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穆霞忙碌着医务工作、值夜班，几天、几个星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现在为止，穆霞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战斗，不仅没有参加过爆炸桥梁或敌人的军用列车，一句话，没有干过她从伤员们那里经常听说的游击队员们平常干的那些事情，而且，由于没有空，甚至连中心营地也没来得及好好地去参观过。
连睡觉的时间甚至都不够。由于机敏、伶俐，接受能力强，穆霞已经跟安娜·米赫耶芙娜学会了许多东西，而老太婆也认定她是自己最好的助手。伤员们是这样地依恋着“小护士”，以致使她也没有勇气长时间地离开伤员们。
只有一次，穆霞想去当爆破工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敌人的讨伐部队对游击队的压力愈来愈大，战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时常离开营地去参加战斗的弗拉思·卡尔波夫把女儿尤洛奇卡寄居在安娜·米赫耶芙娜那里。
小女孩整天在医疗窑洞旁玩耍。伤员们把缴获来的奖章和十字架送给她，她就奖给她忠实的朋友达姆卡。她在沙地上挖“战壕”，把子弹壳摆成一行行的，她对“居于守势的德国鬼子”发动进攻。整个营地都响遍了她响亮的“勃、勃、勃”的叫声和达姆卡兴奋的吠声。
安娜·米赫耶芙娜确实认为，这个梳着短辫儿的小家伙，又伤员起的作用比任何镇静剂和止痛药都好，这些药，顺便说一下，早就不够用了。这个地下医院，伤员们称之为“半拉子医院”，它立下了严格的规矩，禁止旁人进入病房，可是只有对尤洛奇卡例外。她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去。穆霞甚至给她用纱布缝了一件带红十字的小长衫和小头巾，而尤洛奇卡每天三次——早上、中午和晚上神气十足地在病床之间走来走去，给伤员分发体温表。
尤洛奇卡象早晨的阳光，容光焕发，十分可爱。当她钻进半明不暗的医疗窑洞后，暂时失去战斗力的丛林战士们都忘记了痛苦，也忘记了因为躺在医院里无所事事而产生的难熬心情、要知道，闲极无聊常常会破坏人的意志。
卡尔波夫很少来看望女儿。在这种时候，看着这个上了年纪的、孤僻的、沉默寡言的人真令人奇怪。要是尤洛奇卡在他手中睡着了，他能象一尊浮雕一样，一连几个小时坐着不动。有时他和她玩游戏，要是附近没有人的话，他甚至装成一匹马，驮着女儿在保健窑洞四周跑。正是在这种时候，穆霞有一次求他教给爆破技术。这位游击队员吃惊地望了年轻的“小护士”一眼，捉摸了一下，脸上露出不悦的冷笑，点头表示同意，并且嘱咐姑娘傍晚到“讯号树”来参加“工兵技术常识学习小组”。
在指定的时刻穆霞来到林中空地。在一株从下面开始就分成两半的老松树上，挂着一只食堂用的盘子，这是营地用来代替铜号的。
这位有名的地雷手，腋下夹着一块盖屋顶用的暗色铁皮，提着一个袋子来上课了。他把铁皮搁在树叉里，象一块教室里用的黑板似的，然后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不大的木头箱子，以及一些铜、铝制的金属零件。他把这些东西全都整整齐齐摊在草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一支粉笔，把它们塞在“黑板”下面的树叉里。他的动作已成为习惯，从容不迫。穆霞感到，她面前不是一位游击队的爆破手，而是一位准备上课的教师。可是他腰上黑皮套里一枝缴获来的沉重的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又使他不象教师。
卡尔波夫开始讲课以后，与教师相似之处，确切些说，与在生产技术讲习班里授课的老师傅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了。他说话慢条斯理、唠唠叨叨。这时，他习惯性地用粉笔在铁皮上画了铁路剖面图以及地雷和雷管的结构图。他用破布擦掉这些图，又画另一些图，不时舔掉手指尖上的粉笔灰。
开始，穆霞听课心不在焉，不时东张西望，望着听众们一个个黝黑的面孔、专注的眼神以及刻满了皱纹的前额，随后，讲课慢慢地吸引了她。她开始仔细倾听着卡尔波夫的每一句话，很快就忘却了使她思想分散的一切事物，完全沉浸于埋雷技术的精微奥妙之中。
姑娘懂得了颠覆载有弹药的列车最好是在陡峭的洼沟处进行。在这种地方，车厢不会自由越出轨道跌下斜坡。由于车厢与
车厢是用金属骨架梁紧紧钩住的，因此，会一节爬上另一节，这样就可以使线路遭到破坏并且长久地受到堵塞；而要使载人的军列出轨，恰巧相反，最好是在路基很高的地方进行。她感到惊讶的是，在枕木下面埋雷，要求十分精确。因为，现在德国鬼子在每一列火车的前面，开着一些装有沙子的保险平板车，埋雷要使得雷管能放过这种平板车，待到承受机车的“工作轮”发生震动时才爆炸。
穆霞的面前展现了一整套学问，复杂而危险的学问。关于这点，卡尔波夫也从不隐讳。对于要求到他的战斗小队来的人，他总是警告说，一个地雷工兵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要别人慎重考虑以后再说，只有当别人再次申请时，他才接收。大家说，卡尔波夫“用学习来折磨人”。在其他“车间”里，空余时，游击队员们还能去游个泳，躺着晒晒太阳，到厨房里和女炊事员开个玩笑，唱唱歌。可是地雷工兵们却要经常摆弄自己的武器。然而，愿意到卡尔波夫这队来的人还是比别队要多。
“怎么样，大家都明白了吗？”卡尔波夫一边仔仔细细地擦掉铁板上面自己画的草图，一边问道。
“掌握啦……知道啦……都懂，指挥员同志。”游击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显然，长时间讲课使他们感到疲劳。
“这还不简单！”他们中一个披着军大衣、个子高大、背有点驼的青年打着呵欠，伸着懒腰说。
卡尔波夫皱起眉头，带着嘲弄的表情望着这个游击队员：“这么说，很简单？你能自己埋雷吗？”
“能，指挥员同志。”这个年轻人起身后以军人的姿式笔直地站着，回答卡尔波夫。
“很好。给你地雷。”卡尔波夫递给他一只整整齐齐的箱子。“现在我们把雷管插好，把保险销抽出来，地雷就装好了。命令你在路基上埋雷。拿着吧，表演一下，看你怎么埋。不过得小心，地雷是实心的。”
这个游击队员接过箱子，将它抱在伸得很长的两手中，好象没有经验的父亲抱着初生的婴儿一样，他开始流畅地、详细地讲述起来。
卡尔波夫听着他的讲述，沉思地在一只手里摆弄着一个什么零件。突然他抬起头来。
“停！当你在枕木下给地雷挖了坑以后，碎石往哪儿搁？”
高个子游击队员没有吭声，望着渐渐安静下来的同志们。听众十分紧张，彼此交换着眼色。穆霞一直在提心吊胆地侧目看着这只装好了的地雷，现在也忘记了它，凑到卡尔波夫跟前。
“说呀，说呀，碎石子到底怎么办？”他催促道，眼中露出讥笑的神色。
“碎石子，通常……放到一边去。”
“那么，然后怎么办呢？”
“什么然后？放地雷，盖沙子，把碎石子放回原处呗！”
“他说得对吗？”卡尔波夫问道。
回答他的只是一阵难堪而窘迫的窃窃私语。只有一个人吞吞吐吐地说：“好象是这样……”
“哼，这样一来，你们的地雷就完啦，白费劲，白白地冒着生命危险，”卡尔波夫生气地说，“巡道工一下子就会发现你们的地雷。要知道，线路上的碎石子通常是掺合了重油的，呈黑色。对吧？只要把路基上的一块小石子翻过来，老远就能看得见它。而法西斯，他可不是傻瓜，咳，他可不会上当哩。那么，怎么办呢？”卡尔波夫又走到铁板跟前，开始画路基的断面图。“第一，当你夜晚携带地雷爬向路基时，随身带上军用雨衣，就在这儿，在你身旁把它铺开，以便不让干净的沙子弄脏路基；第二，从路基上把碎石子一颗颗捡起，然后按它躺在路基上的原样转移到军用雨衣上来；第三，事情干完之后，按同样顺序把碎石放回原处。一块碎石也不能翻起来！明白了吗？”
穆霞被卡尔波夫的讲解吸引住了，她脑子里活灵活现地想象着：晚上她是怎样带着这只聚集了不可思议的破坏力量的木箱子爬到路基上去，又是怎样屏息静气倾听着沉寂中的动静，把重油粘住的黑色小石子放在军用雨衣上，挖着吱吱发响的沙土，然后在枕木下放上箱子，并且……
不知是谁摇晃了一下姑娘的肩膀。
“玛莎，玛莎！安娜·米赫耶芙娜生气了。送来了一些伤员。有一个伤势很重，全身都是碎布条，”奥西普叔叔对着姑娘的耳朵低声说。这位老游击队员的伤势正在恢复之中，他自愿给医院当勤务员。
穆霞无可奈何地望着卡尔波夫。
“去吧，去吧，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这位地雷队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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