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晴朗的天空飘浮着朵朵洁白而美丽的马尾云。穿过云端，高高地飞翔着一群U－87俯冲轰炸机。
我来到马路上，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场面。
轰炸机向东北方向飞去，在我去市政厅的路上，有六批轰炸机接连从城市上空掠过。就是在难忘的四一年，在Ｎ城的上空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的飞机。
我还没来得及在我的桌旁坐下，有人就请我到市长那儿去。几个处长、警察局长和侦缉营营长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已经先到了。
库别伊金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咳嗽了几声，用嘶哑的嗓音洋洋得意地说：“先生们，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多么强大的空军开往了前线。德国武装力量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转入向奥勒尔……别尔哥罗德战略基地的决定性进攻。上帝和我们都将成为元首的伟大胜利的见证人。四三年七月将作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载入世界史册。”
……是这样，……我想，……吉泽拉说的是真情。同时我们也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可以确信，德国人的进攻对我军指挥员来说决不是意外的。……
“要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了解事件的进程。”市长接着说，“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现在要求我们和地方自治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竭尽全力。我们一定要……”
他解释了我们究竟一定要做些什么之后，就吩咐营长、警察局长和我留下，其余的人马上着手工作。
最后一个人走了之后，门关上了。
库别伊金用气愤的口吻对沃斯科的伊尼科夫说：“请您谈谈事情的全部经过吧。”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这个饱食终日、自以为是的汉子站起来，手也不知放在哪儿好，笨拙地理了理自己身上的德国军官制服，就开始汇报。
夜间十二点，警备司令部的值勤来了电话，他被唤醒了。值勤人员命令派一支加强小队到对岸去，游击队员正在那里驱赶牲畜。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立刻就给营里下了命令，自己也开始穿衣服。
十分钟后他得到报告说，由二十名士兵组成的小队，携带两挺轻机枪，坐上汽车驶向指定地点。
又过了二十分钟，当沃斯科鲍伊尼科夫赶到营地的时候，一名警察局值勤人员拦住了他，并说：“司令员在找你，请赶快给他打个电话。”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拨通了电话。吉利德迈斯特少校问；“您把您的那些蠢家伙派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他们正在那里相互射击。赶快去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带着五名冲锋枪手乘车出发了。在桥上他遇到小队的一个士兵。他报告说，他们的汽车不知为什么没有开往牲畜圈，而是沿着通向国营农场的道路驶去。
士兵们骚动起来。车停了。队长舍拉弗特季纳夫命令大家下车。
小队整队完毕，他说：“开始行动吧！”
士兵们便相互扭打起来。不知谁喊了一声：“叛变了！向他们开枪！”
于是射击就开始了。而后来的事他就记不清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下肩。他跌倒了，爬到暗处，然后站起来，跑开了。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在出事的地方找到了两名被缴了械的士兵。他们说，哗变的队伍躲蔽到森林里去了。说真的。事情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
库别伊金把摆在他面前的公文移开，也不看营长一眼就问：“警备司令部没有任何一个值勤人员往你寓所打过电话，这你知道吗？”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愧悔地直摇头。这事他知道得太晚。
“为什么您不亲自领队？”
“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本打算随后就去。”
“别愚弄我了！”库别伊金尖刻地说，“小队坐的汽车不可能不经过您的寓所。”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的脸很象一个揉皱了的枕头。全身都瘫软了，背也驼了，眼睛从垂下的眉毛下面惊慌失措地张望着。
“您到底为什么不去寻找载有那些逃跑的士兵的卡车？”库别伊金在向他刨根问底。
“我吓慌了。”沃斯科鲍伊尼科夫低声而含糊地说。
“好一个营长！”市长幸灾乐祸地冷笑了一声，“吓慌了！咱们瞧瞧，您在警备司令面前会感觉怎样。等着吧！他叫我们去说清楚呢。”
库别伊金和沃斯科鲍伊尼科夫乘车走了以后，警察局长对我说：“让他这样的人当营长，就象叫我去当接生婆一样。”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中午休息的时候，回家路上，在离党卫军分子赖内克结束他生命里程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了市长的女儿……瓦连京娜·谢拉菲莫芙娜。她双手抱着一大捆书。
近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好转。在审问根纳季时我就她的翻译说的那几句恭维话起了作用。齐默利鲍尔不再请我去为他效劳，这也是一个因素。现在瓦连京娜·谢拉菲莫芙娜和我见面就打招呼，甚至有时还给我打电话。
她回答了我的问候，立刻就抱怨起来：“我都快要累死了。又这么热。”
我问她手里抱的是什么书。瓦连京娜·谢拉菲莫芙娜回答说：
“逮捕了一个从前的演员，叫波隆斯基。他们命令我去搜查一下他的藏书。这不是，全是些没用的东西。请您告诉我，我父亲是不是遇到伤脑筋的事了？”说着，她用卷成一团的手帕按了按自己的面颊。
“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他、而是警备司令指派了沃斯科鲍伊尼科夫。”
这时，我看到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在马路对面走着，他也是要回家去。
我用手招呼他过来，说：“喂！伸伸手！帮一下库别伊金娜女士。”
瓦连京娜·谢拉菲莫芙娜微微一笑。
我们把书送到了秘密警察局。
库别伊金娜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请向少校转达我的问候。”在告别的时候我对她说。
“一定转达。”
我们离开之后，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啐了一口，说：“瘦猴。还是我们的叶莲卡丰满些。”他叹了一口气，又低声补充说，“唉！莲卡，莲卡……你的命真苦啊！听说，这条秃尾巴母狗把她的丈夫出卖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
“这么说，她也就快完蛋了。”
在家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给我一张卷得象烟嘴儿似的纸。说：“这是柯斯佳送来的。”
在我的房间里，我把这份密码电报译了出来。列舍托夫写道，已授予我大尉军衔，井要我赶快回答他，我是否同意领导一支调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别动队。
太好啦！第一，我已经是大尉了。这可非同小可啊！第二，命令我去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相信，这工作是重要的。他们在莫斯科等着我的回音。
我怎么回答呢？当然是同意。很难立刻解释清楚我的这一决定。但它却产生在电文显现在我眼前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去权衡，去弄清情况，一去作出估计。说实在的，对仅仅用短短一句话表述出来的，也只能说明个大意的事，又怎么能作估价呢？对我来说，这件事的意思是清楚的，是合我心意的，这就是斗争！斗争，继续已经开始的事业。在什么地方进行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在Ｎ城，还是在其他什么城市不都是一样吗？我们都是战士。不仅是战士，更重要的，我们都是志愿者。
还有一点，即我们向往斗争。它吸引了我们的全部精神，我们的感情、思想和心愿。一切都和它息息相关，一切部服从于它。我无法摆脱它。我是指我自己，同时，也是指我的同志们，但首先，当然是指我自己。
我急急忙忙喝下一碗大麦粥和一杯开水，从秘密的地方取出手枪，就去找佩佩尔。
他已经在等我了。佩佩尔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回答了我的问好：他举起一只手，并且用拉丁文高声说道：“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向您问好！”
起初我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搞清楚了。是佩佩尔的脸色帮了我的忙：它显得很忧郁和庄重。他毕竟还是打定了主意。我亲热地握着他的手，并且坦白地说，我对他抱有信心。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他说，“我可是个软弱的人，但还是打定了主意。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这个天生的弱点。我知道，我是在走向死亡，但还是要这样做，以无可挽救的倔强在走向死亡。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有一天要做出一件非同凡响的事，是吗？”
“我们别再谈关于死的问题了，”我表示异议，“这件事不会有死亡的危险。”
“您这样想吗”
“我坚信这一点。”
“有可能，完全有可能。那就更好了。来，咱们来干一杯！”然后就把手伸进皮箱里。
“也许，咱们还是把这个宴会挪到事情结束的时候再举行，好吗？”
“不，不，我想现在就来。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喝闷酒是很可怕的。”佩佩尔一边把昨天用过的杯子斟满酒，一边说，“我感到，您总是走红运。您知道冒险是怎么回事。”
“略知一点儿。”我表示同意说。
“好吧，祝我成功吧！”
“衷心地祝您成功。”我说，然后我们友好地干了杯。
“我只是担心，我的神经能否挺得住。”
“能挺住。主动性和突然性都在您一方。您要能立刻判断出自己的优势。假如我处在您的地位会怎么办，您知道吗？”
“我听听，这很有意思。”
“一进门我就将自我介绍说，我叫潘齐盖尔。”
“潘齐盖尔？”
“嗯，是的。这是一个编造的姓：齐默利鲍尔熟悉它。就这样，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就声明：‘亲爱的少校！您可爱的亲戚林德纳·马克斯，也就是敦克尔，现在正在柏林做客，在阿尔勃列赫特亲王街。他委托我到您这儿来取冯·普特卡麦尔中校他已故兄弟的信件，这信一共有三封，是林德纳在四一年交您保存的。劳驾您把这个保险柜打开。’”
“您能把这些话再重复一遍吗？”佩佩尔打断了我的话说。
我很高兴地又重复了一遍，并继续说：“当信件到了您手之后，您就吩咐他给您写一个书面解释，叫这位少校阐明他为什么强行扣留别人的信件达一年半之久。还要使他明白，他今后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他本人。您要大胆地使用这些名字，如：舒伦堡、缪勒、卡尔腾布龙纳、希姆莱……要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这些用不着我来教您。您是一位有学问和有谋略的人。”
佩佩尔笑了起来：如果学问能代替经验那就好了！
“经验也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我说，“您有武器吗？”
“没有，按规定不应该有。我又不是军官。”
我掏出瓦尔特手枪，把它放在桌子上。看到佩佩尔拿起手枪和检查枪的动作，我就明白教他如何使用已无必要了。
“您有多少时间？”我问。
“最好能在二、三天内结束这件事。”他说道。
“能结束。”我有把握地说。然后就告别了佩佩尔。
这下我该去看看吉泽拉了。白天我就往军令处打了个电话找吉泽拉·安德列亚斯。
我问她能否通知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取新的指令。这是约好的暗语。
她淡淡地回答说：“指令还没准备好。准确地说，还得晚些时候才能知晓。会打电话预先通知的。”
这同样也是约好的暗语：要等在电话机旁。
大约一刻钟以后，她打来了电话：“出什么事了？说吧，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今天必须到你那儿去。”
“不行。侦缉营的士兵开了小差。我们的住宅里通宵都设置了岗哨。请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将亲自去。”
“真的？”
“请说吧。”
我说了地址，还告诉了她怎样才能找到我。
“什么时候方便呢？”
“天黑的时候来吧，要等着我。请你千万把你要奉送给我的那东西带来。”
“好。请把电话挂上吧”。
晚上，我预先通知房东说我有客人要来，请接待她，并请她到我房间里坐。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却误解了。
“我们又有人要飞来了吗？”
“不是。我想，这次不是的。”
我还应该和杰米扬交换一下意见。于是我急急忙忙地来到了掩蔽所。谈话时间不长，但想得十分周到。
杰米扬很喜欢我的计划。他对这种事很内行，对计划作了极重要的修改。他指出，计划最薄弱的地方是：佩佩尔缺少一些必要的证件。这应该另想办法。
后来还是杰米扬想出来了。他说：“咱们这样办。在我们确定齐默利鲍尔在家的时候，佩佩尔就到秘密警察局的的门卫那儿，并问他长官现在在哪儿。当然；门卫不敢对党卫军中校说谎。那时候，佩佩尔就命令他，说：‘现在请您给他打个电话，报告他说，潘齐盖尔中校将乘车前往他家。’您看如何？这应该能多少缓冲一下佩佩尔来访的突然性吧？”
“毫无疑问。”我表示赞同说。
“在这种情况下，”杰米扬继续说，“佩佩尔不应该作自我介绍。齐默利鲍尔会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的。当然，还是要能通过另外一个途径预先通知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就更好了。那么，如果您来通知，怎么样？”
“我怎么通知呢？”
“如果您……在门卫打完电话之后您也挂个电话。嗯，是的。从市政厅挂电话。您就说，从机场打的电话。还说：少校先生，从柏林飞来了一位客人。他已前往您处。请恭候。如此这般。这样齐默利鲍尔就顾不上检查证件了。”
“妙极了！”我高兴地说，“但我先挂电话是不是更好呢？”
杰米扬考虑一下就同意了。当然更好了！说它更好，那是因为我们可能来不及，我们留下的时间太少了。
当计划的细节都磋商好之后，我把那份译好的电报送给杰米扬。
他读了之后，用手指关节敲了几下桌子，问：“怎么样，您已经决定了？”
我回答说，我没有拒绝这类建议的习惯。
“看来，您是对的。”杰米扬简捷地说。
当场我就写了一份电文，告诉列舍托夫，说我同意他的建议，把电文交给了纳别尔斯托克以后就跑着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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