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那是从电话铃响开始的。确切点儿说，是从喊我去接电话时开始的。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这个男人已经是第二次打电话找我。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不在……我离开柏林出差去了。现在终于碰上了我。
为什么我想力求准确，在各方面都很准确呢？因为我掌握这些细微末节。它们对我来说都有用。它们已成为通向我过去的一条小路，这过去对我，也许，对其他人，至少我认为对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也是珍贵的。这个愿望是幼稚的，尽管这是一个见多识广和历尽艰辛的人产生的愿望。
当我走向电话机的时候，没有任何预感使我不安。我们的机关总是忙忙碌碌。我们搞土地规划问题，经常有人来电话。但这次谈话却进行得很不寻常。
开始，这个人没报自己的姓名。他按照安德列亚斯的姓找我似乎有一年多了，他没想到我已改用我出嫁前的姓……埃斯列宾了。不久前，他完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一点，这才打电话找我。
我听到一个陌生人在和我讲话，就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懊丧和恐惧。我觉得，似乎是我丈夫的朋友们想要我重新记起安德列亚斯，并把我当作敲诈的对象。一个过去的秘密警察的妻子，对来自西柏林的各类政治阴谋家是颇有吸引力的。我本来可以粹然中止这次谈话，但他却请我安排一下，什么时间可以接待他。
最近一段时间我生活得很平静，甚至根单调。至少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和任何秘密的事情。可突然……来了这么个电话。它不仅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还燃起了过去曾被埋葬了的希望。我想知道点儿令人高兴的消息。
只有朋友才能给一个孤独的人带来喜悦。我在等著和陌生人会面的时候，在这令人难熬的四个小时里，我只想到这一点。我几乎确信，他会给我带来一个幸福的消息，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消息。要知道，他找我这么久不会是为了说些令人痛苦和失望的话。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
陌生人准时来了。七点半整，妈妈把前门打开，把一个个子高高，长着一头浓发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引进屋来。
客人很有教养。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感到他不想给人添麻烦。
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苏联记者，并且问我在战争期间是否在被德军占领的苏联城市Ｎ城住过。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我是否在军令处供过职？
对此也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低声说：“这就是说，是您。”
看来，直到现在他才算是深信不疑了。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疑惑不定的。于是他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否听说过关于佩佩尔这个人的一些事？是的，当然听说过。如果说的是在Ｎ城飞机场气象站当站长的那个佩佩尔，那么我是知道他的。他经常到军令处来，把天气情报转给我们。
为什么提到Ｎ城？为什么说到佩佩尔？不知这个城市和这个来人同我想到的过去有什么联系。
客人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但相当厚的小包，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接着对我说：“请您读读这些笔记。十天以后我们再见面。您应该帮助我们弄清全部事实真相……”
他告辞了。
一种下意识的预感使我全身都战栗起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小包，它包藏着与我有关的秘密。我忆起了一个细节：我记得，有一次在Ｎ城我看见佩佩尔和德米特里在一起，纸包想必与德米特里有联系。这纸包一定讲的是他的事。对此我感到深信无疑。
我吃力地摸了它一下。我似乎觉得碰到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从包里轻轻地捧出来一个笔记本，它有一指厚，象明信片那样大小。
我的双眼在寻觅着答案：这是谁的笔记本？里面写着什么？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手指也哆嗦了。我担心知道可怕的事情。内心本来怀着希望，既然我能怀着希望度过那些苦难和慌乱的年代，那么为什么现在，在平静中要失去自己的幻想呢！
我打开了笔记本。反正早晚都得要面对事实。是他！是他的笔迹。圆形整洁的笔迹。是德米特里的笔记。写得很多。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虽然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这满篇密密麻麻的小字言明了一切！我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激动的、可爱的声音。
眼睛疲倦地闭上了。我独自体味昧这一时刻。一个期待已久的会面！尽管这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但会见毕竟是我所期望的。
接着，我的手指就翻阅起笔记本来。哪怕我只找到几个我认识的字也好。在最后一页注着月期；“一九四三年”，就结束了。看来，这是一部历史。一部到四三年截止的历史。德米特里亲手注上了日期。那么后来呢？后来他还活着，活了相当一段时间。如果他的生命中止了，那么日记也就中止了。
我希望能猜出或弄懂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仔细地看着每一页。有一段题字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一张几乎粘在封皮上的灰色小纸条，上面写着：“德米特里·勃拉金，少校，克鲁斯特皮尔斯区，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
现在我才知道了他姓什么。勃拉金！德米特里·勃拉金。但日期和区名引起了一个新的疑虑。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意味着什么？
希望时而暗淡，时而明朗。但较多的时候是暗淡。沉重的预感逐渐占了上风，而且难以摆脱。我竭力回首往事。多么奇怪，过去的事不知为什么总好象是明朗的。在阴暗的战争年月、在痛苦和时时有死亡危险的日子里，我们所经历的往事如今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是的，我痛苦过，我失去了儿子，我看到过很多人遭到了毁灭。但我却经历了一种命运只给人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感情。我和一个坚毅、勇敢的人在一起，在他建树功勋的时候，我帮助过他。而那些功勋都是他用自已的生命建树的，我从不怀疑这一点，就象当初我也没产生过怀疑一样。也许，那时我还给了他一点儿帮助。虽然帮助不大，但每当想到我为他的斗争出过力，心里就感到幸福。一想到这些都成了过去，就令人痛苦。而今天只留下了希望和期待。现在又增加了预感。应当把它们从心底里驱逐出去。应该只要希望，光明的希望和成功。
这本笔记引起了我的回忆、寻觅和猜想……
当那位俄国客人再一次来拜访我的时候，除了我们从勃拉金的笔记本上得知的一切以外，又增加了新的一页。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傍晚。在克鲁斯特皮尔斯至陶格夫皮尔斯的铁路线上，苏联侦察小组把开往前线的德国人的军用列车颠覆了。
由十九个人组成的侦缉营别动队跟踪了这个小组。
起初，侦察员们已经向立陶宛边界走去，但绕了一个半圆形之后，突然朝相反的方向，朝铁路和河岸折回来。
党卫军分子追踪他们已有一夜了。双方几次交火。侦察员们打死了侦缉营的九名士兵和两名指挥官。
拂晓时分，党卫军分子把小组紧逼到河边。战斗打响了。
侦察员们拚死抵抗，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同志。他们的弹药耗尽了。包围圈缩小了。只剩下两个人仍在抵抗逼近的党卫军分子。
党卫军分子决定活捉他们，便向岸边爬来。就在这时候，那两个人引爆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
他们中的一个就是德米特里·勃拉金少校。
我把这个日子永远铭记在心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德米特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实是多么残酷无情啊！它没有留下任何希望。我曾执拗地、倔强地寻找谜底，但当我找到它的时候，却需要我把对朋友的向往拿出去做交换。现在留给我的只有对他的回忆。
我读着勃拉金少校的笔记，有好几个小时我们又相处在一起。许多往事现在我才明白。很多事情都使我感到钦佩，还有一些也使我感到高兴。
后来，我陷入了沉思，我想了很多。我觉得，这个人的命运是以其平凡而称奇的。不，他的特点不是智慧的卓绝，不是天赋的特殊，不是狂热的自我烟如生精神，而是对自已的正义性的坚定信念。这坚定的信念已成为他心灵的组成部分，变成了心脏的律动。谁培养了他的这种正义感？我不知道。也许，是伟大的时代，也许，是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也可能是英明的思想、当然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
奇怪的是：我，一个德国人，来评判另一个民族的儿子，而且还想理解他。我们做得到吗？很多人的血和死不会妨碍这种评判的公正性吗？
说句心里话，不会的。不会有妨碍。
人生的道路总会在某个地方交叉汇合，谁努力去追求光明。谁就能获得胜利。另一个人的命运就会托付给他。
勃拉金就是这样的人。他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人。而且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希望，千百万人都能知道这位苏联爱国者的姓名……德米特里·勃拉金。
不久以后我获悉，他的朋友们已经着手为此而努力了。这我是从勃拉金从前的首长列舍托夫将军那儿知道的。
我没去找他，他却找到了我本人。他把我召到柏林，为的是要和我认识一下，了解一下我生活得怎么样，并握一握我的手。
他全部弄清了德米特里笔记的内容，查明那些代号和大写字母指的是谁。至于他为了公开发表而用虚构的姓名代替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这样做看来也是有必耍的。
【 1981年北京－哈尔滨 】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