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的那个星期三，是我和安德列在阿里斯托克拉特家里接头的日子。
我走进接待室的时间是差一刻三点。安德列还没有到。纳别尔斯托克郑重地说：
“医生那儿有患者，”并悄悄地加上一句话：“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等您等得很急，他非常激动。”
什么事能使医生激动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情？最近各种不幸总是在暗中等待着我们。
在最后一个患者离开以前的几分钟，安德列来了。我们两个人在接待室里待了一会儿，他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片塞到我手里。
“佩佩尔干得真棒。这是他搞到的关于空军的情报。我对你说吧，真了不起。列舍托夫会极感兴趣的。”
我接过纸片：“怎么，你自己不愿到根纳季那儿去吗？”
安德列承认说，他很不愿意去。
“那好吧，我来替朋友做这件事。”我把纸片塞进衣袋里，读起报来。
最后一位患者还没来得及迈出大门的门坎。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弗兰肯贝格就跑进了接待室。
“你们好，你们好。”他和我们一边握手一边打着招呼，“进来吧，这里有一件急事。请踉我来。”
纳别尔斯托克是对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神情激动而不安。
他领我们来到书柜前，伸手指着问道：“看见了吗？”
我和安德列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东西？”
“从一切特征来看，硬盒子里装的是手提式打字机。”我开玩笑说。
“为什么里边嘀嗒嘀嗒直响？”站在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身后的纳别尔斯托克问道。
“怎么，嘀嗒嘀嗒地响？”安德列很吃惊。
“就是。您自已听听！”纳别尔斯托克说。
“这是您的吗？”我问医生。
他摇了摇头，说这个打字机是我们叫做敦克尔的那个人拿来放在这里的。
我往前迈了一步，走到书柜跟前，把盒子提了提，它至少有八、九公斤重。把耳朵紧贴在盒子上，隐约能听到嘀嗒声。
“放下！”安德列说。
我把打字机放在地板上，想打开扣环，但是它锁着，打不齐。锁眼下面有个很显眼的浅蓝色小按钮，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用它可以开锁，可是自卫的本能阻止了我去做这种实验。要是突然……
“您说，这是敦克尔留下的？这件事的经过怎么样？”我问道。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安德列打断我的话，“那里面有计时装置。您有地窖吗？”他问医生。
“有，在院里的板棚下面。””
“领我到那儿去。”安德列对纳别尔斯托克说，提起打字机跟姑娘走去。
我也随着走去。
在地窖门口，安德列下命令说：“都回去，到屋里去。我自己来。”
热尼娅的脸色变得煞白，小声说。
“那怎么行呢……一个人。”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走到镶着玻璃的外廊上，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已身披大衣站在那里了。他没向我们提任何问题，只是不知为什么看了看表。
我们都一声不响地呆站着，眼望着地窖黑洞洞的入口。无须说任何话。况且在这种时刻什么话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我们每个人的心情真是难以想象。我们并不害怕。至少，我和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纳别尔斯托克一样，没有考虑自己我们想的是安德列，嫌时间过得太慢。我们真着急，心跳得更快了。
仿佛过了七天七夜，安德列才从地窖里走出来。他手里依旧提着那个打字机。他没看见我们，把打字机放在通道上，掏出手帕用力地擦着脸。
“现在不可怕了，让它在那儿待着吧，还会有用的，”等我们进屋以后他对我们说，“这个按钮是关机用的。”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放心地坐在桌旁随便谈谈了。
“您说说吧。”安德列向医生请求说。
“老天在上，”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讲道，“我本来深信那个你们叫做敦克尔的人在相遇时没有认出我来，其实我错了。他认出来了。并且，我这么个微不足道的人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企图同我会面，和我谈谈。这个小小的礼物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到哪儿去了？”
“我？”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重问了一句。
“等一下！”安德列插嘴说，“我们最好是按顺序讲，以免再往回倒着说。”
谁也没有反对。最先应该由纳别尔斯托克来讲。她说，她让敦克尔走进接待室，他排在一个俄国人和佩佩尔的后面，是第三号。照规矩，新来的患者应该挂号。热尼娅就向新患者问起他的名字、父名和姓氏，以便记在登记簿上。敦克尔对这套手续不以为然，问道：“必须这样做吗？”纳别尔斯托克回答说，给病人登记不是为了好奇，而是执行城防司令的命令。于是，敦克尔就说他叫波马津，基里洛夫·斯皮里多诺维奇。在地往登记簿上登记和去向医生报告时，敦克尔和佩佩尔用德文谈起来。
“就是这些。”纳别尔斯托克说完了。她把两肘支在桌上。两手托住下颌，用好奇的目光凝视着开口说话的医生。
“老实说，起初我不知所措，”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承认说，“第一，我深信他没认出我来，第二，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访。到人家的家里来，还提着这么个盒子，这是相当大胆的举动。而主要的是他立刻就对我说：‘我觉得您很面熟，您不觉得我们好象在哪儿见过面吗？’我拿出浑身的勇气认真地把他仔细打量一番，然后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这完全有可能。我是个老医生，在很多城市和医院里都工作过，实践很多，工龄也很长。经我看过病的人，感谢上帝，有成千上万。难道能把每个人都记住吗？’波马津对我在哪些城市干过工作很感兴趣。我都列举了，也说出了米哈依洛夫田庄。他对此毫无反应，但却再次强调说，他觉得我非常非常面熟。‘我们完全可能在什么地方遇见过，’我说，并反问道，他到我这儿来看什么病。原来，他的心区和左肺常有疼痛，左前臂有剧烈的酸痛，这使他痛苦不安。没等我请求他就脱光上身，于是我看到了熟悉的枪伤和骨折的痕迹。毫无疑问，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指望能听到我承认说：‘啊……现在我全想起来了！您就是那个人！’然而我坚守着原来的方针，对他的伤痕没表示出一丝兴趣。看完后我对他说，要拍个爱克斯光片子，应当检查一下心和肺。只有德国医院才有爱克斯光机。我常到那里去，能够获准拍片子。但是我得确信，波马津先生不会失约而一定会按规定日子前来。然后我们一起到医院去。我这样做是为了赢得一段时间，好配合你们的意图行动。波马津同意了，答应在星期一上午九点钟来。我们这样说好就互相道别了。他走到门口站住，并且说：‘您看，医生，要是您允许的话，星期一以前我把打字机存放在您这儿。您不反对吧？我不愿意把它拿到家里去。况且这样您可以相信，我星期一一定会来，’我耸了耸肩，没表示反对。‘这又不是大箱子，不过是个打字机！放在那儿好了。’后来，热纽尔卡擦地板时听到了这嘀嗒嘀嗒的声音。”
“好。这一次敦克尔可连起码的谨慎都没有了，”安德列说，“他这一步很欠考虑，失算了。他是说他叫波马津吗？”
纳别尔斯托克证实说：是这样的，波马津，基里洛夫·斯皮里多诺维奇。
“您以为怎么样，”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感兴趣地问，我做得对吗？”
“在您的处境下也只能这么做。”安德列回答说。
“包括确定星期一这个日子在内吗？”医生又问道。
“当然，”安德列说、“但是现在关于星期一的事连想也不用想了。要是纳别尔斯托克没听到这定时器的响声，那么今天夜里十点整这栋房子就飞上天了。炸药的爆炸力很强，记时装置十分完备。”
“这么说，星期一他不会来了？”纳别尔斯托克失望地说。
“对，”我说，“这毫无疑问。”但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同志们！我有个荒诞的想法！”
大家的日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可是你们知道吗，波马津星期一是可能来的。”
大家沉默了一阵。
“您真这样认为吗？”医生好奇地问。
“完全可能。”
“快点……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安德列催促我说。
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当然了，如果房子飞上了天，波马津就不会来了。可是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房子都没有炸飞，而且也不会炸飞，波马津会怎么想呢？他会认为记时装置出了故障，雷管没有引爆。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就会这样想。既然如此，就应该把定时炸弹从屋里取出去，另想办法。
“您的推断很有道理。”医生说了一句恭维我的话。
“你确实是对的，鬼东西，”安德列说，“要是我处在波马津的地位上，我也会换个皮箱提来。”
大家都不能安坐了。我的想法引起了朋友们的兴趣。大家谈起各种可能，并做出决定。星期日我和安德列到医生这儿来，并且留在这儿过夜。对敦克尔的了解使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行动无误。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如果敦克尔－波马津星期一早上九点钟到这儿来，我们就要做好一切准备来对付他。
然后，在我们的请求下，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和纳别尔斯托克便一起描绘出波马津的外貌来。看起来，他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宽肩阔背，敦敦实实，身体训练有素。长着深棕色的头发，椭圆形的长脸和薄薄的嘴唇。波马津长相与敦克尔十分相象。
这一天其余的所有时间我都在想：为什么敦克尔要惩罚弗兰肯贝格医生？我提出种种臆想和各种答案，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我不明自，敦克尔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促使他要杀死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呢？我的推断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战前敦克尔是德国间谍，三九年他陷入了复杂的困境，险些落到我们的手里，只是靠奇迹才得了救：扎普拉金医生在自己的家里掩藏了他，给他治好了伤。扎普拉金的朋友弗兰肯贝格医生是知道这件事的。如果敦克尔现在住在Ｎ城，那这当然是他原来主子的愿望。自然，他是按他们的命令行动的。
那么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恩人，包括弗兰肯贝格医生在内，以怨报德呢？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对他能构成什么威胁？敦克尔要表示感谢才合乎自然。并且，在敦克尔的眼中，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正和他自已一样，是个对侵略者抱有好感的人。然而与此相反，敦克尔却违背了逻辑和理智，竟把万恶的炸弹送进了医生的家门。不可理解！况且，弗兰肯贝格在敦克尔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扎普拉金却不相同，他在自己家里留了他很长时间，给他治伤。等一等！要是敦克尔决定惩罚弗兰肯贝格这个实际上并没有给他治伤的人，那么为什么没去碰扎普拉金医生呢？我想到了他自杀的事。我回忆起，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曾感到惊愕，觉得朋友的举止至少是奇怪的。扎普拉金是个极其乐观的人，但却突然动用了毒药。这时我第一次想到，扎普拉金的自杀并非出自本愿。
我正在做这些不愉快的思考，市长给我打来了电话：“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库别伊金大人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您可以走了。”他说。
迈出门坎以后，我急忙启了封。里面有一张请帖，是用厚实的道林纸印的。库别伊金大人表示愿意与我们同仁一道迎接一九四三年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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