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亚·兹拉托乌斯托夫战前是一所技工学校的学生。父亲在一家大工厂任技术员。他还有个弟弟和一个年幼的妹妹。开始，孩子们的生活与城郊工厂区其他孩子的生活毫无区别。课余时间托利亚都在工厂“少年宫”里度过，夏天则随着夏令营外出避暑。有一回，他成了优等生和少先队的积极分子，甚至到了阿尔杰克①的绿茵如画、赏心悦目的海岸边。
【 ①阿尔杰克在克里米亚，这是以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全苏疗养院式的少年营。创立于1925年，位于里海之滨。——译者注】
由于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学校生活和他本身的事情中，所以他长久没有觉察到家庭中开始产生某种不和的因素，何况在起初觉察这一点也确非易事。过去父亲常常不出大门，现在每晚都不见他，母亲似乎突然消瘦和变老了，她的眼睛哭得通红，走来走去，有时突然在饭桌旁边发呆，或者手拿针线在窗旁发怔，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轻声地叹息，眼睛呆呆地凝视着空间某一处地方。
有一天，托利亚兴奋异常地回到家来。一位有名的北极探险飞行员来到了少年宫，跟他们座谈了北极风光和飞行探险的经历，使得这个孩子很想马上把这一切都告诉自己家里的人，告诉他们，他决心要成为一名北极探险家。但是，他一冲进房间，便看到母亲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甚至没有觉察弟弟同妹妹用墨水在桌布上聚精会神地涂画。
托利亚扑到母亲身上。
“你怎么啦？病了，是吧？要不要打电话到医务所叫医生来？”
母亲没有答话，甚至没有转过身来。托利亚奔向电话机：“我给爸爸的车间打电话，好吗？”
母亲的嘴角抖动了一下，下巴收缩起来。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苍白的太阳穴上滚下来，把头发浸湿了。
“别打电话，好孩子，爸爸不会来啦。他把我们抛弃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孤儿寡妇。”母亲轻轻地说着，突然把脸埋在枕头里，全身抽搐起来。
托利亚在电话机旁怔住了。他爱父亲，母亲所讲的话，在他看来是这样的反常，这样的令人难受，以致一开始他甚至不敢相信。也许，这是错觉？也许，妈妈动了肝火，吵了一架以后在气头上说了这些话？最近，她的神经有点不正常。
而父亲既没有在当天晚上，也没有在第二天晚上回家。后来有一天，当托利亚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拦住了儿子。这个常常被儿子看成是汉子中的楷模，红着脸，目光躲闪，语无伦次地嘟哝着，说托利亚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应该理解做父亲的，说如果母亲同意的话，他准备将所有的三个孩子带到新家去；要是不同意，他们还可以仍住原处，衣食住行不必操心；他决定给他们一半工资。托利亚感到可怕，他拖着脚步，脑海中总是钻进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这不是父亲，而是某一个样子象父亲的陌生人，一个外人，他在嘟哝着可怜的，虚伪的而又如此可怕的话？难道父亲能说这些话？但这毕竟是他呀！他面颊上的那颗胎痣，他身上穿的那件母亲为他过生日缝的衬衫。他怎么能这样呢？
于是，在这个以前还是个无忧无虑、天真乐观的孩子身上，初次显示出他的真正的性格。他恶狠狠地望了望跟在身后碎步而行的人，只说了一句话：“请您走开！”然后，晃动书包迅速离开了他。
从那天起，托利亚就象成年人那样很懂事地同母亲谈话了。父亲离开了，离开就离开吧，这样的父亲他们不需要。到他那儿去住？他是在发疯！也不要他的钱，什么都不要他的……“没有他我们也要活下去。”
母亲的想法也一样。她回到工厂设计室的绘图桌旁，出嫁前她就在那里工作。而托利亚则转到夜校班学习。把一部份家务揽到自己身上。他渐渐习惯了比别人早起，早上给母亲热好茶，炸好马铃薯，把小弟妹送到幼儿园，回来时又顺便到商店买东西。托利亚尽力象女邻居那样，当母亲加班加点时，自己做饭炒菜，然后用报纸和棉被包好饭盒，为的是母亲从设计室一回到家来，便能吃到热饭热莱。
他知道母亲为他的学业成绩操心，便更加勤奋地学习，这种勤奋不是孩子们常有的，常常在午夜还坐着做作业。有一次母亲病了，他竟学会了擦地板，洗衣服，甚至给小弟妹缝衣服，补袜子。
有一天，当托利亚在公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一笔数字很大的汇款。这突如其来的钱使他很高兴，因为家中现在一戈比都数着用。但他一认出是父亲的笔迹，便立即感到扫兴。母亲手中摆弄着汇款单，疑惑地望了望儿子，使儿子高兴的是，她毅然决然地将汇款单退了回去。就这样接二连三又退了几次汇款。父亲曾试图给他们挂电话。托利亚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听都不听便将话筒挂上。于是，钱再也不寄来了。
被遗弃的家庭日子毕竟很不好过。过去母亲依靠丈夫的高工资，现在只能勉强维持家计。向厂委会或互助基金会提出请求她羞于开口。房中几件物品不见了，跟这些东西告别就象跟老朋友告别一样感到难受。托利亚升到了七年级，交给母亲的成绩单上全是优秀，并且坚决地象大人一样宣布：他决定不再上学了，要到工厂去做工。母亲只是叹了口气，背转身去，久久地望着壁纸上暗色的框框，那里当初曾挂过父亲的肖像。
早晨，托利亚穿上节日的服装，来到了工厂人事处。人事处看了他的出生证后，说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收，并劝他上完七年级。托利亚抓起出生证就去找厂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秘书听完了他的话，不断同情地叹气，但不让他进办公室。她说人事处的意见是对的。
但托利亚并不罢休，从厂长接待室出来，他就站在走廊里已经发黄的墙报旁。他对那些管理产品的报道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一篇接一篇地读着，不住望着办公室的门。
当他第二遍读墙报时，门开了，走出一位高大魁梧的汉子。他急急忙忙在走廊里走着，边走边生气地，断断续续地对两位勉强跟上他的职员说话。托利亚暗自猜想这就是厂长，局促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追上去，语无伦次地说出自己请求。只顾谈话的厂长哪有心思弄清这个瘦小、黝黑的小孩到底对他有何要求。
“找人事处，找人事处，找人事处！”他急躁地说，头也不回地开始下楼。
回家之前，托利亚信步走进了工厂花园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在草地上大哭一场。在这个时刻，他既恨父亲，又恨人事处；既恨女秘书，又恨厂长——恨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回到家来，泪水已经干了，眼光恶狠狠的，对母亲什么也没说，就走进小贮藏室，那里多年来乱七八糟地堆放钳工工具，这些工具还是从祖父时代保存下来的。
头脑灵活而又在一切事情上都很倔强的托利亚，很快掌握了不太复杂的家庭手艺的基本功，于是给邻居们焊个锅呀，揽点土木活呀，修修煤油炉或者电炉呀，接接电线呀，开始挣点外快。工厂大楼的住户们都乐意给他一点零活计干，当然，主要的并不在于他的手艺如何，而在于邻居们都很同情他家。
有个星期天，在一个朋友善意的推荐下，小电工甚至被叫到就住在这座大楼的厂长本人住的套间。厂长的妻子是个丰满、快活的女人，她说她给丈夫送一件他意料不到的礼品，因而不叫厂里的电工来。她问托利亚、能不能在天黑之前给她为丈夫过生日买的礼品——一架枝形吊灯安装好电线。巧就巧在枝形吊灯中的小灯泡不要一下子全部发亮，而是一层一层地亮起来。托利亚毫无惧色地接受了这个活计。他找来工具和电线，拖来了人字梯，在打蜡的地板上垫上报纸，然后把衣袖一挽干起活来，这一下他可出了洋相。把瓷盘固定好并扯起电线后，他才明白，搞这样从来没搞过的复杂的线路，他的知识和技能还嫌不够。
他内心一阵恐慌，想撒手不干跑掉，但是又不甘心，于是咬紧牙根，拼命想办法把线路接通，以达到所要求的灯光效果。他每敲击一次，心就惊恐地收缩一下，汗水从脸上淌下来。当灰心丧气的女主人走进房间的时候，她看见小电工正在全神贯注地干活。他的神色是这样的慌张，两只手是这样可怜地发抖，以致懊丧已极的女主人实在不忍心把这个破坏了她的意外礼品的自作聪明的人痛骂一顿，赶出门去。
托利亚坐在天花板下的梯子上，看见一辆汽车驶近大门，从汽车里跳出他熟悉的高大汉子，听见前厅响起了电铃声，传来略微嘶哑的低沉的男低音，这声音当初曾漠不关心地对他说：“找人事处，找人事处，找人事处！”托利亚已经决心等待将他不光彩地赶出门去。他此刻只有一个想法：但愿尽快结束这种难耐的折腾。赶快了结这桩活。
但是，即便托利亚预感大祸临头，他还是不住手地寻找所需要的组合，把电线理了又理，接了又接，改了又改。他就在天花板下的人字梯上这样忙乎着，被厂长碰上了。厂长穿一件睡衣，着一双便鞋，盥洗后红光满面，稀疏的头发湿漉漉的。他一声不作地观察了几分钟，然后从他那狭小的眼中射出了讥笑的目光，在托利亚看来，这目光显得残酷无情。他在摆弄电线的时候，总是尽量不往下看，尽量不看，却又做不到。讥笑的目光吸住了他，就象无底的深渊在把他往下拉似的。小电工的神经终于受不住了，平嘴钳子从他手里滑跌下来，把梯子敲得蹦响，啪地一声落在地板上。
“喂，下来！”下面响起了厂长低沉的男低音。
厂长把睡衣一脱，自己爬上梯子。他坐在上面，然后不断地下命令：时而要螺丝刀，时而要小锤，时而要钳子。半小时过后，他得意地把开关一开——枝形吊灯便一层一层地发亮，成功地在天花板下大放光彩。厂长勒下丝绸衬衫的袖子，扣好袖扣，突然用一只做工的大手用力把这个倒霉的电工拉到身边。
“喂，给我说实话：干吗马马虎虎地干活？为什么不学习呢？你倒底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这位厂长原来具有一种本领，那就是话没说完就懂得意思了。他只问了托利亚的姓氏，便问他是不是旋工车间主任的儿子。厂长知道是他的儿子后，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意味深长地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然后他说，进工厂做工对托利亚来说的确是早了一点。但是，厂长答应吩咐破例招收他进工厂技工学校学习。告别时，他象对大人一样握了握托利亚冰冷的瘦手，并招呼他明天就来报到。
当天晚上，当兹拉托乌斯托夫一家人在房间里刚要议论这件事时，突然来了几位素不相识的妇女，带来了几袋东西：吃的，穿的，还有给小孩玩的洋娃娃和玩具熊。她们坐了约摸半小时，喝了点茶。托利亚发现，她们有好几次似乎是有意无意地问母亲，为什么直到今天她还不来找厂党委会帮助。
在告别的时候，年长一点的妇女劝说母亲不要脱离集体：人多力量大，再说母亲还年轻，来日方长嘛。
不久，托利亚被招收进了工厂技工学校。母亲按身材给他赶做了一套新制服，手艺做得很巧。这个象大人一样严肃、勤奋、肯干的少年工人，一下子把根扎进了车间。他很快学会了操作车床，又对要求灵巧和速度的技术发生了兴趣，赶上并且很快就超过了同学们。由工厂人事处派来的一位年老的指导员，观察到这位有才能的新学生一双灵活的手操作得十分准确，发出满意的啧啧声，断定这个少年将来在生产上一定能获得很大的荣誉。虽然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但托利亚在车间同父亲相遇时，还是把发抖的手举向帽沿向他行礼，但尽可能做得若无其事，表情十分冷淡地走过去。
第一次领工资的那天，是他最隆重的日子。他连一个戈比都交给了母亲。如今她已有了帮手，不需要在夜间把头埋进枕头哭泣了。当天晚上，全家在一起隆重地喝茶。桌上铺了一块浆硬了的节日桌布，桌布闪着亮光，电茶炊丝丝冒气，小弟妹美美地吃着大哥买回的粉红色的糖饼。一切都象过去最美好的日子里那样。托利亚神气十足地坐在父亲坐的圈椅上，穿一件制服上衣，扣子闪闪发亮，腰间紧紧地系一根皮带。他要让父亲看看，没有他，他们的日子过得多好！搬到他的新家去？决不！他要提前毕业。只要有空他就去工作，他能给妈妈帮一把，他们的日子一定会富裕起来的。
母亲穿一件漂亮的新毛衣，这毛衣是专在这种场合才从箱底拿出来穿的。她快活地给孩子们倒了茶。只是当她的目光偶而落到墨纸上那暗色的像框时，她那红润的、变得好看的脸庞上才掠过一丝悲哀的阴影，但是她很快地把目光转到当上技工的孩子容光焕发的脸上，于是她的眼中重又出现做母亲的得意神色。
托利亚意气风发地回到车间，好象突然成了大人。他不看电影，从不光顾工厂小吃部，激动不安地等待每一次发工资。但问题并不在于金钱。他越来越醉心于工作，因为他不仅学到了真正的技术，而且发现工作中有无穷的乐趣。
当悲痛的气氛从他们家中开始消散的时候，当他正憧憬着将来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自动化车床旁作业，跟厂里最好的旋工比个高下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战争一下子毁了兹拉托乌斯托夫的一家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生活。工厂技工学校的同学们一致要求同厂里的志愿人员一起出发去建筑防线。了解托利亚情况的厂长本想把他留在厂里，但是，托利亚大发了一顿脾气，经过坚决要求，终于同志愿人员上了前线。
结果是矛头指向立陶宛的德军坦克部队，绕过了旧边界的所在地区，成千上万的志愿建设者正在这些地区修复工事，其中有托利亚和他的同学。同学们突然处于德军远远的后方。跟同学们一起来的指导员被炮弹片打死了。突然发生的情况使大家惊慌失措、灰心丧气。他们多少个日子努力建筑的工事现在谁也不需要了。当他们象一群惊弓之鸟聚集在这些工事的沙土胸墙后面时，正是这位被同学们叫做“真见鬼”的瘦小少年，提议不要分散开来，而要有组织地越过敌军战线回到自己人那边去。虽然有的学员比托利亚的年岁要大，但是大家都挤在这位小同学的周围。没有经过很久的议论和争执，学员们便沿着陌生的羊肠小道上了路……
穆霞在悲剧性的漂泊初期就遇见了他们。她已经知道他们其余的情况……并且知道托利亚在游击队中，仍然是他那支少年赤卫队的首领。
“你们这些同学都是好样的！”她说，温存地望着这位少年朋友。
“这一切我只对您讲了，因为您是这样的……特殊的一个人。可千万别给尼古拉叔叔讲呀，没有必要……因为我对所有的人都说父亲在芬兰战争中牺牲了。您不说，好吗？”
穆霞一声不吭。这个象刺猬一样只要不小心稍微触动一下便毛发竖立的少年，这个被叫做“真见鬼”的战斗的游击队员，有一双忧伤的、不是孩子那样的眼睛，这眼睛同米尔科的炽热的眼睛（那双眼睛她也不能忘怀）是多么相象呵！从现在起，他对她来说已经象弟弟那么亲切，于是她抓住硬发蓬乱的少年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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