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波佩连科不胡乱打出最后一梭子子弹的话，我此刻大概已经躺在林子边上秋播田里的那条小径上了。他打来的子弹无意中成了报警的信号，我停止脚步，检查了一下子弹带，把圆盘按按牢，扳开枪机，食指扣住扳机。
“她是不是来得及从小径拐到菜田里呢？”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要是我不得不开枪，流弹可能落到她身上的。”
我根本没有功夫多想别的。猛然间有个穿着一件右肩有一道白印子的黄皮夹克的彪形大汉从雾中钻出，一直冲我跑来。他一手提着一支“什梅塞尔”，这支枪在他手里不象是武器，而象是一把玩具。他的脸歪扭着，一只手象举手枪那样，毫不费力地扬起了自动枪。
我要是事先没作好准备，他就先下手为强了。Ｍ 机枪同“什梅塞尔”相比，如同一辆坦克。这种机枪笨重，不灵活，不是为近战设计的。但此刻，我的指头已经扣在扳机上，保险已经打开，我比那个家伙早动手一秒钟。
他挨了一梭子子弹，象撞在车辕上一样。Ｍ 是迎面打的，一下子把那家伙抛出老远。在这一刹那间，我认出他身上那件皮夹克是谁的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土匪的脸，就已经恨死他了，我的手指好象被灼热的焊锡焊在板机上。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无意义的……噢，为阿勃罗西莫夫报了仇！为额头上那颗血淋淋的红星讨了血债！
皮夹克被打成千疮百孔。我眼看着它皱起来，陷进肉里，那家伙蹬蹬蹬地倒退好几步，才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这时，我才松开了扳机。扑来一股子刺鼻的硝烟味和焦糊味儿。皮夹克烧着了，直冒烟。周围的浓雾又紧紧地合拢起来，渐渐又恢复了宁静。
“别开枪，是我，别开枪！”传来了波佩连科的喊声。他怕流弹啊。我听得见大皮靴的拍哒拍哒声和扯直嗓门的叫喊声：“是我，我，波佩连科，自己人！”
我弯下腰，看看这个土匪。他的姿势倒挺优美，仰天躺着，两只庄家人的粗壮大手摊在小径的两边，压倒秋播田的一片嫩苗儿。那张白净的脸上，长着一粒粒很深的麻点。唉，你这个土匪，伪警察、狗娘养的……
波佩连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手拎着自动步枪，一手解开皮袄的扣子，里面象澡堂里那样冒出腾腾热气。他也俯下身来看这个土匪。
“你没有碰到谢麦连科娃吗？”我开口问道。
波佩连科把这个问题当作了耳旁风。
“唉，这个鬼东西！”他痛心疾首地说。“我当他已经逃掉了呢！可还是让咱们结果了。唉，这个鬼东西！”
“你怎么了，可怜他？”我问。
“你这是什么话，卡佩柳赫同志？”他愤愤地说，刚才跑得急，现在还呼哧呼哧地喘粗气。“难道政治上这点儿起码道理咱还不懂？……”
可是“小鹰”脸上却显露出明显的懊丧神情。当然喽，这家伙没有能够逃掉，他感到惋惜。他同土匪那种休战状态算是结束了。从今以后，他再上林中大道，别指望有人会对他大发慈悲了。
“你看见谢麦连科娃·安东妮娜了吗？”我问。
“您那安东妮娜没碰掉一根毫毛，”他说。“她挑着水桶，楞在自家门口，大概是吓坏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摘下了帽子。
“嗯……好壮实的小伙子呀，”他说。“躺在地上，象筛子一样了，全是窟窿……哎哟，上帝呀！”
“现在，我们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同他们干了，波佩连科。土匪不会轻饶我们的！”
波佩连科突然吃吃笑了起来。
“他可是来干掉您的呀，卡佩柳赫同志！”他说。“他把您家的窗子全打掉啦！姥姥大概现在还在骂街呐——骂得可凶哩！……”
浓雾开始从秋播田里往上升腾。头顶上的晨星隐没了，太阳还没有露脸，可是东方那通红的光柱已在冉冉向上扩大，烧红了半爿天，越来越鲜艳。土匪的手掌伸在布满银霜的麦苗儿中间，向上摊开着，落满了晶莹的露滴，象是在出汗。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在阳光灿烂的早晨打死了人！皮夹克上的血变浓了，淌出的血仿佛膨胀起来。冬天泉水上的冰层就是这样膨胀，这样冻结实的。
“去弄辆大车来，”我对波佩连科说。“让人们知道，我们打枯了一个土匪……还有……这个……”我急起了古潘的话。“应该认尸。照规矩办……”
谢拉菲玛姥姥正在往打碎了玻璃的窗子上钉胶合板。为这件事而应该说的话，她全都说光了，这会儿只是絮絮叨叨地发牢骚。
“由三块玻璃拼得齐齐整整的玻璃窗可全给他打碎了，让土匪他娘去发抖抖病吧！”
“不要紧，不要紧，人家都用胶合板嘛！”我开了腔。“把小榔头给我，姥姥……”
我们家的门口站着不少来打听情况的邻居。
“透过迷雾，咱看见有个汉子，一个大块头，从街上走来，”波佩连科起劲地讲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结束了。现在“小鹰”想从这一新的事件中捞取点资本，充当一下英雄角色。“开头，咱以为是卡佩柳赫同志回来了。不对！这家伙膀大腰圆，晃晃悠悠，活象一头大雄牛，要不就是一门自行火炮。你们猜他想干什么？他走到卡佩柳赫房子跟前，翻身跳过了板墙，灵活得很，就象猫儿那样。”
“大雄牛”、“自行火炮”、“猫儿”都是波佩连科用的形象性语言。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小把戏们都瞪着发亮的眼睛望着他。也许，这英雄角色确实对“小鹰”有魅力吧？
“噢，咱心想，事情不妙。咱靠近几步，一看这龟儿子一直摸到卡佩柳赫同志房间的那扇窗前，脸贴在窗上，正往里窥探。好哇，咱心想，瞧吧，瞧吧，你反正是逃不出咱的掌心。说时迟，那时快，他举起冲锋枪，对准窗里就是一梭子。就是一梭子呀！接着，一猫腰，嗖地跳过了大板墙！”
听众哎哟一声，都为波佩达科着急。只有格纳特背着空袋子，站在人群后面，露出半个身子，咧着他那张长满麻点的大嘴在笑。
人越来越多了。瓦尔娃拉也在格纳特身旁出现了。
“咱举起自动枪，对准土匪就打！”波佩连科津津有味地继续讲下去。
“不是对准他，而是偏高一点，”我纠正“小鹰”的话说。“对准树梢。”
“别打岔嘛！”胆壮起来的波佩连科说。“狗土匪拔腿就逃，咱盯着屁股就追，对着他又是一梭子，又是一梭子。他往秋播田里跑，咱在后穷追。这当儿，卡佩柳赫同志听到咱的信号，赶忙过来支援，咱们两面夹攻把他解决了。”
“我觉着，姥姥，你好象叫了一声？”我问谢拉菲玛。
“谁碰上不叫喊呐？咱以为他们把你打死啦……可你怎么想到要躲开呢？准是仙人指点哟！”
……火烧鬼匪帮的这个麻脸汉子是从右面，从桑树那边溜到小窗跟前的，从这个方向对准木板床打枪来得顺手。在暗淡的月光下，他把鼓起的被子当作有人躺在里面，而把旧帽子当作脑袋。虽说不会打不中，可他还是打了半梭子子弹。一定要打中目标！他知道我的木板床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哪扇窗前。他全都清清楚楚！
“老天爷，”谢拉菲玛说。“啥时才能不再打碎玻璃窗呢？谁家能藏这么多玻璃呢？老是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法西斯分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嘛！等仗打完，就让这些狗土匪都光着屁股坐锥子……”
她用干瘪的拳头气呼呼地往树林的那边晃了晃。
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正要背着口袋出发上路，例行每天早晨的公事，但瓦尔娃拉却叫住了他。
“你饿着肚子上哪儿跑呀？去吃点儿东西……”
格纳特一面高兴地咂着嘴，一面连连点头……瓦尔娃拉啊！她怎么，想行点善事，赎赎自己的罪孽吗？
我走进屋里，那条旧被子打得全是眼眼。子弹打在板床下面的泥地上，又弹起来，打在墙上……“是啊，今天早晨算我走运，走运极了！”我仔细地察看这床被子，心里暗自思忖。
那麻脸小伙子开了枪，便走小径、穿秋播田，往泉水那边跑过去，这不是偶然的。看来，他这次有两个任务：一是结果我的性命，然后从藏东西的地方取走包裹。两个很简单的任务：杀个人，顺便取走脂油和内衣。
当然喽，现在没有必要再打算在泉水附近设埋伏了。他们决不会再上那儿去喽，因为麻脸小伙子在附近被打死了。
我们仍旧蒙在鼓里。下一次的打击是来自什么地方，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呢？
格卢姆斯基皱紧了双眉，一直站在大车旁，仔细打量着这个麻脸汉子。
“咱好象见过他，火烧鬼一伙的。”他说。“好象是火烧鬼的帮手……狗腿子……他不是咱们这一带的人，是外地来的。你去叫谢麦连科夫来。德国人在的时候，他在陶器厂做工，大概火烧鬼的那伙狗腿子他都看到过。”
波佩连科转眼间就把陶工找来了。
陶工垂着头，走了过来，那只有残疾的手缩在胳肢窝下面。他对那个被打死的人很快地瞥了一眼，立即扭过头去。
“认得出吗？”
“认不出。我啥也不晓得……”
他回答得很快，也没有抬眼瞧我一下。使人感到，他是在撒谎。
“好吧，”我说。“我们就这样记录下来，备个案。”
“他没上瓦尔娃拉家去过，”波佩连科告诉我。
“我估计到了……”
关于安东妮娜的事，我没对自己的朋友透露半个字。还有不少情况需要验证一下。“安东妮娜，”我暗自思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事先通知土匪关于阿勃罗西莫夫要来的消息。总而言之……”我可是记得，她站在马车旁边，痴呆呆地望着阿勃罗西莫夫的情景呀。我可是感觉到她那痛苦的愁思，她那同情的呀。不，我不相信会是她出卖的。
我们把打死的那个大个子土匪的尸体摆在大车上，赶着车在村里兜了一圈。
太阳已经高悬在迷雾之上了，村子里又现出五彩纷呈的景象。白杨的叶子泛着绿中带黄的颜色，樱桃园里仿佛燃起长短不齐的红蜡烛，小橡树闪着一片古铜色。在阳光照跃下，草屋顶上冒出一股股水汽，霜渐渐化了，屋顶变得斑斑驳驳。不一会儿，土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滴水声。早晨落叶的时间到了：冻伤的叶柄，一暖和过来便很容易脱离树枝。放眼看去：轻风拂过，小橡树下，白杨树下，樱桃树下，槐树下，苹果树下，到处都旋转起金秋的、由树叶组成的暴风雪。晨寒料峭，晨寒料峭……
麻脸汉子的一只手从大车上耷拉下来，五个抽烟熏黄的僵硬手指，在轮箍上嚓嚓地摩擦。虽说面前这个人是敌人，可是对已经死了的敌人，我已经没有一点憎恨的感情了。我只感到痛心。也许，下一次他们要把我干掉。然后冬季一到，“小鹰队”就象捕捉野兽那样，到林子里跟踪追捕。大车又要拖死人了……在格卢哈雷村外本来就不大的田野里，秋播田只占了不大的一块土地，谁来耕地，谁来播种呢？
“我们怎么处理他呢？”我问波佩连科。我俩赶着大车，慢吞吞地在村里街道上走着。伴随我们的有格卢哈雷村居民的目光，惊恐的狗叫声和鸡啼声。
“看来，不是当地人，”“小鹰”说。“咱们送他上‘加弗里拉岗’吧。”到了陶器厂，我们掉转车头，拐上那条柳树成行、通向加弗里拉岗的道路。一大群女子，其中有上釉工，塑形工，毛胚工，纷纷朝我们这个方向，朝陶器厂奔来。她们望着土匪，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悄悄地嘀咕什么。
谁也没有认出这个被打死的土匪……
“咱们快点儿上加弗里拉岗吧，”我说。“干吗磨磨蹭蹭的？”
在拐弯的地方，我们碰上了谢麦连科夫父女俩。父亲装作没看见大车，可安东妮娜却毫不回避地，勇敢地瞅了瞅我。她没象平时那样，把眼晴蒙上马眼罩一样的黑头巾。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觉得，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来取她送的包裹的那个麻脸土匪被打死了？
“安东妮娜将来准保比她姐姐还俊俏，”波佩连科看见我不住回头张望，压低了嗓门说。“不过她姐姐爱抛头露面……而她文文静静……一声不响，是个哑吧，一个残废人！从前她好象会说话的……得过急惊风……他们该请个巫婆，驱驱邪，可是他们太穷，哪儿来的钱治病呐！一个残废丫头，谁又肯要呢？”
我望着安东妮娜的背影，她也回过头来了。唉，我拿你怎么办呢，安东妮娜？审讯吗？我不可能审讯你。送到区里去吗？不行！
“你自己才是残废呐！”我对自己的朋友说。“废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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