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这一名字，对于我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60年代，他的力作《第三颗信号弹》便已由李俍民同志译成中文。70年代后期，尤其在80年代，他的另一些优秀之作，如《一去不回》、《方尖碑》、《活到黎明》、《苦难的标志》等，也先后介绍到了我国。
贝科夫生于1924年，是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步兵、炮兵中服役，曾两次负伤。他在1949年初登文坛，1960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中篇小说《仙鹤的叫声》。
60年代，他写有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1962，曾获1962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阿尔卑斯山赞歌》(1964)、《陷阱》(1964)、《前线纪事》(1966、《死者不痛苦》(1966)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战时生活的严酷画面的其实性，事态发展的悲剧性，对人物心理分析的准确性和叙事风格的简练性。所描写的残酷的战争环境，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考验——这一切决定了作品的紧张、壮丽。正是这些环境和考验提高了人的律己性和责任感的程度。作家总是通过战争中]的具体行动显露出主人公身上的人性。这些主人公具有批判的思维能力，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是该人对义务、对战争、对同志们的态度。
70年代是贝科夫创作的成熟期。他写有《索特尼科夫》(1970)、《方尖碑》(1973，获1974年度苏联国家奖金)、《活到黎明》(1973，获1974年度苏联国家奖金)、《狼群》(1975，获1978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他的营》(1976，获1978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一去不回》(1978)等六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些作品的体裁带有寓言故事的性质。作者总是迫使主人公处于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境地(如《索待尼科夫》、《方尖碑》、《活到黎明》、《狼群》)。这种寓言故事形式深化了作品的哲理内容，使叙述的事件具有最高的和普遍的意义。采用这种形式乃是哲理和诗意结合的结果，它促进了内容意义的升华，同时也增强了作者本人的主观评价因素。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士兵、青年军官、游击队员。贝科夫着力突出的是这些人物的个性，突出他们面对死亡威胁保持人的尊严的精神，他在这些作品里扩展了英雄行为的概念。人物建树的功勋并非同出一个模式，不仅仅在战斗中。功勋也表现在’对抗环境的威慑力量”，经受住面对面的对敌搏斗，面对死亡保持做人尊严等方面。他的作品情节素以紧张、尖锐著称，其内容总是决定于在“两种互相对立的体系和世界观……发生重大冲突，以及面临抉择问题的条件下”人的命运和心理活动。
80年代，贝科夫创作的新作主要有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1983，获1986年度苏联列宁奖金)、《第五个死者》(原篇名《人坑》)等。在《第五个死者》中，作家以新颖的结构，把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和现实的作为巧妙地交织一起，相互映衬，相互补充。过去是现实一切的依据，现实是过去一切的延续和发展，由此揭示出二次世界大战除生命、财产损失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精神、道德、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作家自始至终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吸引读者：主人公为何在年老多病之时每日挖掘“人坑”不止？其结果如何？从而使故事情节始终处于紧张发展之中。小说的末尾，主人公终于功亏一篑，决心留下一隅之地，放弃了澄清多年折磨心灵之谜的强烈愿望——这一情节发人深省，富于哲理，是作家独具匠心的安排，意味隽永、深度，耐人咀嚼。小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有道德伦理、社会观念，对旧的生活准则、道德观念的反思，对现行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的质疑，以及对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探针，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灵感受、内心独白表现出来的，因此心理分析仍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特征。主人公不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出类拔萃的英雄，他有自己的弱点，有人的七情六欲，因而他更具有典型性，反映了一种在生活中很容易见到的社会类型。这些恰恰反映了作家的美学原则：现实是肯定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规则的“经验现实主义”，它只是强调作家在创作中首先依靠的是自身对生活的直接认识和道德上的真实感。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０日
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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