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有午饭，也没有可代替午饭的食物。我和特洛菲姆·格拉西奠维奇一人啃了一小块黑面包干，喝了野蔷薇泡的开水。然后我穿上衣服到安德列那儿去，给他送纳别尔斯托克收到的电报。
象长了千万只眼睛似的星空笼罩着城市。风吹起地上的积雪，在脚卞籁籁作响。近来天气更加寒冷：到十二月份了。
我边走边想着自己孤单的生活。就说安德列吧，还不时通过纳别尔斯托克得到妻子的一些消息。根纳季新成了家，而我却孤身一人。有时我感到这样更好：感情和思想不必因思念亲人而分散，全能集中到事业上来。但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我更常象现在这样，受着孤独的折磨。我羡慕安德列和根纳季，认为他们是幸福的。我没有妻子的关怀、爱抚和温存。我常常自问：我还能再有家庭吗？在生活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我愿为之牺牲一切的女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我的思绪又转向了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我离家时他很懊丧。昨天他从屠宰场弄到一块牛肝。他没告诉任何人，把它吊在小棚子的横梁上，想保存到星期天，以便作为意想不到的礼物使我们大吃一惊。今天早晨他到院子里去，看见一只黑猫在篱栅旁边的雪地上大嚼着什么。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发现猫的肚子特别鼓胀。他的心凉了。他打开小棚子的门，大吃一惊：肝不见了。他疯狂地向猫扑过去，可是猫早巳无影无踪。我的上帝，那情况真可怕！我很久未见房东气成这个样子了。由于我的“教育工作”，从他的嘴里出来的粗野话愈来愈少了，可这时他气炸了肺，毫无节制地破口大骂。他痛驾德国人，捎带女房东，也把我沾上一点儿，当然主要是骂那只猫强盗。最后，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对天发誓，要把那只猫连同五脏六腑全都吃掉。
猫赶到我们之前吃了牛肝。这真叫人恼火：要知道这可是牛肝呀，我们的厄运并不常能使我们吃到牛肝。
我穿过大雪覆盖的静寂的广场，战前它叫做集市广场。每逢星期日，集体农庄的人纷纷进城来，这里十分热闹。现在广场却是空空荡荡。
这就是根纳季找到柄身之所的那幢破旧的圆木小屋。护窗板关得紧紧的。栅栏几乎都拆光了。房前一株枯枝丛生的老白桦独自立在那里，已经冻僵了。白色的树皮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大黑斑。阵阵大风把钉在高高的杆子上的空 鸟巢吹得摇摇晃晃。
出于谨慎，我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在墙角站一会儿向四周望了一下，然后才回到房前。
根纳季的妻子把我让进屋里。对于我星期日的来访她已习以为常，并没有因我来得这么早而感到惊讶。而且，我也不是第一个客人。桌子还没收拾，安德列已经坐在一旁，正在同主人交谈。
“你们倒都挺悠闲？”我坐到同伴跟前。
“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安德列笑了。
我大约有一周没见到他了，觉得好象过了很久似的，所以一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你不会迟到吧，格鲁尼娜？”根纳季问妻子。
“不会……我马上就走。”她从桌子上收拾起餐具，用掸子把桌布上的食物屑扫掉。她已经年龄不小了，但显得很健壮年轻，精力充沛，干活麻利。
女主人终于穿上大衣，临走时嘱咐丈夫：“彼杜绍克要是醒了，你给他喂点牛奶。奶瓶在烤炉里。”
根纳季叫她放心，说一切都会做好。她一走他就关上了门。然后他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在这段时间里他发肿了，脸都横过来了。
我把电报送给他。他在手里把电报翻了几下，思索了一会儿，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译密码。他这种做法总是使我感到很恼火。甚至在这么一件小事上他也要极力突出他地位高于我们，掌握着别人接触不到的秘密。
我和安德列谈起来：“你的情况怎么样？”
“正常。已经有了十二个小伙子，四个三人小组。”
这要归功于安德列所担当的反间谍机关“征队”的角色。德国人的任务他不急不忙地执行着，这样做完全正确。干得太快会引起施图利德列耶尔上尉的怀疑，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懂得，在一座陌生的新城市里不能很快建立起关系和博得信任，更何况还要拉人给敌人的侦察机构工作。前不久，也就是大约一个半月以前安德列才把第一个人选送到上尉秘密接头的宅院。然后又给上尉介绍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这三人便成了三人小组的组长。他们在与施图利德列耶尔进行过一场深入的交谈以后，又各自挑选了两个人，当然是从我们推荐的人中选的。上尉以为安德列的作用不过到此为止，但他错了。事实上，安德列同这三个小组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仍同他们会面，从他们手中得到详细的情报，给他们提出一定的任务。我们知道，我们的伙伴们分成三人小组住在反间谍机关的秘密住宅里，施图利德列耶尔上尉的侦察员在训练他们。
“上尉打算什么时候把他们派到我方来？”我很感兴趣。
“从一切迹象看来，第一个三人小组过两三周出发，但好象不经过前线，而到游击区去。”
“原来如此！”
“这也不坏，”安德列指出，“佩佩尔怎么办？”
“把他送到阿里斯托克拉特那儿去，如果你相信他能同意的话。”
对此安德列深信无疑。静脉栓塞症使佩佩尔十分痛苦，而军医院的医生又拒绝治疗。况且他们也顾不上这些，事情太多：从前线运来一列车一列车的伤员。
关于佩佩尔的事还值得说一说。大约一个月前，野战军司令部伙同秘密战地警察局出于侦察目的，往附近的森林里派出一个小队。它遇上了游击队的伏击，损失了七个人：五个被打死，两个被俘。被俘人员中的一个是一级军士长，出生在奥地利，审讯时声称自己是希特勒的敌人，甚至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并且他还建议游击队员核查他的供词。例如，他服役的部队驻扎在Ｎ城，他曾在那里碰到一个人，他救过这个人的命。这个人姓佩佩尔。是机场气象站的站长。而实际上他并非是佩佩尔，也不是奥地利人。他是德国人，真正的姓氏是施普伦格尔。是一级军士长帮助施普伦格尔更名改姓并离开德国到奥地利去的。他的帮助非常及时，因为施普伦格尔因杀死了他的亲属……一个秘密警察正受到被枪毙的威胁。
佩佩尔无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在捉摸，怎么能更成功地找到打开机场气象站站长这把锁的钥匙。我们请杰米扬给一级军士长留一条命，因为很可能需要他出点力。
安德列完全意外地结识了佩佩尔。一天夜里，台球室里有个球员下了阵，简而言之，他感到不舒服。若是记分员不关心来玩的人，谁还能关心他呢！安德列把生病的人带到自己的小屋里，让他躺在床上，想给他帮点忙。病人表示了谢意，但却说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需要安静。他的腿患了静脉栓塞，即血栓性静脉炎。这个病早就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人们建议他做手术，但他相信手术也无济于事。在德国他确实知道一位专家，他是用注射剂给佩佩尔治疗的，挺见效。可是现在能考虑治病的事吗？
病人自称是佩佩尔，这是在安德列答应给他在城里找一位能减轻他的痛苦的专家以后告诉安德列的。Ｎ城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以前是个县城。但这里却有一些好医生，上帝保佑，其中有一位还健在。佩佩尔为记分员对他的关心而深受感动。他恳切地说，一定不会叫安德列白费心。现在安德列正该把佩佩尔送到阿里斯托克拉特那里去。
根纳季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怒容满面地走进来，把译出的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说道：“你们来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安德列拿起那张纸读起来：
“索尔达特。您的情报推论过多，没有事实。而侦察员的任务即是获得事实，并进行验证。请改变一下情报内容和工作方式。我们赞成别列别日奇克的活动。请及时报告三人小组派出情况。扎帕斯内。”
如我们所知，索尔达特是根纳季，别列别日奇克是安德列，而代号为扎帕斯内的则是列舍托夫。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问道。
“这么说，我们连做一些推断的权利都没有？”根纳季却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没有？当然有，”安德列回答说，“但只是不该把这些推论写到电报里去。”
“什么时候你也不会让任何人满意。”根纳季不满地嘟哝一句就点燃了电报纸。
“你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生气呢？”安德列问道，“扎帕斯内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性指示。他的要求既简单又明了：获得事实，验证其确切程度，找到相互间的联系。至于作出评价和系统整理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根纳季摆了摆手：“算了！现在顾不上这些……杰米扬的联络员前天到我这儿来过，”他压低嗓音，“‘乌拉尔’小组被搞垮了。”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墓穴一般沉静。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死神的呼吸。只听得见墙上挂钟的均匀嘀哒声。
“起初抓住了联络员克拉伊尼，然后是六个同伴，后来又抓去三个人，最后抓走了‘乌拉尔’本人。有两个人因反抗当场被打死。四个幸存者从城里跑出去找到了杰米扬。”
我们谁也没见过“乌拉尔”和他那个小组的成员们。但是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应知尽如，正如对其他地下工作者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一样。“乌拉尔”小组是核心。它肩负着战斗任务的全部重担，可现在，“乌拉尔”和他的伙伴们都进了监狱。
这又是一个不幸，我们原以为，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原来，只是刚刚开始。现在地下组织的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
当你在陌生的森林里久久行走的时候，有时会感到，树林就要向两边闪开，你就要来到广阔的大地上；然而，树林却愈来愈密，连一点光线都没有。我在芬兰森林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心里所想的就是那情景。曙光已经可见，而我们却遭到了新的打击。
这一打击使我们沉默良久。惊愕和默哀都不合时宜。
根纳季打破了沉默。他经过一番我们意想不到的思考，然后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人生下世由不得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死也是同样。他在血中生，也在血中死。”
我和安德列莫名其妙地互相对望了一眼。这是什么意思？应该做何理解？
“不仅要善于夺取胜利，而且还要善于忍受失败，”根纳季继续说，“失败会使一些人变得怯懦，但却会使另一些人更加不屈，更加坚强。如果地下组织总是取得胜利，最终它必将萎靡不振，不善于战斗，也就不能进行斗争。”
他象统帅对士兵发表演说似地侃侃而谈。这显然是他在什么地方读到的别人的话，认为此时说来时间、地点都正相宜。但这不过是可悲的误解。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说给我们和现在正在秘密警察监狱里忍受痛苦的人听简直是一种污辱。
“说完了吗？”安德列厌恶地问。
根纳季皱起眉头：“怎么？”
“闭上你那张会说漂亮话的嘴巴。”
根纳季脸色陡变，想说点什么，可是安德列赶到了他前面：“你不去想想今后的事情，却拿这套愚妄的高谈阔论玷污我们的头脑。”
安德列很少动这么大的肝火，这连根纳季也察觉到了。
“我想……”他含糊地说，“我告诉杰米扬，我们相互间以及和其他地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先中断一段时间。”
“可是……”我十分惊异。
“没有其他出路，”他并不放弃自己的企图，“会面必然使秘密警察发现我们的踪迹，导致新的逮捕。”
“这就是说，停止斗争？宣布放寒假吗？”安德列冷笑了一下。
“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保存地下组织的剩余力量。”
根纳季依旧是只在别人的意见与他自己的意见不相矛盾时才会表示同意。他说的是“我们”其实无论是安德列还是我，都没有授予他这样说的权利。
“我不同意！根本不同意！”安德列抗议说，他那有力的拳头往桌子上狠狠一击。“首先，我们应当明确自己对所发生事情的态度。我本人不赞成耶稣基督的立场。”
“我暂时还不理解您的意思。”根纳季改用了“您”的称呼。
安德列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解释。如果我们确信失败是合乎规律的，是必然的，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放下武器，抛下所有的工作。向“大地”宣布我们拒绝继续斗争。会有人来代替我们的。但是他，安德列，却不能采取这种立场。他主张弄清失败的原因。总得有些原因吧？无疑是有。或者因为有人疏忽大意，或者是有叛徒。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个问题我们扯得很多，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变。
“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根纳季打断他说。
“别打断！丢掉你这个愚蠢的习惯吧。要学会听别人说话。敌人进攻了，普罗科普、普罗霍尔、阿基姆、‘守门人’、‘乌拉尔’，克拉伊尼都牺牲了。十七个人牺牲了，而你却要求无限期停止斗争。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行为呢？我们听到的是谁说的话？是共产党人，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市委成员说的，还是个庸俗的小市民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敌人来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应该让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投入战斗，如我的小组，勃拉金的小组。我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担负同样任务的小组来代替‘乌拉尔’小组。人嘛？人是有的！领导者呢？也能找到。季姆－季梅奇会推荐领导人。即使是他的房东也可以。你以为他胜任不了小组的领导工作吗？”
“他不是党员。”根纳季指出。
安德列又大为发火：“不是党员！我们有些象党员一样可以信任的党外人士，这是我们应当感到骄傲的。最后，我建议立即认真地审查所有幸存下来的地下工作者，任何人也不例外。而且应该从联络员科柳奇审查起。”
“为什么要从幸存下来的人审起？为什么要先审查科柳奇？为什么要从末尾往前审查？”报纳季问道。
“心中无数就很难查清，”安德列断然地说，“你总不会去审查被捕的人吧？”
“谚语说得好：智者三思而行，愚者不思而行，”我补充说，“安德列是对的。早在夏天，杰米扬就很警觉。秘密警察抓走了普罗霍尔。却没有碰他的联络员科柳奇和克拉伊尼。当时杰米扬就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克拉伊尼已经被捕了。”根纳季说。
“那又怎么样？我们还等着让他们来抓科柳奇吗？”
“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怀疑每个人都是叛徒，”安德列说，“但我们必须审查每一个人。”
根纳季不作声了，使劲揉搓着面颊。大概，他是在做对他来说十分艰难的决定，而且是按他自己的方式。照他的愿望，他想摆脱现在变得异常危险的斗争。至今他所参加的斗争并不要求他去担任何风险。除了我、安德列和杰米扬的联络员以外，他役有同任何其他人会面。电报是我在他和纳别尔斯托克之间传送的。出事的可能性非常小。根纳季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街上走，心安理得地在严严实实的护窗板的保护下睡大觉，甚至还能心平气和地去吻他的格鲁尼娅。而现在人们却让他去作积极的斗争，而且是在敌人给地下组织套上绞索、正一个一个地绞死爱国者的时刻。
“好吧，”根纳季用低沉的嗓音不情愿地说，“你的伙伴们有能力进行审查吗？”
“他的，我的，以及切尔诺克小组的妇女们都能，”安德列替我回答，“要互相审查，交叉地、反复地进行审查，否则我们就跳不出这个绝境。”
“那好吧，”很纳季又同意了，“就这么办。”
“我还有一个建议，”安德列继续说，“应当把联络员科柳奇撤换掉。”
“对！”我赞同说，“普罗雷尔被捕以后，他和克拉伊尼一样，可能成为德国人的怀疑对象。”
“但他是通过‘邮箱’联系的呀。”根纳季反对说。
“克拉伊尼也是和‘邮箱’打交道，可还是被捕了。”
根纳季点了点头：“那就把科柳奇也撤掉吧。”
听他说这话的声调，似乎他是在按别人的意志行事。连他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深深的悲哀。我发现了这种表情，可是没有理会。我们太为不幸的遭遇而激动了，当时只想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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