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的星期四，我到市政厅上班时，柯斯佳在广场上追上了我。我们互相问了好，一边吸烟，一边并排走着。他要告诉我一些新消息。杰米扬从森林里来到这儿，和他同来的还有游击队政委鲁萨科夫。晚上六点钟召开我应该出席的核心组会议。
我们穿过被坦克和自动推进炮的履带压得遍布辙印的广场，便分手了。
清晨，天晴日朗，但却很冷。被炸毁的药店正面墙上那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大温度表是市民们都很熟悉的，它的水银柱降至零下二十四度。
入侵者在准备迎接新年。一个无耻文人用多勃罗热拉捷利的笔名，在当地的报纸上撰文哄骗城里的公民，说不久各家的早餐桌上就会出现真正的小香肠。娱乐场的门前贴着一人来高的涂抹得花花绿绿的大海报，在新年节目表中向德国的军官先生预告了许多有趣的节目。士兵俱乐部前飘动着的海报就逊色多了。它只向德国士兵许诺了元首的节日贺礼。电影院关闭了。那里贴着声明：今明两日为军人专场。卫戍区的军官们，伪行政机关的官员，党卫军分子和秘密警察都在迎接新年。
至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战中他们的十万名同胞正在流血，并没有使入侵者感到不安，他们在谈话时竭力不去触及这个微妙的题目。
市政厅里喜气洋洋。在同事们的请求下，市长批准了在市政大楼里举行迎接新年的活动。今天提前两个小时下班，我勉强料理完自己的工作，即把冗长繁琐的新年祝辞翻成德语。这是库别伊金亲自动笔写给卫戍区长官和三个警卫队……野战军、市内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警卫队队长的。市长对自己的大作的效果如此关心，以至过一会儿就给我打个电话，问他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还用不用加些修饰语、有份量的词句和润色？他甚至还到我的房间里来过一次，赞许地微笑着。
库别伊金对我的关注，尤其是邀请我去出席新年的家庭晚宴，在市政厅职员们的眼中抬高了我的身价。
就这样，一九四三年的新年我将要同本城的“主人”一起度过了。
初看起来，这好象没什么了不起，但这只是初看而已。如果认真仔细思考一下，我到市长家去做客却是一个重要事件。当然，我不会暴露自己。我不能为苏维埃政权和它不可战胜的军队而干杯。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是，一个秘密侦察员到处都在受到致命危险的威胁，尤其是在掌权的敌人之中。
午后天气骤变。不那么冷了，刮起西南风，下起雪来。
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已是风雪交加。城里的街道上一片茫茫白雪。风凶猛地刮着，在废墟中呜咽吼叫，撕扯着挂在外面的旗帜，把雪卷成堆，又把它们吹得遍地旋转。刺眼的雪花和雪片把我的面颊打得通红。
我吃了一顿大麦米饭，又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一起吸了一支烟，就动身去开会了。
我不记得有在同一个地方接连召开两次核心组会议的先例。每次都要换个新地方。杰米扬严格地遵循着这条规则。今天核心组成员要在根纳季·贝兹罗德内家聚会。根纳季本人应在会前从班上赶回来，而他的妻子要去上晚班。
在离贝兹罗德内家大约一条街的地方，我遇上了柯斯佳。他和另外两个伙伴要选好便于观察的地点，为会议放哨。
我来时已经开会了。坐在第一个房间里的有杰米扬，切尔诺克，索尔达特，别列别日奇克，游击队政委鲁萨科夫，杰米扬的联辉员马萨蒂。我是第七个人。
大家在听取贝兹罗德内的发言。
杰米扬坐在墙角里，身体稍有些弯曲，两手抱着膝头，吸着自己卷的烟。他那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根纳季，这目光很有威慑力。
地下组织的第一位领导者和市委书记普罗科普我只在入侵者到来之前见过一次。他未能在战斗中显示自己。而这个杰米扬尽管在森林里，我们却时刻都能感到他的存在。
只有核心组成员知道，杰米扬就是科拉别利尼柯夫，谢尔盖·杰米扬内奇，一个党的工作干部，战前三个月来到Ｎ城。他不到四十岁。因为他拘谨，冷僻，不爱说话，而且依我看有些内向，他并未能立刻赢得大家的好感。但他的性格倔犟顽强，意志坚定，很善于运用市委书记和地下组织领导者的权利。他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自已的方针。如果说杰米扬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性格严峻，没有温情。切尔诺克爱开玩笑，有一次他对我说，杰米扬不是一个用笑话能使他开心的小伙子。
会上他从来不作记录和记号，一切应该记住的东西他都能记住，而且记得很牢。
地下组织的新年战斗行动计划是安德列和我制定的，没作任何更动就通过了。根纳季作的报告，从容而又充满信心，他很善于把别人的东西窃为已有。但当他谈到地下工作的侦察和反侦察时，我发现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嘲讽的意味。他没有把对佩佩尔进行的策反工作归为我们的成绩，更有甚者，他认为吸引德国人来进行反对德国军队的斗争是冒险。不能相信德国人。德国人就是侵略者。他们自视为主人，对侵略者的代表进行策反是危险的。
“您很明智，十分明智。”杰米扬插话说。
根纳季耸了耸肩，说：“归根到底，说老实话，对佩佩尔进行的策反纯属偶然。要是这个一级军士长不落到游击队手里，我们现在也就无从谈起这件事了。而我们侦察员是不能靠偶然性工作的。”
“顺便插一句，”杰米扬轻声说，“偶然性只能帮助那些思想上早有准备的人，这是科学家巴斯特①得出的结论。”
【 ①路易·巴斯特（1822—1895）是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微生物奠基人之一。……译者】
“您是想说……”根纳季开始逢迎地说。
“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在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偶然性，也应该冒险。”
“您知道，”根纳季不十分自信地说，“我认为，应该及时改变我们侦察工作的方向。”
他说明了应如何改变方向。按他的看法，当前，我们应该注意德国的经济潜力以及它进行持久抵抗的可能性。而且我们急需知道，现在德国的民族团结得怎样，工人、农民和统治集团之间出现了哪些裂痕。而为了解这一切，我们应该拥有整套的侦察机构，把它派往德国。
“意思很清楚，但不现实，”杰米扬说，“现在进行战略侦察已为时过晚，况且也没有必要。我们的任务是战术侦察。前线的指挥需要敌军基地和机场分布情况、兵力的重新部署、军队的调动和集结等情报。”
杰米扬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很有说服力。
“你就给我们需要的情报好了，”鲁萨科夫政委用响亮而生气的低音说，“我现在要关于敌人潜力、团结情况等方面的材料有什么用？这让总参谋部去搞好了。”
根纳季讥讽地笑了，他本来就瞧不起鲁萨科夫。
“你刚才谈了半天佩佩尔，”鲁萨科夫接下去说，“你反对这样的策反工作，你算是什么侦察员呢？你想对谁去进行策反？也许是村长或者伪警察吧？你们听听，同志们，佩佩尔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喂，好朋友，请你读读，我求你。”他对安德列说。
杰米扬点了点头。安德列读了佩佩尔第一份书面报告。他提供了各航空兵团、航空部队、飞机库以及为空军服务的分队在敌方前线大块地段上的详细部署情况。报告后面附有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德军的假机场。
“你们哪一个小伙子能给我们提供这些情报？”鲁萨科夫又开口道，“谁也不能！顺便说说，我感兴趣的倒是你自己，亲爱的，招谁来作侦察工作了？”
鲁萨科夫这下可触到了贝兹罗德内的痛处。根纳季颧骨上的肌肉抽动起来，他真想把鲁萨科夫整个儿吞下去，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下口。
“你怎么不作声？”政委催促他说，“也许这是秘密吧？我们可是在核心组的会议上说话！”
“那你招了很多人吗？”根纳季突然脱口而出。
这个高颧骨、宽眉毛、黝黑的脖子上有个大喉结的鲁萨科夫声音洪亮地大笑起来。切尔诺克和乌萨蒂看着他也笑开了。
“我的工作可不是招人来搞侦察，”鲁萨科夫回答说，“我自己的事情多得干不完。”
“我认为，一切都清楚了，”杰米扬作结论说，“现在简要地谈谈，你们在审查地下工作者和清查叛徒这方面作了哪些工作。”
根纳季真的作了十分简短的回答：“审查暂时还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结果。”
“不老实。”安德列说了一句。
根纳季转过头去。他的眉毛倒竖起来。
“你想过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吗？”他问安德列。
“想过了，我有这个习惯。而且我要再说一遍：你的行为是不诚实的，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和核心组成员应该有的举止。”
“我抗议！”根纳季高声叫道，转向所有的人说，“这不是闹无谓纠纷的地方。”
核心组成员都哑然无声。
但是安德列要是抓住了谁，他就揪住不放，抓得死死的。要想挣脱开可不那么容易。
“我认为，”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在核心组应当开诚布公地谈出一切。既然索尔达特认为我们受挫不是叛变造成的，这种挫折合乎规律而又不可避免，他怎么能作清查叛徒的工作呢！在他认为暗中颠覆只能妨碍我们的侦察工作的情况下，他又怎么能报告颠覆敌人的计划呢！并且他对侦察工作的概念都不清楚。他幻想着向德国派出侦察人员，却象魔鬼怕神仙似地逃避策反德国人的工作。抱这种情绪来领导是不行的。”
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
“您想谈谈吗？”杰米扬问我说。
“不，他们都说了。”
“您的意见呢？”
“我同意别列别日奇克的看法。”
“‘乌拉尔’小组遭到破坏以后，”杰米扬开口说，“索尔达特同志向我建议中断相互联系，减少我们的战斗行动。我对他说，这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根纳季的立足点突然动摇了，对此他毫无准备。
“我老实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企图为自己辩解，“也许，照您的意思，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吧？”
“您可以有，”杰米扬说，“但您得执行我的命令。您必须清查叛徒。‘乌拉尔’小组被破坏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长长的链条中的一环。”
“您为什么确信我们的人中有叛徒呢？”根纳季对杰米扬说。
“提得妙！”鲁萨科夫高声说，“我肯定不会说你是个十分机灵的小组长。”
“我本来就是这样！”根纳季反唇相讥道。
“这可不好，”杰米扬说，“我们要让您变变样儿。”
“我不需要变。”根纳季忿怒地回敬道。他不能自制，连声调都变了。
“既然如此，我建议把索尔达特从核心组成员中除名，”杰米扬慢条斯理地说，“谁赞成，请举手。”
这一切都是顷刻之间的事。根纳季甚至来不及对所发生的事情作一番估量。
“还有一个建议，”杰米扬继续说，“撤销索尔达特同志的侦察小组组长职务，由别列别日奇克接替。委派索尔达特组建一个颠覆敌人的战斗小组，人员会有的，而且都是好人。”
根纳季仍然恼羞成怒地固执己见，尽管核心组成员对他的态度他不能不有所察觉。他提醒大家说，任命他当组长是局里的命令，核心组无权撤换他。
“我决不向任何人交出密码。”他挑战式地说。
“您试试看吧，”杰米扬威胁道，“我们再等待三、四天，然后将讨论您的党籍问题。”
再没什么好说的了。很纳季象被扎破的轮胎一样泄了气，他失魂落魄地坐到箱子上，嘟哝着说：“好，我交。“我要不要出去？”
“那为什么呢？”杰米扬说，“切尔诺克同志，您来报告吧。”
杰米扬要求所有的人互相只称代号，这是对的。
切尔诺克开始读传单、给市民的号召书和致侵略者帮凶的“贺信”，这些都即将散发出去、虽然警察局和秘密警察加紧了监视，切尔诺克小组仍继续进行着危险而又艰巨的工作。现在，他们的工作已不仅限于散发传单和号召书。切尔诺克的女宣传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挨家挨户地作宣传。
切尔诺克谈完后，我向核心组汇报了关于提拔柯斯佳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克列希作两个独立小组的组长一事。柯斯佳实际上已经是组长了，现有三个人正在他的领导下顺利地开展工作。
提名被一致通过了。
会议就此结束。核心组成员分头离去，杰米扬把我和安德列留下。他想知道关于敦克尔－波马津的详情。安德列向他作了汇报。
“别让他溜掉，”杰米扬说，“要盯住他。”
他认为，应该活捉敦克尔，要利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德国间谍机关的广泛情报。
“把敦克尔拖到你们的掩蔽所来怎么样？”杰米扬建议道。
“好，这能办到。”我同意说，“敦克尔大概得到医生那儿去取打字机，我们可以在那儿抓住他。”
“他要是不去呢？”
“应该去，这才合乎逻辑。”
“只是合乎您的逻辑，”杰米扬指出，“而他却有自己的考虑。”
“反正我们要找到他，”安德列坚决地说，现在有三个人见过他的面：阿里斯托克拉特、纳别尔斯托克和佩佩尔。”
“那当然好，”杰米扬似笑非笑，若有所思地说，“一定要把他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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