培尔的信和希特勒遗嘱时，斯大林一直站在电话桌旁。他沉吟片刻，说出了大脑中预先已明确的话：“您转告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莱勃斯或者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天亮前不要来电话，我想稍事休息……我累了……”
克莱勃斯回到总理府，鲍曼和戈培尔万在会议厅等他。布格道夫也在这里，他脸色苍白，眼睛通红，带着希望的微笑，花露水味儿也盖不住他身上的浓重的酒气。
“无条件投降。”克莱勃斯说，“他们要求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必须在上午十点以前做出答复。”
“行啦。”戈培尔转身对鲍曼说，“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告诉过您，鲍曼！”
他回身迈着短腿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半小时后戈培尔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做游戏：“看谁闭着眼睛，第一个把一杯苦药喝下去。好，一、二、三！”孩子们倒在地板上，她向自己开了一枪。稍后戈培尔把枪口对准胸口，尖叫一声，扣动了板机……
布格道夫在办公室里仔细刮了脸，换上干净衣服，自杀了。克莱勃斯喝掉一瓶维尔木特酒，吃了一个抹俄国红色仔酱的火腿面包，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鲍曼叫来“希特勒青年团”领铀阿克斯曼，对他说：“请准备突围。半小时后我同您联系，请您等著。”
鲍曼用报务员的电话机打了个电话，然后由缪勒头一天夜里派来的两名党卫队军官陪同，到总理府花园去了。
四十分钟后鲍曼回来了。阿克斯曼感到奇怪：帝国部长为什么一声不响，行动迟缓，似乎个头也矮了些。
“我的嗓子不好使，鲍曼声音嘶哑地解释说，“由您下达所有命令。”
鲍曼的替身叫维涅尔·克芬泽，四十七岁。门格尔医生给他做了整容手术，特别为额头的伤疤花了力气。手术做得很漂亮，只是嗓音不一样。
有二十辆坦克掩护突围。他们编入步兵第五十二师的战斗序列，向西北的汉堡方向推进。五月二日他们被追上。他们用炮火还击。当时在烧焦的残尸中没有发现鲍曼的替身。
五月五日清晨，一艘负有特殊使命的潜艇驶离码头，潜入海底向阿根廷驶去，鲍曼和缪勒坐在潜艇里。
五月十三日施季里茨苏醒过来。
他感到一片寂静，甚至有一股海洋的特殊气味：波浪化作无数银色冰凉的水花又缓缓地飘落在波涌之中，海鸥大声叫着，棕榈树箭一样的叶子迎风哗哗作响，在远处的灯光在向岸上致意，其中包含着平静和希望。他的心口通。过去的岁月好象梦幻似的，如同结局圆满的童话。
施季里茨从床上起来，房间的墙壁是白色的，好象在西班牙一样。那里有这种白色的墙壁，只有西班牙人才喜欢不上油漆的木制家具，而乌克兰人则把自己的小椅子和柜子全涂上漆。窗户由木板封上了。
他咳了几声，呻吟着歪倒在枕头上。
一个灰白头发的中年人走进屋，给他擦了脸，让他躺下，关切地给他盖上毛毯，低声说：“轻点儿……我们在自己人中间……您在奥德沙的秘点。一切都很好。您现在在意大利，明天送您去西班牙。危险过去了，睡吧，您应当休息，旗队长……您现在的名字叫鲁道夫·德洛克——记住，叫鲁道夫。德洛克博士。”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施季里茨重新能够走路之后，他从马德里按照他记得的地址给斯德哥尔摩发了一封信。
那里没有回音。战争结束了。苏联情报站已经撤消。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在马德里有一个穿美式大皮鞋的人来找他，说：“我代表艾伦·杜勒斯领导的组织，您显然知道这个名字。您不同意和我共进午餐吗？我们有话要谈，不仅是回首往事，而且要考虑我们今后的共同工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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