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力把我推醒。做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我什么也没有想，便蓦地坐了起来。入冬前阴暗的早晨把灰色的光线洒进我的房间：房东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站在我面前。他手里拿着一页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
“新的，墨迹还没干呢，”他笑着把那页纸递给我，“我到院子里去解手，它正随风飘来。”
一看开头“同志们”这几个粗大的铅字，我就猜出来，这是切尔诺克小组印发的传单。正文下面的落款是：“联共（布）地下市委”。昨夜他们才从我手里拿去电报抄件，而今天早晨传单已经印好了。其中宣布，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包围了保卢斯上将率领的三十万德军。就是这个，四零年九月成为希特勒陆军司令部主任的弗里特里希·冯·保卢斯曾做为总参谋长的左膀右臂参加过制定臭名远扬的“巴巴罗斯计划”，即摧毁苏联的计划。
市委号召苏联人奋起斗争。传单右下角写着“印刷份数：一万”。我笑了，这是切尔诺克开的玩笑。对于他来说，加上两个零不算什么，而对侵略者来说……噢！他们要找这么多份传单准得累死。
“这是真的吗？”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问道，还不相信取得了这样重大的胜利。
“是真的！”我证实说。
“嘿，他妈的……”房东脱口而出，但他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情绪激昂地收了尾：“他们的末日到了。”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多次许诺不说脏话，但总是板不住。发现我责备的目光，他便挠挠耳朵，面有愧色地嘟哝着说：“别生气了，季莫菲伊奇！我这是高兴的。我这个笨蛋，应当重新受教育。”
我把传单还给他并请求说：“把它撒到什么地方去吧，它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点了点头，又把传单叠成四折，藏进了烟荷包。
“穿衣服吧。”他匆忙说完就走了出去。
我开始穿衣服，边穿边想：一百张传单！不过是一百张密密麻麻的打字纸片。但它们蕴含着多么可怕的爆炸性力量啊！当然会有一部分落到敌人手里。那又有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的敌人都知道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情。在侵略者的报刊上暂时只能看到一些吞吞吐吐的暗示。而那些没有落到敌人手里的传单就会起到自己的作用。它们会不胫而走，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从这一家传到那一家，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传遍全城，还会流传到乡村去。这条短小真实的报道会引起多少沉思，光明的希望，欢乐的泪水，秘密而又倾心的交谈！前线的消息使人们昂起低垂的头颅，挺起弯曲的脊背，改变他们的步态，把信心灌注到他们的心田。在他们的眼睛里点燃希望的火焰！
切尔诺克和他的同伴们干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的小组不追捕希特勒分子，不埋地雷，不去放火。他们干的是自己的事业，向人们传播真理，人们为之生活、斗争和战胜敌人的真理。而向人们传播真理并不那么容易。文具店里不出售纸张和复写纸。这两样东西都必须自己去找。切尔诺克的伙伴们果真找到了。深夜里在油灯下，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不知是谁的冻僵的手指在破旧笨拙的打字机键盘上啪哒啪哒敲着。这不仅需要耐心，而且需要勇敢。然而印好传单这只是做完了事情的一半。还应当把它们散发出去。须知发现传单和发现枪枝一样，是要掉脑袋的，什么事情都可能让你掉脑袋。
切尔诺克真是好样的！担负着从精神上武装人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他的那些小伙子们也真能干！其实哪里是什么“小伙子”呢？这么称呼是不合适的。在切尔诺克的小组里，除他本人外没有一个男人，全是妇女，清一色的妇女们。她们之中最年轻的已经四十二岁，而年龄顶大的是最机敏而无畏的六十四岁的老太太。就是这位老太太巧妙地在党卫军分子的鼻子底下把几张传单扔进了集中营的带刺铁丝网里。切尔诺克的小组里共有十四名妇女。每个人都当之无愧地把自己称为女宣传员……
我一边穿衣、洗脸，一边想着这一切。帕罗康内坐在桌旁等着我。
女房东端来三碗麻雀汤，那麻雀是前一天特洛莱姆·格拉西莫维奇打来的。
我们吃完时房东说：“很好吃，可惜没吃够。”
“在田野里甲虫也算肉了。”我回答说。
“真想弄点牛肉吃。今天我在屠宰场煮一块肝拿回来。”房东许诺说。
我们一起走出家门。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几乎总是送我走一程，虽然我们的路在下一条街就分开了。
十一月快过完了。从Ｎ城被占领到现在已过去了十四个月。
下雪之前的初寒已经降临，水洼和往来道路倾刻间便上了冻。道路不再泥泞难行。河上正在结冰凌。冻僵的树木可怜地瑟缩着。路边和篱墙下是一片干枯的被霜打的发白的草丛。天空中几朵白云在慢悠悠地飘动。冬意甚浓了。
“人不能控制天气，真是件憾事，”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遗憾地说，“现在要是有齐腰深的雪，他们就会象四一年那样叫苦连天了。”
我们在满地落叶上走着，它们一动不动，被冻住了。
将近九点钟，我走进市政厅，直到四点半才离开，而四点三刻我已站在寂静的明斯克大街上的一幢四周环树的房子前了。房屋的外观很严肃，甚至有点使人感到呆板。它那暗红色的旧砖墙，高高的房基，四个上着护窗板的窗户，以及正中间简陋的前门，都使人回想起革命前那遥远的年代。
在沉重的雕花大门上钉着一块闪闪发光的小铜牌，上面写着：
弗兰肯贝格，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
医生
下面写着说明：
出诊时间：星期一10．00—13．00
星期三 12．00……15·00
星期五15．00—18.00
市政厅第379号执照
今天是星期五。
我按了一下电铃的黑按钮。一个小小的身着雪白长衫的翘鼻子姑娘开了门。
“恭请光临！”这是她背熟的一句话。
宽敞的接待室里放着十来把椅子，仅有一位女患者。她的年纪已经不轻，面孔枯瘦而又粗糙，长着一双略带蛮横劲儿的眼睛。不难猜想，医生正忙着，而她在等着叫她。
我脱掉外衣，走到镜子前。应当把头发理一理。这面旧镜子有些地方已经锈蚀，放到哈哈镜室比放在医生的接待室里更合适，因为一点也照不出人的本来模样了。在各种发亮的奇形怪状的斑点中勉强能辨认出耳朵，眼睛和下颌。
我在梳头的时候，觉得身后那个女人在打量我。
然后我坐到小圆桌旁，上面堆着报刊，我就翻起了德国画报。此刻我依然感到那女人在用好奇索寻的目光端详着我。
挂在精心设计的玻璃罩里的外国挂钟均匀地敲了五下。每敲一下，音响都不相同。
迎我进来的那个姑娘从诊室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着蛮横眼睛的女人一下子就钻进了半开的门。
骨瘦如柴的患者把围巾严严实实地围在脖子上，姑娘把大衣递给他，送他出去。然后她走到我跟前，默默地递给我一个带商标的黑色小瓶。我也给了她一个同样的小瓶。姑娘点点头从侧门进去了。
这是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热尼娅，化名是纳别尔斯托克。谁也不象她这样与自己的代号这么相称。她的身高仅一米四十，不多也不少。她长得又瘦又小，窄窄的肩膀，脸上布满雀斑，既不漂亮，也没有诱人的魅力。她那双间隔很远的明亮的眼睛稍稍有点儿斜视。她具有无线电报务员的一个最大长处……善于沉默。她不苟言笑，没有必要从来不与人交谈。沉默寡言的人通常都要引起人的戒备，使人不敢接近。热尼娅却不然。她的沉默寡言使人感到好奇，因此人们很愿意同她交谈。
纳别尔斯托克的经历很简单，短得和她的身材一样。一九三五年她出生在明斯克的一个司机家里。父亲和哥哥都在前线，母亲疏散到木罗姆。战争初期，热尼娅离开了学校，好不容易进了无线电报务员短训班。她已经到过敌后，获得了一枚“勇敢”奖章。这就是一切。现在她住在弗兰肯贝格医生这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值得谈上几句。
按照我们的请求，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这位德国老医生和妻子留在了Ｎ城。他化名阿里斯托克拉特参加了侦察小组的工作。
五个月以前，医生的妻子死于肝硬化。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独自生活了近一个月。他自已做饭，打扫三个大房间，擦地板，打水。他的负担很重。就在那时列舍托夫的信使来了，说热尼娜在明斯克等候我们。
我们三人小组中谁也不怀疑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的忠诚和他严守机密的品格。医生经过考验，并出色地回报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不怀疑，孤身医生的家是无线电报务员最好的藏身之地。这样就产生了让热尼娅到阿里斯托克拉特这儿来，使她有个合法身份的想法。但这需要有证件。
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他极力要我放心，一切都会得到最妥善的安排。难道他不是所有这些德国军官的同胞？难道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与他们相同的亚利安人的血？这可不含糊……至于他和他的父亲没有出生在德国，而出生在俄国，这算不了什么。一个德国人，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毕竟还是德国人。元首本人就这么说。他更喜欢说：分散在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是他的支持者和潜在力量。此外还有一些有利因素。不正是市长库别伊金大人准许他私人开业的吗？不正是警备司令劝他，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到德国军官医院去工作吗？不正是警备司令使他的房屋免被征用吗？最后，也不正是警备司令为他逝去的妻子发来了个人唁函吗？
我祝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取得成功。
医生通过了市政厅卫生局、市长的关口，出现在警备司令本人……一吉利德迈斯特少校的严峻目光之下。医生含泪向他倾述了心里话。这么一倾述便得到了软心肠的少校的同情。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获得了乘火车往返于Ｎ城和明斯克的许可证。他还得到一封写给明斯克警备司令部的信。吉利德迈斯特请求他在明斯克的同事协助弗兰肯贝格医生找到他妻子的远亲，并把她从明斯克领到Ｎ城。简而言之，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如此。
最后一位女患者离开了诊室。等她身后的门关上以后。我才进去。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站在大理石的洗脸池边在仔细地往手上擦肥皂。他穿着长衫，戴着医生的帽子，这些都是他的职业的永恒不变的象征。
“您能猜出刚才离开办公室的这位美人患的什么病吗？”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就开口问我，所指当然是那个大眼睛的女患者。
我苦笑道：“我怎么能知道呢？”
“梅毒！典型的梅毒。四十五岁染上了这种病，而且分文不挣。真是下流！”
“是啊，真蠢，”我说，“好象她从前没得到机会似的。”
“请您相信我的话，早晚她要得伤寒病。她身上有虱子，而虱子是人类的大害。您知道不知道，被虱子和蚊子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人比最大的战争还要多？”
“不知道。”我承认说。
“而这却是可悲的事实，”他擦干手，走到我跟前，让我朝着光亮：“好……我来看看您。您瘦了，想吃东西吗？”
“不……”
“真的吗？”
“不特别想。”
“退一步说，您总不会硬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吧？”
“那倒是。”
“好极了。热纽尔卡！①我的天使！”
【 ①热尼娅的昵称。……译者】
天使没有让人久等，很快就来了。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俯身吻了一下她的前额，情求说：“准备点吃的东西，我们非常想吃点什么。”
纳别尔斯托克点点头就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们坐在诊室里。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白色的玻璃柜，甚至还有手术台。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的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六十七
岁的人居然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漂亮体形。他有一些旧派头和已经绝迹的贵族的优雅风度，尽管他根本就不是贵族家族出身。他的举止彬彬有礼。人又殷勤心细。严谨，整洁和爱劳动这些德国人固有的民族性格特点被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奉为最高的生活原则。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和我并排坐着，搓着苍白干瘦的手，沉默无语。脸上的表情象是疲劳，又象是有心事。
“出什么事了吗？”我问道，把手放到他的膝头。
“总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他悄声说，“生活就是这样……夜里我的老朋友扎普拉金医生死了。对……康斯坦丁·阿里斯塔尔霍维奇·扎普拉金。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念过书，在同一所专科学校毕业，一同在米哈依洛夫村工作过。正是他在四０年把我拉到这儿来的。他就出生在这里……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十分聪明，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和音乐家。他是多么热爱人们哪！他对人们充满了那么强烈的爱，有时甚至使我觉得有些过分，而且并不是总能得到报答。前天还到我这儿来过……我们一起喝了茶……象平时一样，回忆往事。我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一点也没发现。而昨天夜里……他却突然死了。”
“是心脏病吗？”
“服毒自杀！”
“自杀了？”
我们的谈话被纳别尔斯托克打断了，她过来请我们去吃饭。
我猛然想起：“我和您说件事，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
他用开玩笑的口气避开说：“请原谅，肚子饿时我的大脑也转不动。”
饭厅里干干净净，有一种家庭舒适感。看得出纳别尔斯托克的手很勤快。
我们三个人胃口大开，把烤牛肉一扫而光。这牛肉相当老了，做得也并不讲究，不过是放在平锅上烙热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喜欢这种吃法。我们还吃了洋白菜泡菜，喝了茶。医生从自己的“战略”储备中拿出白糖，分给每人一大块。这是和盐一样珍贵的佳品。我们把糖扔进茶水里，而纳别尔斯托克用她结实的牙齿啃起来。
待纳别尔斯托克把桌子收拾干净，出去后，医生问道：“您好象找我有事？”
“对，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
“那就说吧。”
“要是有个静脉栓塞患者来找您，您能给他帮个忙吗？”
“那还用说。但是，说实在的，怎么理解‘帮个忙’呢？这可不是切开个疖子。静脉栓塞这种病需要治疗，认真地治疗。”
“请原谅，我说得不清楚。我所指的就是治疗。”
“问题就在这里。答案的一半取决于正确地提出问题。但我先得看看病人。”
“问题是他是个德国人。”
“真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冷笑了一下，“您想给我多招揽点儿主顾吗？”
“不仅如此。”
“那还有什么目的？”
“患者是个值得注意的人。我们想试试看，让他来找您。希望您能赢得他的信任。”
“你们对一个普通人的要求是不是过多了？”
“您的才能我们是了解的，亲爱的医生。”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从来不把恭维话放在心上。他说：“任何荣誉都有它的坏处。如果不是秘密，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
“这算什么秘密！他的职务是机场气象站站长。”
“那就这样吧……您是怎么说的：‘我们试试看，让他来找您？”
“对。”我微微一笑。
“那就让他来吧，看看再说。”
我们互相道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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