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了一个通宵之后，我也没能休息。确切点儿说，是我自己放过了休息和稍睡片刻的时机。我得周密地思考那些我曾向杰米扬说过的打算。大胆的、突然产生的念头逐渐变成了同样大胆而引人入胜的计划。当作战方案在我脑海里酝酿着的时候，在内心里我感到激动、兴奋而又伤感，真是百感交集……我无数次地汇集和分解每个行动的细节，检验或放弃己想出的办法，代之以新的、更合适的主意。这就是劳动。需要脑力和时间的劳动。直到傍晚，我才终于清楚地确定了我的计划。
计划是否能成功要取决于两个人，两个德国人：吉泽拉和佩佩尔。是的，正是取决于他们两人。在未和他们交谈之前就向杰米扬报告这一计划是没有意义的。而见到吉泽拉和佩佩尔又只能是在夜间，至少也不能早于天黑之前。此外，我还要和柯斯佳一起把乌格销柳梅押送到冲沟。这就是说，一切都要挪到夜间十一时—一十二时来进行。现在只能耐心等待。
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来到供应居民面包的商店附近
看见乌格柳梅和柯斯佳并肩走着。谢天谢地：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转瞬间，我们已经是三人并行了。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市政厅的秘书，警官和职业介绍所的职员一起在城里闲逛。
“您是来增援的？”乌格柳梅问我，“用不着。您还不如歇着呢。请您相信，我宁愿到天涯海角，也不愿和齐默利鲍尔单独在一起。”
“能不指名道姓吗？”我声色俱厉地问。
“也许，能吧。”他回答说，又沉默了一些时候，他接着说，“您会对我满意的。我从来不干那些不该干的事。”
“走着瞧吧。”柯斯佳说。
“还有一点，”沉默了好久之后，乌格柳梅又开口了，“他的保险柜分两层，中间有一块横隔板。信就放在下面一层，混在一些淫诲的明信片里。”
我们登上了横跨小河的步桥，开始鱼贯而行。这里，堤坝下面的河面很窄，水也不大。
在河对岸，我们刚刚走进市镇，两名胸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从黑暗中向我们迎面走来。没等发出口令，我们便停下了。我捏了一把汗，并做好了一切准备。柯斯佳萧洒地敬了个举手礼。
士兵们打着手电在我们身上晃来晃去，检查我和乌格柳梅的证件，他们没有搜查柯斯佳。
一个士兵说：“一切正常！”
另一个补充说：“你们可以走了。”
我似乎觉得，在这几秒钟内我连呼吸都停止了。
当我们离开一定距离的时候，乌格柳梅瞟了我一眼，问：“在这一分钟里您都想了些什么？”
这个坏蛋！他心里揣度到了我们的内心活动，我撒了个谎：“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
乌格柳梅讥讽地噗哧一声笑了。
柯斯佳领着我们在沙无人迹的城镇里走着，没有灯光、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声！
绕过被毁坏了的锯木厂，我们跳进了绵延几公里的反坦克壕。为了修筑它，市民们费了多少劳动、流了多少汗水、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那时大家都确信，它是城市和敌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坦克一辆也没有上圈套。德国人沿着铁路冲进了Ｎ城。
走了约一百步，我们看见了鲁萨科夫。他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
“好了，事情已经完成一半。再见吧，小伙子们。走吧，我的好先生！”
我们一直等到鲁萨科夫和乌格柳梅在黑暗中消失，才按原路返回了。
四十分钟之后，我来到了吉泽拉的家。从远处我看到气窗是关着的，这就是说，吉泽拉在家。我仔细地环顾了四周，跑上台阶，敲了几下门。没有动静。看来，她正在睡觉。我又敲了敲门。
“谁呀？”传来了亲切的声音。
“是我，请开门。”
“哎！”
在黑暗中我拥抱并吻了她。
“出什么事了吗？”吉泽拉惊慌失措地问道。
“根本没什么事。请原谅。我在这儿就待五分钟。”
房间里的灯亮了。吉泽拉掩上了又轻又薄的长睡袍，坐下后，又把两只脚也放在沙发上。她疑虑重重地望着我，眼睛里隐藏着无声的疑问。
我和她并排坐在一起。
她问道：“只五分钟？”
“是的，亲爱的。不能多了。”
“你知道，”她低声说，“这绺白发使你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悲伤。”
我站起来，走到放在格子柜里的镜子前。在我那乌黑的、没有一根银丝的头发的衬托下，额前的这绺白发看来很不协调。但并没有什么悲伤可言。
“你真能瞎编。”我说着，重又在沙发上坐下。一小时以前我还在怀疑，似乎我的打算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现在，所有的忧虑都消失了。吉泽拉信任地、兴奋地望着我。
我用头指了一下放在墙边两扇窗子之间的咖啡色皮箱。
“你丈夫的那套礼服没有卖出去吧？”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她说，并且笑了起来。
吉泽拉没有觉出，我提的问题不是没有用意的。
“原来是这样，我不拒绝，”我说，“我还想先对你进行一次简短的审问。”
“那么，这可怕吗？”吉泽拉用愉快而又调皮的口吻反问我说，“从来还没有人审过我呢。”
“只有一个条件……要从实招来！”
“就象发誓那样！”说着，她把一只手举了起来，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
我抓住了那只垂下去的手，并把它紧紧地贴在嘴唇上。
“你真可笑，”吉泽拉说，“你夜间闯入一个孤单的、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家里，还吓唬她……喂，你倒是开审啊！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好吧。你说说：你丈夫过去在什么部门工作？”
吉泽拉沉思片刻，说：“塞巴斯蒂安·安德列亚斯过去在4－a处，4－a－2科供职，现在由党卫军少校福格特领导，而这个处则由党卫军中校潘齐盖尔领导。”
“齐默利鲍尔认识你丈夫吗？”
吉泽拉作了一个手势，表示否定。
“听说过他吗？”
“噢！是的。”
“而齐默利鲍尔认识潘齐盖尔吗？”
“只听说过这个人。事情是这样的：齐默利鲍尔是从柯尼希斯贝格来到这里的。他没在柏林供过职。”
暂时一切进行得比我设想的还要顺利。
“还有一个问题。你到过齐默利鲍尔的寓所吗？”
“是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他有一个保险柜吗？”
吉泽拉哆嗦了一下。
“保险柜？是的，当然有。”吉泽拉打量着我，似乎想窥视我心灵的深处，并担心地问道：“你打算干什么？他可是秘密警察的头儿啊！在他的院子里有卫兵，前室里有步兵，还有勤务兵和厨师。所有的人都有武器。”
这回轮到我笑了：“你认为，我是打算袭击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寓所吗？”
吉泽拉点了点头，并咬紧了下嘴唇。
“不会的，亲爱的，我连这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是要把某些情况验证一下。”
“这是真的吗？”
“以我尊敬的先祖的名义起誓。”说完，我站了起来，“全审完了。别生气，我打扰你了。我们，可能的话，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保存好你丈夫的衣服。它有用处，但并非我本人用。”
忧郁的神色重又笼罩在吉泽拉的脸上。
“我考虑一下。”她说，然而她的话已经使我不再怀疑，她是会同意的。“你这就要走吗？”
“是的。得跑步走了。要知道，从昨天到现在我还没休息呢。”
吉泽拉送我出来，她有些窘困和激动。她已经不能再安静地睡觉了。
我出来以后，急速向城市的另一头走去。我还要去看一下佩佩尔。
同吉泽拉的谈话使我对设想的计划会取得成功增添了信心。开头一切都好。说实在的，成功的第二个、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佩佩尔得参加行动。而且我不怀疑，他也会同意的。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时间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要是碰上佩佩尔还没睡多好啊！
否则还得唤出房东，要进行解释。但到底还是麻烦了房东。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房客睡着了。佩佩尔根本就不在家。
“一点钟以前他难得回来。”房东解释说，“如果非常需要的话。就请等会儿吧。”
是的，我需要他，非常需要。我在他房间里的桌子旁边坐下，借着灯捻儿足有两公分宽的煤油灯的光线，开始浏览叠得整整齐齐的德国报纸。
一点整，佩佩尔回来了。他见到我没有感到惊讶。看来，他以为我是来了解情报的呢。
我是这样想的，而他却说：“您的光临真是太好了。要知道，我要到国外去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这件事要办不成了！也就是说，一切都将告吹了。我立劾连珠炮似地问了起来：他要到哪儿去？干什么？什么原因？
佩佩尔说他的病情在加剧，需要认真医治。上司建议他休假；他将到奥地利去。大约后天就走。
“可是，您能否耽搁三、四天呢？”我恳求说。
佩佩尔叫我放心，并说，耽搁这么几天当然不成问题。
他从皮箱里掏出一大盒罐头，敏捷地把它打开，倒在一个深盘子里。这是糖水李子，颗颗个儿都很大。匙子拿来了。佩佩尔请我吃。拒绝品尝这样美味的食品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在小桌子旁边坐下了。
“我是从台球室来。”佩佩尔坦率地说，“这是我的一个嗜好。刚才我边走边想起了您的那位朋友。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眼前。当一伙秘密警察跑进来的时候，他似乎立刻就明白是来抓他的。于是拔腿就向后门跑。但他们喊起来：‘站住！’便拥向他。然后就开枪了。很难说出您的朋友打了多少发子弹，但最后一颗他给自己留下了。我很可怜他，人道的怜悯。是啊，侦察员的命运变幻莫测。这真是如履薄冰啊。走错一步，冰裂开了……也就永远地毁灭了。”
回忆起安德列，我们两人都变得心情沉重、无话可谈了。佩佩尔又第二次把手伸进皮箱，掏出一瓶阿尔曼酒放到桌上。
“咱们喝点儿吧。”他提议说。
我点了一下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种在Ｎ城很难搞到的酒，它有点儿象伏特加，又有点儿象白兰地。
“您在飞机场有自己的办公室吗？”我问道。
佩佩尔说有。
“那么，您有收藏文件的柜子吗？”
“那当然！还包着铁皮呢。”
“咱们扯得远点，”我接着说，“假设从柏林或者从前线司令部来了个军官找你，一开始就能吩咐你打开保险柜，并给他看看里面的东西吗？”
“那又怎么样？”佩佩尔笑了起来，“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异常的。”
“这就是说，经常有这种情形？”
“要多少有多少。”
“是这样。”我把一个多汁的李子放到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之后，又说，“还有一个问题。您认识本地秘密警察的头儿吗？”
佩佩尔回答说，他感到非常庆幸，暂时还没有这种荣誉。
“那么您见过他吗？”
“没有，而且我也不想见他。有人说他象戈培尔，认为自己是纯正人种当之无愧的代表，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毫无信义、居心险恶的人。”
我点了点头，问：“那么，如果有一天您到秘密警察头子那里去，扮演某个级别的官儿，并吩咐他打开私人保险柜，情况会怎样？”
佩佩尔会心地笑起来，并且重新斟满了杯子。
“绝妙的聘约！他大声说，“真想不出比这更荒唐的举动了。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杀，等于把脑袋伸进虎口里。我一见到秘密警察就会吓得闹肚子。咱们最好还是再喝一杯吧。”
“我不反对。但我说的是正经事，不是开玩笑。”
佩佩尔不时地眨着眼睛，把举起的酒杯又放回到桌子上，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成？不、不，这块肉显然我是啃不动的。”
“我们的任务是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整个行动最多花费您十分到十五分钟。”
“这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我倒是琢磨好了。您将扮演中校。您不是到秘密警察局去，而是去齐默利鲍尔的寓所。您扮演一个人，只要秘密警察一听到他的姓就得垂手而立。”
“这是真的？”佩佩尔说，“纯粹是瞎胡闹。当然，冒险对您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您是经过锻炼的人，而我……您的宏图大略使我望而怯步。很难预料怎样来进行这次拜访，结果又会怎么样。要是他的手枪突然对准我呢？”
“啊哈！马上就想到手枪了。如果有必要，您也可以带手枪，带手榴弹。但事情不会到这种地步的。您还是要相信我嘛。我来向您解释一下。”
佩佩尔如坐针毡。他设法在椅子上坐得舒服些，用手帕擦了擦额头，然后注意地、目不转晴地盯着我。只有现在我才发现，他的目光显示出他很感兴趣。
我对他说，秘密警察所信任的一个人落到了我们手里。从他那里我们获悉，齐默利鲍尔对自己的上司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如果希姆莱或者卡尔腾布龙纳暗中探听到这件事，这个Ｎ城秘密警察头子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只要对齐默利鲍尔说，这个人已经被捕，并且关在柏林的某个地下室里，就足以使齐默利鲍尔从一只猛虎变成一只小赖猫。
“现在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佩佩尔先生？”我用这个问题结束了自己的叙述。
他又一次用手帕擦起漉漉的额头，拨弄了一下稀疏的头发，并且又把第二杯酒一饮而尽。
“您的锦囊妙计真叫人伤脑筋，它动摇了我对自己的信任。”他勇敢地承认了，“看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有缺陷。我不特别勇敢。当然，这很可悲。但这可是上帝的过错。我的父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我却前怕狼后怕虎。”
我笑了起来：“其实您不知道，您有勇敢的内在潜力，应该竭力把它们动员起来。没什么可说的，任务是紧急的，我是说，非常紧急！但是我们要尽量考虑到各种意外情况。请您相信，正象您说的那样，这件事，别的不说。一定会使您感到很大的满足。据我所知，您对秘密警察并没有热情，那么您为什么不给他们其中某个人一点厉害瞧瞧呢？”
佩佩尔双手摆弄着玻璃杯，沉默着。他紧锁双眉，额上迭起一道道皱纹。他感到疑虑重重。
经过长时间的、令人焦灼的思虑之后，他好奇地打听道：“如果这些文件落到你们手里，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就会完蛋吗？”
“这将取决于我们。”我说得很含糊。
“用运动员的话说，您是想猛击他的下部？”佩佩尔问道。
“有点儿象。无论如何，我心里还怀有一线希望，您会同意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佩佩尔急忙避开，“我虽然惯于守纪律，但我却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如果您命令我……而且一般地说，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一个人再想想。明天我给你个回话儿。”
对于这个允诺我感到很满意，便赞成地点点头，感谢了一番佩佩尔对我的款待，便同他分手了。我相信，今晚他将睡得很少，不会比吉泽拉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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