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0度，寒气透入骨髓。我紧缩着身子大步走着。昨夜的新雪在阳光下闪着晶莹耀眼的白光。没有风，一片寂静。卫戍司令部门前挂的“卐”字微向下垂着，好象有什么东西坠着似的。在主要大街上居民正打扫人行道。厚厚的积雪堆得象小山一样。
寒冷终于被墙壁挡在外边：我已来到医生的接待室。开始并没有感到暖和，过了一会儿，一股热血才涌上了脸、手和脚。
安德列和我见过的那个瘦患者坐在一起。我肯定是最后一个才能受到接待的，这我一点也不怀疑。可是安德列和那个瘦患者谁该先到医生那儿去，只好凭猜测了。我希望第一名的荣位属于那个瘦患者。我对此极为关注。
纳别尔斯托克陪着一个年迈的老太婆走出诊室。安德列站起身来，轮到他了。我暗自骂着朋友：他怎么没算计好，赶到那个瘦患者前面去了呢？现在怎么办？想一个会面的借口？
纳别尔斯托克来搭救我们了。她对安德列说：“您还按摩吗？”
“对。”
“也许您能让这位先生先看吧？”她指着瘦患者说，“他是注射，十分钟。”
安德列“宽宏”地和他倒换了位置。瘦患者阴郁而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过谢，就走进了诊室。
“真聪明。”安德列悄悄说，他所指的是纳别尔斯托克。
“她是很聪明。”我说道，还没有摆脱懊恼情绪。
“我来早了一点。”安德列企图为自己辩解。
“以后注意点吧。”
一刻钟以后，我们已经在听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介绍了。
“他来了，来过三次，”他讲道，“情况属实，是血栓性静脉炎，慢性的，在下肢的皮层。有些浮肿。疼痛，尤其是走动时。这都是常见的症状……应当治疗。最好能有个安静的环境，卧床治疗。可现在这都是奢望，患者和医生都只能想想而已。佩佩尔先生听说我是德国人，十分惊奇。他似乎以为，战争初期俄国人把德国人都枪毙了。他有点戒备地认真听我说话，而关于自己却只字不谈……我理解他。”
“是这样，”我忍耐不住了，“他给您的印象怎样？”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笑开了。
“您知道，人不可貌相。不然，老远就可以把罪犯认出来了。我亲眼见过长着思想家一般高高额头的白痴，面庞象建筑师一样有灵感的杀人犯，我还遇见过貌如天使的下流痞和无赖，而我的老师，聪明绝顶的教授，长相却象猴子似的。对！他的额头又窄又小，眉毛上面的额往下垂，眼睛深深地陷进去，耳朵倒很大。但他的智力却顶得上十个人。凭外貌是很容易看错人的。不过总的来说，佩佩尔看来是个规矩人。他好象挺压抑，有点什么心事。这我是从眼睛看出来的。一般来看，他是个普通的中等德国人。对了，他的牙齿长得特别好，洁白整齐得象人工做的假牙一样。就这么多。现在，”
医生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到墙边，“请原谅，我有一些事情。可是你们不要走。我还有新闻，而且是很有趣的新闻。”
剩下我和安德列两人，我们继续谈论着佩佩尔。气象站长昨天到台球室来找他了，向他表示感谢，带了香烟，罐头，还请他到家里做客。
“我有点儿为难，”安德列抱怨说，“他的俄语就象我的埃塞比亚语一样，而我还不愿意让他知道我会讲德语。”
“我明白”
“可是必须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谈话。没必要再无聊地拖延下去。”
“但是怎样安排这次谈话呢？”
“什么方法都行，只要便当。这我并不担心。”
而我却很担心。谈话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和环境等。这个打算的出发点是一清二楚的：利用我们掌握的情报迫使佩佩尔坦白真象，替我们作事。但佩佩尔会怎样对待这件事呢？我们在制定计划时，能只期望取得成功吗？要是佩佩尔突然下毒手怎么办？他如果顽固不化呢？要用秘密警察来威胁我们怎么办？这种“突然”的情况还少见吗……再说，谁去同佩佩尔进行这次决定性的谈话呢？谁愿甘冒失败、被揭发、也许被逮捕的危险去进行这场谈话呢？如果佩佩尔不是傻瓜（他为什么是傻瓜呢？），他当然要摆脱开掌握他的秘密的人。他要这个证人干什么？把他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死人不是更好吗？如此说来……既然这一切都很清楚，那么有谁愿意接受同佩佩尔去推心置腹谈话的微妙使命呢？也许，根纳季·贝兹罗德内吧？不合适。他德语掌握得不好，而且干不了大事。阿里斯托克拉特？不行。他不仅是秘密接头的房屋主人，而且还是纳别尔斯托克的庇护人。安德列呢？就剩他了……真怪呀，最艰巨和最危险的事都落到你最信任、最喜欢、最珍贵、最亲近的人的身上。可是到底为什么让安德列去呢？是啊，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呢？
“你听着，安德柳哈，”我开口说，“把佩佩尔交给我吧。我能和他找到共同语言。”
安德列摇了摇头：“一个人不行，应当两个人去。我已经设身处地考虑过了。我们一起去吧，这样好些。我们就当着他的面一下子解决问题。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
“你同意吗？”
“同意。可是在哪儿谈呢？”
“在他那儿。他住在一所私人住宅里。还应当摸清房东的情况。他是个什么人呢？”
我们约好下次会面的时间，就站起身来打算离开这间屋子，可这时纳别尔斯托克来了。
“卡尔·弗里特里霍维奇请你们不要走，”她说，“我们来喝点茶。”
只好服从了。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到桌旁。医生总是那个脾气，不给我们吃点东西不放我们走。卡尔·弗里特里霍维奇认为和同志们分享他储存的食品是他的义务。
当桌子上摆出一个冒热气的茶壶时，卡尔·弗里特里霍维奇一边搓着手，一边走了进来。
“你们不相信我有新闻，想走啦？”他说。
“有点儿不相信。”安德列承认说。
“你们以为老头子是为给你们喝茶才编造了个借口吧。”医生继续说。
“差不多是这样。”安德列说。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带着责备意味摇了摇头。
纳别尔斯托克开始倒茶。我往自己的盘里拣了几个热乎乎的马铃薯。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医生没有碰吃的东西，开始讲道，“不是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我已故朋友扎普拉金生活中的一件事。但我却是他的见证人，确切些说，是参加者。和所有透过时间的迷雾浮到表面上来的事情一样，它充满了神秘色彩。”
“您一开始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安德列说道。
“食欲都被赶跑了。”我吃着马铃薯说。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讲了下去。事情发生在战前的一个秋天，在米哈依洛夫村，时间是星期六晚上。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到扎普拉金医生家去做客，因为那一天是扎普拉金的生日。医生是孤身一人。前来祝贺的还有几个医院的同仁。半夜里，大家都走了，而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留下来过夜。天气特别不好，他不愿在这样的阴雨天走过全城。他们躺下睡觉了。天快亮时他们被敲门声惊醒了。扎普拉金穿上长衫走到前室，边走边打开两个房间的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躺在沙发上。不一会儿扎普拉金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后面还有一个陌生人。这个人迈进门坎，往前走了两步，身子一晃，往后一退，便倒在墙上了。他没戴帽子，头发又湿又乱。大衣又皱又脏。“我很难受，”陌生人声音嘶哑地说，“帮帮忙吧。可是不要到医院去。我会表示感谢的。”说完，他就翻起了白眼，顺着墙往地下滑。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跑过去帮助扎普拉金。一他们两人一起把那人抬起来放到沙发上。陌生人失去了知觉。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停下来，请纳别尔斯托克给他倒点茶。他向我们狡诘地挤挤眼睛。
“这个开头有趣吧？”
“很有趣。”我肯定说。
安德列没有作声，他的脸上现出极其惊诧的表情，似乎讲的不是某个陌生人，而是他自已，安德列·特拉佩兹尼柯夫。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呷了几口我习惯地称之为茶的那种东西，用热茶杯暖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又接着讲下去。
陌生人受的是贯穿性枪伤，一只胳膊也骨折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的家里，可以担保，不管受伤的人提什么要求，几分钟以后他必得躺在医院的床上。这规矩是为所有的人制定的。但是扎普拉金却有些怪僻。他把受伤的人留在家里，把住宅变成了医院的分院。病人需要高超技术的急救，两个医生就帮了他的忙。在陌生人的后背上有个边缘规整的小圆洞。枪弹就是从这儿打进去的。胸廓的表面有一个很大的血淋淋的伤口。枪弹是从这里出去的。它穿过肺部的顶端，这就是说情况复杂化了；胸腔里充满了血。只好裹上挤压绷带。胳膊的情况也不太好：左前臂骨折的地方没有包扎，弄得很脏，外加还有几处血管受了重伤。需要包扎，打上石膏……简而言之，陌生人在扎普拉金家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还见过他两次。他没说出自己的姓名，但答应伤好以后给扎普拉金讲述他所遇到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讲，溜掉了，突然就走了，而且无影无踪。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又停下来喝茶。
安德列已经不坐在椅子上，他在屋里踱着，两只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医生一住口，他就走到桌子跟前，双手用力地抓住椅背，关节都变白了。他问道：“您记得夜间来客是哪一天的事吗？”
我把目光从安德列身上移到了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身上。
“那用不着记，”医生说，“我朋友的生日是十月二十八日。这样的日子是不能忘记的。”
神情激动的安德列瞧了瞧我：“你明白了吗？”
“我什么也不明白。”
“十月二十八日我在火车上挨了一刀。”
我的天哪！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难道会有这样的巧合？
安德列又在房间里踱起来，然后咚地一下坐到椅子上，抓住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的手：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想一想，他长的什么样。这非常重要。”
“我完全记得，”医生点了点头，“现在已经是您在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按照医生的描绘，陌生人是中等身材，宽肩膀，长得很结实，一副严峻的面孔，但五官端正。
“是他，敦克尔！”安德列大声说道。
“对，大概是。”我同意说。
“你说什么？”医生问安德列。
但是安德列兴奋、激动得没顾得上回答他，自己却提了个问题：“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您为什么想起来要在今天跟我们来谈这件老早以前的事情呢？”
“请愿谅，”医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全部的事情就在于，今天早晨我在城里遇见了这个人。”
我和安德列互相沉默着对视了一阵，心里都在想着一件事：……敦克尔在Ｎ城！……
安德列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也认出了您吗？”
“我以为没有。这不会。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还有一桩，”医生想起来了，“这家伙有个坏习惯，不管需要不需要，他总爱用牙签。我看他不是在饭桌上，所以见他一个劲儿抠牙非常别扭。”
“敦克尔！是敦克尔！”安德列又高声说，“难道说他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我摊开了两手。这还难说。
这一次我们在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家里待了很久。得给他讲讲敦克尔的历史，现在这已不是秘密。然后安德列到区台球室去了，而我决定到根纳季那里去把电报译成密码。应该向“大地”报告敦克尔在Ｎ城出现的消息。
“这个秘密只有两个人知道。”佩佩尔轻声说．
“现在知道的是四个人了。”我说。
“看来是这样。”佩佩尔同意说。
我们坐在他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十二月漫长的夜晚迅速地降临了。窗外覆盖着积雪的狭窄街道上一片昏暗。佩佩尔没有点灯：在半明半暗中交谈要轻松得多，大家都感到更自如一些。佩佩尔对我的拜访是有所准备的。我们的计划稍有改变。几天以前，安德列利用佩佩尔邀请他的机会，到他那儿去做客，临走时跟他密谈了几句。他说，他在Ｎ城有个俄国相识，这个人知道佩佩尔根本不是佩佩尔，而是施普伦格尔，而且也不是奥地利人，是德国人。
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推想，佩佩尔会冲着安德列的脸大笑一阵，掐着脖子把他赶出去，对他说，对侵略军代表的履历发生兴趣不是他的本分，或许，最后把他拖到秘密警察那儿去，叫他别瞎说八道。但事实相反。
佩佩尔十分震惊。这消息使他感到愕然。霎时间他无言以对，只是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条件，让他在几天内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安德列坚信，佩佩尔不能用沉默来摆脱我们。
果真如此。四天以后，他来到台球室，到安德列的小屋去找他，问道：“那个俄国人是谁？”
安德列说，他没有被授权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您知道，他想怎样利用我这个秘密吧？”
“我只知道一点，”安德列说，“他不会和您的同胞去谈这个秘密。”
“您深信是这样吗？”佩佩尔惶惶不安地问。
“对。”
“我能见到他吗？”
“这毫无问题。”
“而且由您给我们作介绍？”
“对！”
“我十分感谢，这件事越快越好。”
野兽找上猎人的门了。
安德列并不担心佩佩尔会耍意想不到的花招儿。他不属于擅长伪装的那种人，心中的想法全都形诸于色。虽然如此，我们在考虑同佩佩尔会面的计划时，仍未指望一定获得圆满成功。
佩佩尔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作着推断。他可能引来可靠的朋友，把安德列和我诱去，然后干掉我们。我们一死，佩佩尔被戳穿真面目的危险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作了这种推想，就要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两次约会我们都推辞没去，只是当我们确信只有他一个人在时，才走进他的房间。当然，他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做法：先接待我们，然后再发信号。这我们也估计到了。我的一个小伙子和安德列小组的一个小伙子在房后放哨，一旦有危险就预先打招呼。
然而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我们相识了，坐着，交谈着，吸着烟。
佩佩尔是否明白，我们的灵通消息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他是否猜得出市政厅翻译和娱乐场台球室记分员的假面具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人？
我想是会的。佩佩尔给人的印象很好。
“不是秘密警察，而是我们掌握了您的秘密，这是您的幸运。”我说。
佩佩尔苦笑了一下，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身体。
“当狮子从虎爪里抢出猎物时，这猎物的命运并不会好转。”他说。
“您是想说，”安德列指出，“一级军士长把这件事说给谁，您都无所谓吧。”
“上帝保佑！”佩佩尔反对说，“我这么说是想更形象地描绘我现在的处境，仅此而已。”
“好吧，”我说，“我们不在词句上作文章。您在开始交谈的时候说，杀害秘密警察亲属的说法根据不足？”
“对。这个说法是我想出来的。我欺骗了一级军士长。其实，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能当上一级军士长，我不能跟他说实话……难道说我象杀人犯吗？”
我和安德列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么，对我们您能说实话吗？”我问道。
佩佩尔摊开双手。谈这些是可笑的。我们知道，佩佩尔并不是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我们为什么不了解一下，是什么原故促使他想换一种生活的呢？
“在上次战争中，”佩佩尔开始说，“现在姓希特勒的这个人荣获了铁十字勋章。就因为十字勋章的事我陷入了一桩纠葛。”
佩佩尔详细地讲了起来。按他的说法，是这么一回事。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在一个犹太军官古特曼手下供职。他们的部队在西线作战。一天夜里，古特曼的分队在向前推进时，占领了一小片树林，这是法国人因为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未加反抗而放弃的。古特曼想：要是他不马上通知自己的炮兵，他们准会以为树林里有法国人，用大炮轰，那就会打着自己的人，同后方的电话联系中断了。应当派个通信员，而且是个腿脚快的通信员。只剩下有限的时间了。古特曼选中了希特勒，并且预先告诉他，如果他能在开炮之前赶到，就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知道十字勋章的价值，于是就去执行命令。他按时赶到了。炮击避免了。古特曼提出要奖励他。而营长却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而且这种看法是合理的，在自己的领土上跑，就是用打破记录的速度。也不能成为得到战斗勋章的理由。
古特曼是个很倔强的人。他自己来到上司那里并且证明说，军官许下的诺言应当照办。希特勒得了勋章。全靠犹太人军官的努力争取，希特勒才为在自己的领土上跑得快而得了勋章。
过了一段时间，上等兵变成了元首。
未来元首建树“功勋”的见证人活下来的有十五个。佩佩尔同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有时见见面，同另一些人有过书信往来，还有几个人的情况他只听到一点传闻。三五年那一年，佩佩尔的一个同事，以前连队的司书，有一次到他这儿来喝啤酒，跟他聊起自己所担心的事情来。原来，幸存下来的元首“功勋”的见证人渐渐开始莫名其妙地逐个丧了命。例如，有一个人没有留下任何话，就无影无踪了，他本来要到自己的兄弟那儿去，可是没有去他家，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却让汽车压死了；第三个人是钢筋工，他从八层楼上摔下来，变成了一堆肉泥；第四个人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床上被人发现，已经中毒气死了；第五个人是从下水道里拖出来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件事情之后，即原来的士兵在一次游行时曾经拿了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元首在赤脚追赶跑掉的十字勋章。
连队司书是个消息灵通的人，他深信并要佩佩尔也相信，似乎希特勒下了命令，无论如何要找到他的“功勋”的见证人，并干掉他们。
佩佩尔，他当时还是施普伦格尔，把自己的同事嘲笑了半天：“草木皆兵！不能这样夸大事实、小题大作。”可是这次谈话过了刚好一个星期，经常夸口说自己曾在古特曼的口授下打字为现任元首请赏的这位原任连队司书，竟在自家门口被几个满脸凶相的坏蛋打得死去活来，终未恢复知觉，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施普伦格尔深思起来。怎么能不深思呢！人只能活一次。为什么要冒风险呢？就在这时一个十分机灵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于是施普伦格尔不复存在了，代之出现的是佩佩尔。他跑到奥地利，在那里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佩佩尔不作声了，停了好一会儿又接下去说：“后来我才明白，我做对了。秘密警察到处找我，审问我的亲属和熟人。我的心总不能平静。我意识到，我时刻都有被揭露和被干掉的危险。你们是明白的：麻雀插上鹰的羽毛。也不会变得更加大胆，依旧害怕鹞鹰。”
屋子里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已经看不见对方的面孔。我听得出佩佩尔的呼吸是多么急促而又紧张。
“现在我的安全就靠你们了。”他说。
“我们的安全也要靠你呀。”安德列笑了。
佩佩尔稍稍思索了一下：“也许是这样。可是你们到底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交个朋友吧，”我回答说，“我们指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我懂，我懂，”佩佩尔应声说，“我听说过，职业侦察员把这叫作策反。”
“如果您不同意，”我宣布说，“‘我们的谈话就算到此为止，您只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当我和安德列离开佩佩尔的家时，安德列说：“结果不坏，虽然完全可能坏事。”
“这话是什么意思？”
“试想，如果佩佩尔不是这种人，将会怎样吧。”
我们撤掉自己的暗哨，就各奔东西了。回到住处，我正好赶上了一场争吵。
女房东连哭带闹。她把自己的丈夫叫作没长脑袋的白痴。诅咒他，恨不得让一切灾祸都降临到他的身上。
我不想目睹人家的家庭纠纷，走进自己的屋子就躺下了。可是我听到的事情却使我感到喉咙里直要呕吐。
原来，前天午饭时，桌子上摆着一只烤得相当好的兔子。天知道，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是从哪儿把它抓来的。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的这个烤菜做得十分成功。我们三人上了桌儿，经过共同努力，兔子只剩下一堆骨头。
我们夸奖房东能干，称赞这兔子烤得好吃。可我现在听到的是什么呀？原来我们吃的不是兔子，而是那只不讲义气的，偷吃牛肝的黑猫。
是的，这是事实。女房东发现了猫头、带爪子的脚掌和毛茸茸的尾巴。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把这些藏到小棚子里。现在他一声不吭了。
我竭力想尽快入睡，真怕肚子会造起反来，虽说这件事已经过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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