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乌格柳梅初步简短的审讯中，杰米扬和我断定，他是打算向我们彻底坦白的。这我并不感到奇怪。他的同伙，那个由安德列参加逮捕的菲林，也持这种态度。很多被当场捕获的敌人的间谍都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头脑清醒、讲求实际的人。
我们不打算长期同乌格柳梅周旋。我们实在没地方安排他。加上很纳季的被捕，局势仍然干分紧张。但是列舍托夫的来电改变了原定计划。他建议录取敦克尔的亲笔供词。
杰米扬读完电报，说：“你们上校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一个情况：我们这儿可不是卢比扬卡！”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应该执行。首先，在技术上怎么处理呢？交给一个人笔和纸，并强迫他写一……这事很简单。换句话说，必须得放开他的手，还要让他坐在桌旁。我们觉得这不合适。我们清楚地懂得这个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放开这样的敌人比抓住他容易。我们正盘算着解决的办法，柯斯佳助了一臂之力。他满有把握地说，他能从班儿上拿来一副德国手铐。
“这又怎么样？”杰米扬问。绳子和手铐又有什么两样？”
“你们等着瞧吧，”柯斯佳要我们相信他的办法，“应该仿效好的经验，我见到过死去的普霍夫在类似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
柯斯佳从警察局带来了手铐，又从家里带了折叠床和一段细细的、但相当结实的锁链。他用手铐把乌格柳梅的一只脚铐上，把锁链穿过去，最后一节锁在床上。这真是高明。乌格柳梅不可能在掩蔽所走来走去了。他能在床上躺着，坐着但要想迈上两步，就得拖着床走。这样我们摆脱了那些讨厌的，但又必须得做的麻烦事，用不着亲手把烟卷放到他嘴上，给他喂水、喂饭了。
乌格柳梅被锁上了，他笑了笑，说：“真象普洛米修士！行啊……这也对。没从野兽身上剥下皮来，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它已经死了。”
他没有沮丧，也没有显露出任何绝望的样子。
我把我们的一个极简陋的桌子推到他跟前，在上面放了纸和钢笔，并警告他：“只许你老实交代！”
“我别无他路。”他回答说。
柯斯佳补充说：“不要打逃跑的主意，你只能腿朝前从这儿出去。”
“您是想说，把我腿朝前抬出去？”乌格柳梅更正了他的话，“不，不，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我还不打算永久出差。我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绝望。”
对他的冷静我感到惊讶。难道他还指望用坦白交代来赎回自己的罪行？难道他把我们看得那么幼稚，还抱着什么宽大处理的希望？
然而，他写了。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写起来了，也不用冥思苦想、搜索枯肠，不象我在起草困难的文件时那样抓耳挠腮。看上去，他甚至对出自他笔下的东西完全不加思索。
第三天，在我值班的时候，乌格柳梅放下笔，说：“就这些，桥烧毁了，退路没有了。请念念吧。”
杰米扬从桌上拿了整整一打纸，上面的字一行行写得很工整，然后就高声地读起来。这是一份详细的自白。
乌格柳梅确实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但不是在波达伊波，而是在察里津，不是生在司炉里祖诺夫的家里，而是在德国移民林德纳·埃米尔家里，当然，他也不叫普罗科菲，而是叫马克斯。一九ＯＯ年马克斯的父亲积蓄了一笔钱，同时开办了两个灌肠厂：一个在察里津，另一个在新切尔卡斯克。就在新切尔卡斯克，马克斯毕业于一所私立中学，并进入一所综合技术学校。革命使他辍学了。林德纳·埃米尔带着自己的儿孙和妻子匆匆忙忙逃到德国，他离开那里时还是个孩子呢。对马克斯来说。他的祖先的故土是令人憎恶的异国他乡。父亲所有的资本都投放到企业里。他随身带的钱勉强能付清欠那些帮他逃跑的家伙们的债。家庭陷入了贫困。他们去投奔他的叔父，在慕尼黑近郊的一个村子里住下。不管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有多深，这么吱哇乱叫的一群人……两个男人和四个女人，蜂拥而至，叔父也就变得没有好气儿了。
而马克斯的父亲却只坐等变天。他深信，俄国很快就会平静下来，而他将回去继续经营灌肠生意。应该期望，应该等待。但马克斯则不想坐等。他认为应该加快事情的进程，回俄国去，保卫父亲的权利。马克斯偶然碰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叔父家里的一个雇工……俄国战俘里祖诺夫死于肺结核，他与马克斯同龄。
当然，事情并不象马克斯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解了里祖诺夫的全部底细还不够，还得离开德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确切点儿说，舅舅的好友们帮助了他。他们把马克斯“变成了”普罗科菲·里祖诺夫，供给他钱，但却预先警告他说，卷起袖子大干一场还为时过早。现在在俄国不仅很容易落网，而且还会掉脑袋。应当象司炉的儿子、真正的里祖诺夫那样住下去。而其余的则须指望机会和等待信号了。
马克斯重新出现在俄国时已变成了里祖诺夫，并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后来的经历便和我们知道的没什么区别了。只是到了三五年底，当马克斯在戈麦尔的时候，有一个人带者他舅舅的信找到了他。从那天起，马克斯就变成了敦克尔。带信人持有党卫军保安处对外分处的全权证书。在这之前，党卫军保安处已由纳粹党的党派侦察机关变成了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德国而战斗的武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行使侦察和反侦察的职能。那时保安处的创始人和总头目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在自己的特务同伙中，乌格柳梅供出了我们已知道的勃鲁森佐娃，维特柯夫斯基，苏兹，达利斯基，甚至还有战斗员菲林。
乌格柳梅揭开了Ｎ城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的秘密。在市军事委员会谈话的时候，他看见了萨维利耶夫（普罗科普）和图利亚科夫（普罗霍尔）。他们不仅出席，而且还参加了谈话。后来，在城里还遇到了他们。他明白了，他们就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他确实没有搞错。
所传地下工作者惩罚了一个名叫赫沃斯托夫的叛徒一事，事实上压根儿不存在。这个赫沃斯托夫，是乌格柳梅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阿基姆·潘克拉托夫的名誉，以便引起对他的怀疑。潘克拉托夫因为被捕后没供出任何人，牺牲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乌格柳梅并不急于出卖斯维里多夫（克拉伊尼）。他懂得，如果地下组织感到受到了打击，就会寻找失败的原因，因此他一贯采取防范措施。
四二年夏天，乌格柳梅获悉，尽管稍迟了一步，斯维里多夫（克拉伊尼）夜间去拜访了集材厂的守门人。他们逮捕了守门人。老人经不住拷问，便承认有几个地下工作者到他的小房子来过，其中有一个人是从森林里来的。但他连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今年，乌格柳梅在监视斯维里多夫的时候，探出了残废人波利亚科夫。他正是战斗小组的组长……“乌拉尔”。于是，秘密警察立刻就逮捕了好几个人。
乌格柳梅认为，逮捕布洛奇金（贝兹罗德内）是他最后的一个成功。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人是由于本身的愚蠢而“自投罗网”的。就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指责了乌格柳梅的欺骗行为，而且还威胁说要惩治他。从贝兹罗德内说话的语调和怒气冲冲的样子不难看出，地下工作者已经失去了对乌格柳梅的信任，得想个办法脱身了。首先，应该从自己的道路上扫掉布洛奇金和科连佐夫（科柳奇）现在只有这两个人认识他。布洛奇金的事进行得很顺利。乌格柳梅答应他对敦克
尔的历史进行调查，因为，他说，自己也被参加行动的同伙们闹糊涂了，他还答应，第二天亲自向贝兹罗德内汇报。第二天来赴约的不是他，而是一伙秘密警察。而这次，在科连佐夫的身上他失败了。
我听着乌格柳梅的自白，更加认清了，落到我们手里的是多么可怕的人，而且真是为时太晚了。流了多少血！他轻而易举地从我们队伍中夺去了那些牺牲者！我们的目光是多么短浅和轻信！
接下去他写道：他夸大了自己小组的人数。在他领导下的自始至终总共只有两个人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而他的那些关于消灭所谓叛徒的报告全属捏造。
读完之后，杰米扬把纸卷成一个筒，在桌上敲了几下，向乌格柳梅问道：“为什么您一点儿也没写关于弗兰肯贝格大夫的事？您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您对他也感兴趣？”乌格柳梅确实感到很惊奇，“这就是说，连他也是你们的人？没想到。说实在的，当我看到这个可爱的、娇小的姑娘时，”他用头指了一下纳别尔斯托克所在的第二个房间，说，“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念头，后来我断定，医生和她是两回事。我也不瞒你们，我和医生还有些旧账。”
“在米哈依洛夫村吗？”我提醒他说。
“完全正确。好吧，既然是回忆关于弗兰肯贝格的事，那末就应该谈一下扎普拉金这个人。”
原来，敦克尔不想让他的上司知道关于战前他在路上的奇遇。不管怎么说，在那儿他是出了点纰漏。而上司是不喜欢出差错的。他意外地在此地遇见了这两个医生。两个知道他秘密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他是不能安心住下去的。于是，乌格柳梅决定摆脱他们。扎普拉金的死是由于吸了放有烈性毒药的香烟。而香烟是敦克尔给他的。而对付弗兰肯贝格就麻烦了一阵子。本来想把他炸得粉身碎骨，但小型装置没有起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叫他去看一个病人……
关于如何迫害别人，乌格柳梅说得很轻松，似乎是在谈什么天经地义的事。他并不感到内疚，甚至都没有做出任何假相来表示对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感到苦恼和懊悔。哎！假如我们审查地下工作者的工作从他开始该有多好啊！可以预先避免多少人的牺牲！多少战士还会留在我们的队伍里！
他继续讲述着他置人于死地的故事，伊然是一副和我们平起平坐的交谈者的样子，话说得适度，甚至还插科打诨呢。
当问题谈完了的时候，乌格柳梅说：“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与地下工作没任何联系的、十分有趣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杰米扬同意了。
事情大致是这样：四一年深秋，我们的空军轰炸Ｎ城。早上，空袭之后，乌格柳梅向一个被炸弹夷为平地的院子看了一眼，发现在汽车、武器和一个个弹药箱的残骸中有一具坦克兵少校的死尸。与其说使乌格柳梅感兴趣的是少校本人，还不如说是扣在他腰带上的皮包，一个崭新的纯皮的军官用的皮包。乌格柳梅本来就是个见物起意的人，何况皮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主人。他拿起来，回到家里。后来却对它里面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在皮包里有个人日常用品、几枝自来水笔、铅笔折刀、手电筒、收集的打火机、一叠用橡皮筋扎紧的信札、以及死者的身份证。从身份证里可以看出：主人是坦克师参谋冯·普特卡麦尔少校。艾哈德·普特卡麦尔……但是，主要的东西倒不是在身份证里，而是在信札里。准确点儿说，是在整个一叠信里的三封信中。写这几封信的是少校的亲兄弟……昆拉德·普特卡麦尔中校，而且同样带冯字①。这些信没有邮政印记和邮戳：可见，它们没有通过检查机关，而是托可靠的人送给少校的。这也不足为怪。否则，旁人会把这个和希特勒本人有直接关系的秘密泄露出去的。他，乌格柳梅第一个触及了这人的秘密。从这些信中看得很清楚，普特卡麦尔两兄弟都参与了反对元首的阴谋。不但如此，信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些对希特勒有反对情绪的人，如：克莱斯特将军，克吕赫将军，贝克将军，卡纳里斯海军元帅，奥斯捷尔上校，冯·波皮茨教授，冯·霍尔多尔费男爵，狄泽尔博士，默利特克，维茨列宾，吉泽尼乌斯等。内容是关于在国外的一些会晤，电话交谈等等。乌格柳梅明白，一只金口袋落到了他的手里。为了这些文件，卡尔腾布龙纳对一切都会在所不惜。但乌格柳梅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他把信拿给了齐默利鲍尔少校看。这个人毫不迟疑地把它们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当然不是指立在他办公室角落里的那个大保险柜，而是锁在他家里的那个私人小保险柜里。就这样，这只金口袋从他手里失掉了。真蠢啊！
【 ①冯字加在德国人姓氏前边表示出身贵族。……译者】
说到这里，乌格柳梅停止了叙述，请求给他一只烟。他停下来有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想揣摩一下，这个故事使我们产生了什么印象。
杰米扬和我都沉默不语。
“当然，你们会把我坦白交待的这件事看作是过时了，是放空炮。”乌格柳梅又说了起来，“那就悉听尊便吧。但它的确包含着巨大的、我认为是深刻的意义。”
“也许，我们看事情的着眼点不同吧？”杰米扬说。
“我不这样想。我还没讲完呢。”乌格柳梅又继续说，“问题在于，齐缴利鲍尔少校没有让这些信外传。它们至今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那当然，无论是卡尔腾布龙纳，还是希特勒都没有得知关于普特卡麦尔兄弟的秘密。否则，齐默利鲍尔不会还坐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而是飞黄腾达了。而昆拉德·普特卡麦尔中校也不会领导距这儿有十六公里，设在原松树疗养院的一所谍报学校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也可以捞到一点儿好处，至少齐默利鲍尔是许过这个愿的。”
我和杰米扬交换了一下眼色。为了不使乌格柳梅明白我们是怎样看待他讲的这个故事，我便提了一个打岔的问题：“您写的材料中提到，三五年在戈麦尔有一个人去找过您？”
“他还带着保安处的全权证书，您是想问我为什么没说出他的名字吗？”乌格柳梅也反问道，“您是想问这个吗？”
“是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我过去的上司，……阿库拉特内。他突然出现后，便教我也如此行动。他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某个地方。”
“还活着？”我重新问了一句。
“是的，我想说的正是这个，”乌格柳梅证实说，“而且我将为你们找到他。哪怕是从地缝里我也能把他拖出来。”
我勉强忍住没有骂出来。他的自信就是从这里来的！
“好吧，”我宣布说，“我们以后还要再谈这个问题。那末，这会儿再说说，您对秘密警察的头子……齐默利鲍尔是怎么看的。”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杰米扬附和说。
“那好。”乌格柳梅微微一笑，说，“齐默利鲍尔是一个贪婪的、徒骛虚名的人，对所有的人都嫉妒。他是我的母系远亲。有点儿类似表舅一样的亲戚。正是他的兄弟安排我冒充战俘里祖诺夫离开德国的。”
我们中断了审问，走出掩蔽所。柯斯佳留下来看守乌格柳梅。
“这家伙可是个人物呢。”当我们来到柯斯佳的小木屋时，杰米扬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少见得很。”我表示同意说。
“关于这些信，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就可以掐住普特卡麦尔中校的脖子。您懂吗？”
“为什么只是他一个人？”
“那还有谁呢？”
“齐默利鲍尔呢？秘密警察头子把谋反的线索藏在保险柜里，难道希特勒会对他表示赞赏吗？这个您想过吗？”
“您说得对……说得很对……”杰米扬说。“可这些信并不在我们手里。”
“是的，都锁在齐缴利鲍尔的保险柜里。”
“您知道吗？”杰米扬扭起我上衣的钮扣来，“这个恶棍得活一阵子……现在，您请坐。来，给您的上校写份报告。”
“是！”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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