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直到我临上班前一小时，吉泽拉才离开我的寓所。
当我坐下来和房东一起吃早餐时，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说道：“真是个聪明而又漂亮的女人。”他是指我的客人，“真可惜。就是跑遍全城，你也找不到第二个。”他摇着头，看了一眼他的妻子，问：“喂，你为什么把张丑脸拉得老长？”
“不为什么，你这老不正经的。再没别的可说啦！”尼科季莫夫娜反唇相讥，“别人的老婆个个你都觉得好。”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不动声色地说，“魔鬼还讨好别人的老婆呢。”
我不能告诉吉泽拉，说我很快就要离开Ｎ城了。但我问她，如果能有一天和我一起走是否愿意。我多想带她一起走啊。关于这一点，我想了许多。我认为，假如我对杰米扬说，他是会同意的，那样，列舍托夫上校也只得顺水推舟了。可您知道，吉泽拉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她说，我们最好还是去德国。于是她问我，能和她一起到那儿去吗？我怎么也没料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她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人们热爱她，珍视她，并为她感到自豪。对她来说，祖国不仅仅是块土地，是她和她父母诞生的地方，而且是一种更伟大的、用无形的线和她联在一起的东西。没有祖国，很难想象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德国过去并不总是像希特勒统治下的这个样子，她将来也要变，变成另一个德国。吉泽拉相信，正象她不会离开德国一样，我也是不会离开俄国的。她爱我吗？是的，她爱我。她还没有爱过任何人。我是第一个，她相信我也是爱她的。但是，很难预言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未来会给我们以帮助。
房间里一片漆黑，我看不见吉泽拉的眼晴，当我用手抚摩她的面颊时，只觉得湿漉漉的，泪水满腮。
临走的时候，吉泽拉把她房门的备用钥匙给了我，并告诉我尽可能正当地使用它。同时她还把她已故丈夫的衣服给我留下来。
这是五天以前的事了。就在今天，再过一个半或两个小时，这套衣服就将发挥它的作用了。
我曾对佩佩尔保证说，我们要在两、三天内结束我们的事情，这个估计错了。安德列亚斯的礼服妨碍了执行我的计划。佩佩尔穿着太大了，需要裁缝来改一下。但找一个裁缝就用了三天。在切尔诺克小组找到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很久以前曾做过剧院的裁缝。我们把改制礼服的事委托给他。礼服改得很不错，今天，佩佩尔穿上礼服也觉得很满意。
现在是夜间十一点差一刻。我们都在等着信号：我在市政厅，在我的办公室里。佩佩尔在我的房间里，在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的家里。信号应该由柯斯佳发出。
我期待着，不时地望望电话，但电话却硬是没有声响。时间拖得很长，令人疲惫不堪。十一点、十一点半、十二点过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电话铃终于响了。我吓得一哆嗦。
柯斯佳简单地说：“是苏霍鲁科夫先生吗？我是警察长格里申。岗哨都正常。我去休息了。”
这信号的意思就是：齐默利鲍尔乘车回家了，柯斯佳前往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的住处。行动开始了。现在只等柯斯佳通知佩佩尔了。这事可能十五分钟就够了。我注视着表针。是时候了。
我穿过市长那间空无一人的会客室。市政厅的值勤坐在一楼，看来，象在常一样，正在睡觉。我拨通了秘密警察头子寓所的直线电话号码。一秒钟，二秒钟，终于在听筒里传来了小矮个子少校尖声细气的嗓音。
“谁呀？”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问道。
“我是飞机场的值勤人员。我要找党卫军少校。”
“我是少校。有什么事吗？”
“巴尔杰尔斯中尉在向您报告。”我尽可能压低声音说，“党卫军中校潘齐盖尔于零点十分乘十四次航班飞机抵达此地。他问我，怎样才能找到秘密警察局，然后便和飞行员一起乘汽车进城了。”
“什么时候出发的？”齐默利鲍尔问道。
“三、四分钟以前。我认为有必要预先通知您。”
“谢谢。您说您叫巴尔杰尔斯？”
“是的。”
我锁上自己的房间，从后门出来，经过院子，来到街上。
那是一个闷热、寂静而漆黑的夜晚。远处传来沉闷的轰隆隆的炮声。我从秘密警察局的办公楼旁边走过去。在大门口，汽车的轮廓映出了巨大而浓重黑影。门外的哨兵从容不迫地、把他那钉了掌的鞋后跟踏得格格直响。周围静悄悄的，渺无人迹，也不见佩佩尔的踪影。现在他究竟在哪里呢？
我绕过秘密警察局的大楼，急急忙忙地回家了。
柯斯佳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在一扇敞开着的窗子下面蹲着，吸着烟，并用手掌遮着火光。
我让柯斯佳离开后，便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进了屋。这会儿，时间过得更慢了，令人难熬。房东躺到嵌在墙内的长凳上去了，而我却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来回地踱步。
半小时过去了……四十分钟……一小时……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的鼾声如雷，而我仍然踱来踱去，胸中感到难忍的窒息。没有什么比等待和情况不明更糟糕的了。我很想到街上去，似乎在那儿能了解到一些情况。我坐立不安，便来到穿堂，我刚把外面的门稍微开了个缝儿，就听到有辆汽车朝这边驶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汽车用低速驶了过去，远处又恢复了宁静。
我伫立在门口，心里有一个。说不出的滋味，情绪也变坏了。这个夜晚又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古老的生活哲理：计划，甚至是出色的计划是一回事，而付诸实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佩佩尔早就该回来了，可现在仍不见他的踪影。他和秘密警察的头子能谈多少时间呢？他们到底是不是还在谈着？也许，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在秘密警察局的走廊里或者在齐默利鲍尔私邸的门口一切都结束了，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了脚步声。也许，是佩佩尔？
在紧张的盼望中又过去了几秒钟。这当然是佩佩尔！他一跨上台阶。我就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拖进屋里。
“您怎么从这个方向过来了？”
“我是乘‘奥培尔’来的，”佩佩尔回答说，他相当镇静，“我不想叫它停在这里，所以让车子又继续向前开了一段路。”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快说，不然，我的心都紧张得要炸了。”
“您的心不会炸的，”他笑了一下说。
我们溜进我的房间，随手掩上门。
佩佩尔象杂技演员扔盘子那样，把帽子扔到房间的角落里，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伸直两条长腿，说道：“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象今天这样的恐惧。”他把三封信和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放在桌上，问道：“您需要的就是这些吗？”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这张纸。这是齐默利鲍尔本人的自供状。然后我很快地瞄了一眼这几封信。是的，是这些！乌拉！胜利了！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啊！
“喂，咱俩谁说的对？！”我一边拥抱佩佩尔，一边高声地说。
他难为情地从我怀抱中挣脱出去，两手一摊，说：“要是在一年以前的话，我可忍受不了这个。只要想一想就得发疯和心力衰竭。可是，这一回……”
“您的同乡斯蒂芬·茨威格①说的真是金玉良言。”我打断了佩佩尔的话说。
【 ①斯蒂芬·茨威格（１８８１－１９４２）奥地利作家，以写心理短篇小说著名。作品有《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
“为什么是同乡？”佩佩尔惊奇地问。
“您看，真没想到。这么说，佩佩尔，您不是奥地利人？而我却以为……”
“对不起，”佩佩尔摇起手来，“我没怎么听明白，茨威格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说，一个人在紧要时刻的举止最能够表现他的本性。只有在危险中才能显示出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和才能：所有这些潜藏着的本性，在平常的温度下低于可测性，而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成形。”
佩佩尔兴奋得睁大双眼，话也说得很快，就象赛跑一样：“这很正确！非常正确！但谁又能想到，一切会是这样发生的？您只管听着！我一迈进秘密警察局的门坎，两腿软得都快支持不住了。这是真的。连说话也没声了。而这时候。门卫正迎面走过来，举起一只手，啪的一声嗑了一下鞋后跟，报告说：‘如果您就是潘齐盖尔中校的话，那么，门口有一辆小轿车正在等您。’您明白吗？只有当我抓住‘奥培尔’小轿车的车门时，我才明白，您已经打过电话了，机器也开始运转了。已经有潘齐盖尔这个人了，他活着，他在呼吸，有人正在等着他，同时还给他开来了一辆小轿车。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了……不知是内心的什么东西骤然驱散了束缚着我的恐惧。我又返回来，打开门，对门卫说：‘请您通知一下少校，就说我已经动身了。’而后来，就象您预料的那样。一切都处之泰然了。我刚一开口就把这个坏蛋吓懵了。他哭起来，跪着向我哀求，吻我的双手。他恳求我保护他，在元首面前替他说情。我慷慨允诺了。在分别的时候，他企图塞给我一个小锦匣。我差一点没揍他。是的，就是这样……我甚至都举起了手，但我及时忍住了。他果真是这样一个恶棍！这样一个下贱货！除此之外嘛……就让他滚蛋吧。”佩佩尔说完，就开始脱衣服。
这时，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那份书面解释和那几封信。在每页上都注明了日期并有齐默利鲍尔的签字，证明这些文件正是今天从他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的。
然后，我问佩佩尔：“您能保证复制信件这件事不会耽搁吗？”
佩佩尔向我保证，明天早上他将把原本和复制品一并交给我，中午就将飞离Ｎ城。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