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有这样的规矩，回忆录的作者——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家和首饰匠宾文尼特·切利尼，还是我们同时代的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伊格纳捷夫将军，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他们的回忆通通都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写起。可是有些人，也许还是大多数，甚至认为应该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家谱。
既然我着手写回忆，看来也不免要沿用这传统老一套的开场白。
不过，在尚未叙述我祖父过去是干什么的，他的职业可能对我这个未来的飞机设计师的专业产生什么影响之前，我先不按顺序，讲一讲别的飞机设计师。
有人经常当面或写信问我是怎样成为设计师的。
每个人进入航空界所走的道路都不相同。事实上那些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如图波列夫，伊留申，米高扬和波里卡尔波夫各自的经历也因人而异，他们每个人进入航空界都有自己的道路。
就拿我们最老的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作为例子来说吧。他设计的飞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他出身于外省的中等知识分子家庭。只是在他读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高年级时，参加了著名的俄国科学家、“俄罗斯航空之父”尼·叶·茹科夫斯基教授发起的浮空小组，才显现出他对航空的志趣和设计师的才能。而经过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他便成为驰名遐迩的飞机设计师了。
再拿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伊留申为例。他是著名的飞行坦克“伊尔—2”强击机的创造者，他设计的“伊尔—18”旅客机飞遍地球上各个角落。伊留申原本是沃洛果达省一个贫农的儿子，小时候对飞机毫无概念，他长到二十岁被征入伍，才在彼得堡机场上第一次看见飞机。
最著名的苏联设计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里卡尔波夫的父亲是个神甫。波里卡尔波夫是苏联歼击机的首创者和卫国战争中著名的飞机“乌—2”(后改称“波—2”)的设计师，在他的故乡奥累尔城为这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树立了半身铜像。
威力最大的米格型喷气歼击机的创造者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外高加索偏僻的乡村度过的，当时那个地方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飞机。后来，米高扬到空军学院学习，1936年毕业，这时他已年近三旬。现在整个航空界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觉得，简单介绍一下设计师这个职业中最为出色的几位代表，便足以看出他们的出身是全然不同的，而他们为取得具有最大创造性的技术成就所走的道路也同样既不相同也不相似。
看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同时他们固有的共同品质却又把他们连结在一起。这些品质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充当由许多设计师、研究家和工人组成的创作集体的组织者的出色本领，对祖国负责的高度工作责任心，专心致志献身于所热爱的事业的能力，就这样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一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孜孜不倦地工作。最后，对每一个创新者来说还得要有天赋才行。也可以将设计师的天才定义为所有这些品质的总和。可是顺便说一句，要在一个人身上兼备所有这些品质并不是那么常见的。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我的家谱。
我无法从我的祖辈那里继承设计师的才干：他们没有设计过飞机，而且也不可能设计飞机。因为那时不仅没有飞机，甚至连汽车也没有。
在先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遗留下的文书中，我发现有一份很有趣的证件，角上封盖火漆大印，墨迹因年久已经褪色。上写：
“证 明 书
雅罗斯拉夫省，雷宾斯克县，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伯爵世袭领地．伏尔加河岸斯帕斯克镇教区，波尔季宁村，农民哈尔拉姆佩，尼古拉耶夫(姓雅科夫列夫)之子阿法纳西生于1818午4月25日。洗礼教父为该领地该村农民伊万·叶戈罗夫。该阿法纳西，哈尔拉姆皮耶夫(雅科夫列夫)于1837年6月9日与莫斯科小市民出身的少女亚力山大·菲利波娃(娘家姓巴斯卡科夫)在斯帕索伏尔加教堂举行婚礼。新娘的出生时间，据斯帕斯克镇农民白俄罗斯人赫列勃尼科夫、菲利普·基里洛夫(巴斯卡科夫)说，是在1817年3月7日。她的教母是本镇农民帕维尔·达尼洛夫之妻赫里斯金娜·基里洛娃。所有这些资料都摘自教堂保存的出生登记簿，为证明以上所述属实，加盖伏尔加河岸斯帕斯克镇教堂的印章。神甫彼得·瓦西里耶夫·拉祖莫夫，1843年8月6日。”
这个文件不仅使我十分准确地查清了从我的曾祖父——农奴阿法纳西·哈尔拉姆伊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以来我的家谱，而且还查清了先人出生地是在俄罗斯最中心地带——伏尔加。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祖父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我是他膝下的爱孙。祖父年轻时曾在莫斯科伊林斯基门附近开一家蜡烛店，他承包过莫斯科大剧院枝形吊灯的照明(那时莫斯科还没有电灯)。
我父亲从莫斯科亚力山大洛夫斯基商业学校毕业之后，就在“诺贝尔兄弟公司”的石油商行工作。这家商行1918年收归国有，改为全苏辛迪加莫斯科分理处。我父亲在那里担任运输部主任的职务，一直工作到他去世。
我母亲——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从小就怂恿我将来做一个工程师。我不知道她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并没有错。也许那时她已觉察出我在幼年时期对各种技术就极感兴趣。例如，我能几小时地站着观看磨刀工的工作，他们带着简陋的磨具在莫斯科走街串巷，并尖声地高声吆喝：“磨刀，磨剪刀，磨刮脸刀！”
也有可能，母亲是从我毁坏儿童玩具看到她的长子有工程师的素质的。我经常毫不爱惜地把火车头、车厢、电车和带发条的汽车弄坏，使劲往玩具里瞧，看它们里面是怎样构造的。
不论什么器具，我总爱拆拆装装的。改锥、平口钳、克丝钳，都是我童年时所渴望的东西。能摇一摇手摇钻是最愉快不过的事了。
我十五岁时第一次看见飞机，但这次在我这个未来的设计师的心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我满九岁时，该上中学了。父母决定让我上莫斯科第十一公立中学。我得先考预备班，要求测验算术、俄语和圣经。
考试结果，我得了两个五分和一个四分，似乎考得不错，但我却没有被录取：要求全考五分。而贵族和国家官吏的子弟考四分，甚至三分都可录取。
后来家里让我进私立中学，这种学校规定得不那么死。我在这里的考试成绩跟上次一样，但却被录取了。
我考进的是斯特拉霍夫私立男子中学的预备班，这所学校公认是莫斯科同类学校中最好的之一。地点在斯帕斯基花园街。浅黄色的三层大楼坐落在离大街稍远一点，紧靠里面。大楼的正面是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小花园，园中长着茂盛的茉莉花，枝叶繁茂的菩提树和板栗树，一片葱绿。这座大楼本身有些惹人注目，它是在名噪一时的莫斯科富翁和文物收藏家马蒙托夫的住宅旁边增建的。在这所住宅的大厅(后来成为中学的会议室)里，伟大的俄罗斯演员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第一次参加马蒙托夫私人歌剧团演出。许多当时的新画家，其中也包括符鲁贝利，即席描绘下当时的场面。
如今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我还常常乘车路过我过去的母校所在地斯帕斯基花园街。每次我都深情地瞻望着大楼的窗户，在那里面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现在这儿是印刷学院，它旁边宽阔的柏油马路上一列列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川流不息。从前附近苏哈列夫摊贩市场成群的投机商和粮食贩子赶着车在我们学校旁来来往往。载货马车在鹅卵石铺的路上行驶，发出震耳的辘辘声，连车厢外面也挂满了人的电车艰难地驶着，发出轧轧的响声和叮当声。
我们学校除了普通教室外，还有装备各种实验仪器的物理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陈列着鸟类标本和古代石膏雕塑的图画室，以及体育厅和会议厅。着色的柞木做的不高的护墙板，深褐色的墙壁和厚实的木制凹格天花板，把会议厅装饰得既庄严又华丽，护墙板上方，顺墙四周挂满俄国诗人和作家的肖像。
学校还有供应热早点的食堂。每人只给一盘早餐(经常是炸肉饼配粥)，要预先交付伙食费，每月一次。快进早餐之前，饭桌上一切都已摆好，教师和我们一块儿用早餐，因此甭想淘气了。那些不愿意在这里吃或买不起热早点的人，单独给他们安排了几张桌子，免费供应茶水，食用自带的夹火腿的面包或小白面包。
学生的成分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中级知识分子的孩子。我们的学习也是中等。我们当中既没有神童，也没有成绩特别落后的。的确，到处都一样，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堪察加”和自己的“堪察加人”。“堪察加”也就是指后排的课桌，通常是学习较差的学生坐在那里。留级生(我们班很少有)也总是坐在“堪察加”。
安排坐在前排课桌的是成绩和品行都较好的学生，所以“堪察加”对前排课桌的态度总有些冷漠和轻蔑。
中学归苏维埃政权接管后，我们学校便与女子中学合并了。
在中学的九年中，我一直酷爱学习。到今天我还觉得非常奇怪，不知为什么那时我爱好的课程竟然是历史、地理和文学，而不是更符合我未来的专业知识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在我的成绩表上前三门功课总是惹人注目地打五分，而后三门功课基本上是四分。我曾一度当过学生文史杂志的编辑和话剧组的成员。然而我却一向对技术最感兴趣。起初我醉心于无线电小组的作业，后来是航空模型，尔后又是滑翔机。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循循善诱，使我们每个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有了某些爱好，这几乎预先决定了我们这些学生将来的职业。
科斯佳.乌利弗松、尤拉·普罗塔索夫、阿布拉姆·希尔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当时分别参加了各种技术小组，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话剧组的尼古拉·恰普雷金和阿纳托利成为演员。学校帮助我们这些未来的工程师，演员和科学家们发展了自己的天赋。
我们的学校给学生学习图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图画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之一。妈妈曾千方百计鼓励我的这个爱好，赠给我图画本、颜料和铅笔。会绘画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因为一个：工程设计师在构思某种机器的时候，他应该能够设想出他的创作的所有细节，并且能够用铅笔把它在纸上画出来。
我依然记得从一年级刻毕业一直教我们数学的数学老师安德烈.库兹米奇·戈卢布科夫，他是一位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上了点年纪的人，作风严谨而又从容不迫。他只有一条腿，靠拄着拐杖走路，走起来缓慢而又小心。
我们都很尊敬安德烈，库兹米奇，甚至有点怕他。虽然他从来没提高嗓门讲过话。
他叫学生到黑板前算例题：“你这是怎么啦，小兄弟，没有好好准备功课吧？这可不好。先生，你真让我发愁，唉，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他掏出小笔记本，在上面作了个秘密记号。他有个习惯，不马上打分。到学期末，他才解译他珍藏的小本子上的秘密记号，然后标出最后的分数填到学生成绩簿上。他要求很严，给我们这些学生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数学式的条理性，笔记书写准确，解习题时计算丝毫无误的学风。这在后来对我们多么有用啊！
地理老师维克托·奥克塔维安诺维奇·布拉热耶维奇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这样开始的：“我来给大家读一篇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马普伊的房子》，作为我们的见面礼吧。这是一篇描写深色皮肤土著人的痛苦命运和白人殖民者专横残忍的故事。”
全班屏息静听老师饶有风趣的讲述。他读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一直到课间休息之后上第二堂课时才讲完。从此我们便急不可待地等他上地理课。
教历史的是卓娅·尼古拉耶夫娜，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她的姓。她也善于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她上课时把古代工具的模型带到教室，有箭头，石斧，原始人用的家具什物，后来又带来亚述古国的庙宇和雅典女神庙的模型。我们很喜欢听她讲法老王(古埃及国王的称号)和金字塔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故事。我们兴致勃勃地画金字塔的图，制做希腊石棺材模型，画过历史题材的图画，甚至出过历史杂志。
记得卓娅.尼古拉耶夫娜曾组织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引起我们对莫斯科及其过去产生极大兴趣。我们一路经过斯特里列茨基巷、米亚斯尼茨大街、卢卞斯基广场和尼古拉广场。
米亚斯尼茨大街完全不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基洛夫大街那样，柏油大马路，成百辆小汽车在行驶。那时，街道上来往对开着电车，电车与人行道之间载货马车和载人马车络绎不绝。
卢卞斯基广场现在命名为捷尔任斯基广场。那时广场中央有一个带喷泉的铸铁贮水池，成群运水工人来到这里，往大桶里装水。
广场边上耸立着有白色垛口的中国城和尼古拉门。
卓娅，尼古拉耶夫娜在这里给我们讲解说，古莫斯科有三道城圈：克里姆林宫，环绕克里姆林宫的是中国城，中国城外面环绕土城，它的外面则是高大的防卫用的护城土围墙，因此至今仍有“土围墙”之称。上个世纪土围墙已被挖掉，在它的原址建起环城林荫路，因之有“环城公园”之称。
“土围城”和“环城公园”早巳不复存在，但名称却留传下来了。
在尼古拉大街上，有一座建筑式样别致而漂亮的绿色大楼(这座楼一直保存到现在)，传说这个地方过去是莫斯科最早的一家印刷厂。1564年，伊万·费奥多罗夫在这里印出第一部俄文图书，在剧院街矗立着他的纪念碑。
最后我们经伊维尔门来到红场。
以前红场上铺的是鹅卵石，场上修筑了电车轨道。国营百货商店正门的对面是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的纪念像。后来，为了怕妨碍交通，把它移到了瓦西里·勃拉任斯基大教堂旁边去了。
那时，克里姆林宫钟楼上镀金的双头鹰闪闪发光，现在已换成红宝石做的五角星了。
那时的红场跟今天的革命广场之间隔着伊维尔门。坐落在两座拱门之间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它的天兰色的圆屋顶布满银色的星星。这里供奉着伊维尔圣母像。小教堂门口的两边站列着一、二十个神态令人难以想象的乞丐，他们都是一些老太婆和老头子，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人。教堂的大门总是敞开着，从街上老远就可以看见教堂紧里面若隐若现的烛光和微暗的灯火。前来祷告的人川流不息地进出教堂，并给乞丐小钱。
从博物馆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奥霍特内伊摊贩市场。在现今莫斯科旅馆所在地方，那时沿街一排排外表不甚雅观的小房和小铺子挤挤插插地一家挨着一家，卖各种家禽、腌菜和其他食品。
我们顺涅格林大街经喇叭广场走回家。我们这些孩子们对“喇叭”极感兴趣，那里星期天有鸟市，全莫斯科甚至莫斯科近郊的鸟类爱好者都聚集到那里。有各式各样的鸽子、不同品类的鸣禽和鸟的饲料出售。鱼缸里装着金鱼。喇叭广场离我家已没有几步路了。我们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我们住在市民二街一幢五层大楼的狭小住宅里：离苏哈列夫广场不远。那里有很大的苏哈列夫摊贩市场。从早到晚成千的莫斯科人和外地来的人，有买的，有卖的，讨价还价。广场上一片难以想象的嘈杂声，我们这条街每星期有两次集市，在集市日，平素寂静的市民二街变得嘈杂而热闹起来。街上充斥着莫斯科近郊菜园主的菜车，运来白菜、胡萝卜、黄瓜，土豆和苹果。满街充满小茴香的辛香味。
我们大楼院子里是商店的仓库，散发着臭味，肮脏而且嘈杂。
如今莫斯科已是另一番景象，连她的外貌已变得无从辨认，莫斯科人的精神生活也今非昔比了。然而，偶尔想起童年时留下的老莫斯科的一些印象，就完全可以评价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在二、三十年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爱莫斯科，她是一座到处有宽阔的柏油马路的城市，有世界上很好的地铁和巨大的体育场，装饰着花岗石的美丽的莫斯科河上架设着精美桥梁的城市。它的建筑格局协调，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新修的大楼和列宁体育场以及其他许多建筑物安排得甚是得当。
我是地道的莫斯科人，我爱我的城市一一我的莫斯科。
在二十年代，莫斯科完全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副模样。
首先从莫斯科仅有的一条柏油马路——彼得罗夫卡大街说起吧。库兹涅茨克大桥是用方石砌成的。大剧院广场、米亚斯尼茨广场的一部分和其余的街道都是用鹅卵石铺的。人行道本来有些狭窄，上面还得留当时栓马用的短铁桩，这样就更窄了。
只有市中心有电灯照明，当时主要用瓦斯灯和所谓煤油白炽灯(汽灯)照明。晚上，路灯工人扛着梯子，沿着莫斯科的胡同一盏盏点燃路灯。
市内，只有市中心一带有自来水，因此环城公园以外地区，从早到晚运水车在鹅卵石马路上辘辘作响，运水工人论桶卖水。
每天晚上，被称为“镀金工匠”的清厕夫赶着粪车，慢悠悠地走着，散发出臭味。
无论市区还是市郊，收破烂的从早到晚挨家挨户吆喝着：“收旧东西，收旧东西，买破烂喽！”
跟这叫卖声相呼应的是小手风琴奏出的枯燥曲调： “玛露霞服毒自杀，被送往医院……”
在我的记忆中，1924年初次出现公共汽车——二三十辆英国造的“莱兰德”汽车，取代了载客马车。如今成千上万辆国产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已成为首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当然，那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地铁。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是有轨电车，它使这座城市充满了嘈杂声，本来狭窄的莫斯科街道变得更加拥挤了。
那时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大，从当时的6路电车的终点站是索科利尼基和彼得罗夫公园这一点便可得出它的边沿的概念了。现在“狄纳莫”体育场周围是高大的石头建筑物，那时除了彼得罗夫宫外，都是一些别墅式的矮小木头房子，后来在彼得罗夫宫原址设立了空军学院和两间郊区饭馆“斯特列利纳”和“马夫里坦尼亚”，晚上莫斯科一些喜欢狂饮吃喝的人来到这里消造作乐，听吉普赛人唱歌。
现在的莫斯科有许多东西是过去没有的，但可惜有些老莫斯科的古迹却没有保存下来。苏哈列夫塔没有了，红门没有了，沿环城公园生长着枝叶繁茂的上百年的古树林荫道没有了，还有其他许多古迹当时毫无必要地匆匆忙忙给毁掉了，不然现在还可点缀点缀我们的首都。
描述童年时代，我不能不提到书籍。
我最为贪读和入迷的书主要是惊险童话作品。我非常喜欢《无头骑士》、《皮袜子》和《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从书中我知道了蒙蒂戈莫大鹰爪，知道了什么是维格瓦斯，什么是太平烟斗，怎样吸和在什么场合下吸它。知道了第一批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印第安人是何等残忍，他们又怎样残酷地灭绝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土著居民。我得知新大陆之所以叫亚美利加，是以西班牙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而得名的，而不是为了纪念最先发现美洲的克里斯托佛·哥伦布。
我十一岁的时候，读完了儒勒，凡尔纳(法国科学幻想作家。—译者注)的全部作品。在他的小说中，现实跟幻想和冒险交织在一起，更加激起我对技术的浓厚兴趣。
法国作家路易·布森纳尔和路易·雅克里奥的惊险小说特别使我入迷。读到小说描写的自然、人物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时，随着迅速展开的情节，我仿佛也身临其境，生活在小说的主人公当中了。
我也读过许多历史书。一些历史事件，一些杰出的统帅和活动家———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唤起了我热爱俄罗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
后来，我读了几本《名人传》丛书(革命前也有这类丛书)：我们伟大的先辈、俄国科学的奠基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传，无线电发明家波波夫传以及门捷列夫传。
书能激发人们对新事物和未知事物的极为强烈的兴趣，它教给人们幢憬和幻想。它还唤起人们去行动：要知道，受人尊敬的英雄都是敢作敢为，顽强劳动，不顾险阻才走向预定目标的。
我们中学有一所很好的图书馆，藏书都是精选的，由一位女教师管理。她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献给了这个工作。她很会揣摩每个学生的志趣和爱好，培养我们读书的兴趣。
我有时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又看起别的书来。到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勇气把书放下。为此招来多少麻烦啊！妈妈走进来，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喝道：“上床睡觉！”这样，我只好施点诡计。先假装睡觉，等大家都躺下入睡以后，我再悄悄起来，光着脚跑去打开电灯，一直看到清晨三四点钟。要是母亲看见了，哎呀，那可就倒霉啦！
酷爱读书的风气使相当枯燥无味的中学生活变得丰富多采起来。
1917年打破了中学的单调生活，虽然不是一下子都打破了，但毕竟把学校纳入了新的轨道。
我还记得，推翻沙皇制度对我父母产生怎样的强烈的影响。家里喜欢谈政治了。当时我家订的报纸是《俄罗斯公报》和《莫斯科小报》。
1917年2月28日(旧俄历)，这天推翻了沙皇。当天没有出报纸，第二天莫斯科也没出现一份报纸。流言满城。老百姓走上街头和广场，都希望打听点什么消息。
听人讲，风传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事件，在这个影响下，2月28日这一天白天，有几万人聚集在复活广场(后改名为革命广场)上和市议会(现在的列宁博物馆)前头，其中还有士兵。警察对聚集的人群毫无办法。
第二天，我们一群中学生去特维尔斯基广场和奥霍特内伊摊贩市场。街上很多土兵。走不多远就有集会，汽车上红旗招展，车上军官拿着拔出鞘的军刀，士兵的胸前佩戴着红色彩带。
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普希金纪念碑上和特维尔斯基广场斯科别列夫纪念碑上都悬挂着红旗。普希金雕像台座围着块红布，上面用粉笔写着：“同志，要相信：会升起， 迷人的幸福之星。”
3月2日出版报纸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跟卖报人买报，张贴在墙壁上，大声地念着：“旧制度垮台了……皇后得了歇斯底里症……帝位继承人身患重病……”
3月2日晚，在普斯科夫的沙皇专用列车上，尼古拉二世让位给弟弟米哈伊尔，他也拒绝继位。
于是，成立了临时政府。从家庭闲谈来看，起初居民们恐怕还没想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二月革命后，大家只是为推翻令人憎恨的制度而欢呼。
莫斯科紧张起来：企业罢工，电车停开。我记得很清楚，从一块写着油漆彩字的“皇帝陛下宫庭供给司”的招牌上扯下的镀金双头鹰乱扔在人行道上。在大街上我看见募捐的人拿着捐款箱，为前线阵亡者家属在募捐。飘着长长的红色布标的飞机曾几次出现在莫斯科的上空。
家庭主妇们都在说，在教堂伴随钟声做祈祷的时候已不再提沙皇的姓了。也有人说，有些教堂私藏的面粉、米和黄油已被查获。
三月上旬有一天，我看见背着枪、胸前挂着红带子的大学生押着被捕的警察和宪兵，从特维尔斯基广场走过，一群淘气的小男孩跟在后面，大声叱责，吹着口哨。
马戏团的演员们牵着大象和骆驼沿街走过，兽衣上写着革命口号。
然而莫斯科人的热情和普遍欢乐的浪潮不知为什么很快就消失了。城市的秩序开始混乱。突然，不知什么地方大白天就发生了枪击。夜晚土匪猖獗。谣传说这些人是换了装的宪兵、警察和暗探闯入民宅搜查和抢劫。
我家对面的市民二街三号甲宅，佩尔洛夫的房屋过去是一家著名的《杰普列》商店(至今仍是斯托什尼科夫巷有名的豪华商店)存放葡萄酒的大地窖。
于是，一伙伙强盗从地窖里滚出巨大的橡木桶，把桶砸开，红得象血一样的葡萄酒直接从阴沟里流掉了。一些人几乎喝得酩酊大醉，许多人当场醉倒不省人事，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几乎醉死，大街上飘散着浓郁的酒香。
在苏哈列夫广场上，强盗们洗劫了所有的露天货摊和大多数商店。
专制政体的垮台，当然也反映在学校的生活中。教师们不知去开什么会，进行着辩论。各中学都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三月间，召开了莫斯科中学家长委员会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家长委员会联合会，选举我校中学家长委员会的头头马林宁律师(他是我校一位中学生的父亲)为主席。
教师们在开大会，家长们在开大会，学生们也在开大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根本不学习了。学校走廊的墙上贴出这样的呼吁：“伟大事件完成了……请不要中断学习……不要引起混乱……请从星期一起开始上课。”
三月中旬，莫斯科的学生决定成立中学生代表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也选举了学生执行委员会。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在旧鲍热多姆克的杜罗夫角召开了儿童群众大会。有几百名男孩和女孩到会，选举一位女孩为主席。某些教授在会上讲了“沉睡的王国”和“伊里亚·穆罗梅茨”的故事，试图用寓言比喻给孩子们解释革命的实质。男学生们发表了意见，很多人抱怨说，
由于不得不排队买面包，学习困难起来了。
五十年之后，再看看这次群众大会的决议，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成立儿童联合会是为了让孩子们之间不发生争吵和打架等行为。成立联合会是为了清扫公园，请求市政管理局消除商店排队现象，请求新政府多开办一些学校。”
整个春天都是在会议和群众大会中度过的。夏天，生活表面上有点稳定的样子，但是可以感觉出革命并没有停息。大多数人被吸引到政治生活的旋涡中去，包括一些不久前似乎还是很不敏感的人。二月到十月，几个月工夫，连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有点长大成人了。
1917年夏天和秋天，发生了许多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有反对战争、饥饿的抗议罢工和骚乱，母亲细心保存下来的1917年2月至11月的已经发黄的《俄罗斯公报》和《莫斯科小报》，帮我重温了这时期莫斯科生活刻在我记忆中的某些轮廓。
当时我才12岁。因此，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只能从我家里的人和家里的谈话以及街道和学校生活的纯属表面感性的东西中得来。所以我的回忆不免有些杂乱无章，但却可以表达我那时周围环境的气氛。
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当彼得堡发生十月革命时，莫斯科的生活一仍照旧。学校照常上课，商店买面包和别的商品排着长队——“尾巴”，这是当时人们对排长队的称呼。
傍晚，报童沿街奔跑着，尖声喊叫最新消息。剧院照常营业，在广场的一些角落，广告牌上张贴着这样的剧目广告：
大剧院：《印度舞女》——25日10点
《老而不死的吝啬人》——26日10点
《伊奥兰苔》 (涅日丹诺娃参加演出)
小剧院：《诙谐人》—— 25日10点
《首领的早餐》——26日10点
科尔沙剧院：《我们的年代》——25日10点
《莫斯科小报》：10月25日第一版有这样一则启事：“10月21日皮夹子被盗(标题)请扒手朋友们把皮夹子里的文件、各种票据以及其他文书投入邮箱内，如送回失物，愿以25卢布为酬，并为扒手保守秘密。(启事人地址)”
报上报道彼得堡革命事件的第一条电讯是：《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下达武装起义的命令》。
从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这十二天里，我们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又没有出版，城里的老百姓唯一的消息来源只是挤听些传闻和目睹街头的一切。
10月26日夜，劈劈啪啪的枪声和一排排的机枪声，一直打到27日清晨还未停止。家里不放我去学校，而且妈妈总是不让我站在窗前，怕我被流弹打中。
10月27日，我们全家被大炮的轰隆声吵醒，电车停开了，大家都关在家里不敢上街。跟城里各处的熟人只能用电话联系。彼此传播着荒诞无稽的谣传：克里姆林官被炸毁…大剧院和小剧院都已遭到破坏，昔希金纪念碑挨了炸弹……”。街上路灯不亮了，城市沉浸在黑暗之中。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枪炮声日夜持续不停。街上只有救护车和载着士兵或赤卫队的卡车疾驰驶过。经常出现惊慌：大家都跑出来争先恐后夺门而走。夜里我们从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全城各处的火光。我们院子里和住宅大门口日夜都有值班守卫。
不久电话就中断了工作。我们除了在家里得到的传闻外，什么消息都断绝了。
11月2日，射击终于第一次沉寂下来，之后便完全停止了。街上挤满了人群。
我和几个12～14岁的朋友走出家门。我们动身沿斯列坚卡大街，然后经喇叭广场、特维尔什基街心公园，走到尼基茨基门。门的左侧八层的住宅大楼窗子已经烧光，窗口还在冒烟。尼基茨基门旁边放着成堆的废铁、砖头、拉断的电车输电线和电话线。这里是战斗打得最为激烈的地方。
特维尔斯基大街克列尔商店附近儿乎横贯整条马路都挖了战壕。人行遭上遍地都是被打碎的橱窗玻璃。大部分商店的门窗已用木板钉死，在斯别科列夫斯卡亚广场(现在的苏维埃广场)上仍然摆着大炮，用完的炮弹箱和废弹壳乱扔在地上。
我们走到红场，这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都在贪婪地倾听着战斗参加者讲述战斗经过。他们说，几天中死伤约1500人。还说，从10月28日起，工人和士兵们包围了克里姆林宫，11月3日已完全肃清里面的士官生和军官们。
11月8日，几百名工人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旁边，开始为10月28日至11月3日牺牲的士兵和赤卫队挖掘阵亡同志合葬墓。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组织了殡葬仪式。在出殡那天，工人们抬着几十口白色和红色的棺材，分区排成纵队行进。
1917年11月8日(旧历)，《莫斯科小报》出版。这家低级趣味的反动报纸当时这样写道：“莫斯科经历了一场惨祸：七天的射击，残杀和平居民和青少年，消灭古迹和艺术。”
决定在11月19~21日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中学的对面虽是斯帕斯基兵营的围墙，但也象其他的莫斯科城墙一样，贴满了选举传单和标语。
我还记得有一些白色传单上写着这样一些红字：“请投布尔什维克5号名单的票！”
市里逐渐整顿好市场贸易。11月24日的《莫斯科小报》上登载的启事说，下列食品凭票证出售：
凭14号票可出售两个鸡蛋(每个24戈比)。
凭26号票可出售一公斤青鱼(一卢布20戈比)。
凭6号票可出售半磅黄油(每磅4卢布)。
一切渐渐正常起来。学校开始上课，施行了新的正字法*书写规则。对此学生们皆大欢喜。
成年人都在苏维埃机关和工厂找到了工作。剧院和电影院也开始了营业。此外还组织了一些音乐会和报告会。
尽臂如此，那时莫斯科的生活毕竟还是很艰苦的，寒冷和饥饿简直在折磨着莫斯科人。大家已用惯了取暖小火炉，这种火炉的铁皮烟筒从小窗户通到外边，用简陋的煤油灯和油灯代替电灯照明，用糖精代替糖，每人每天半磅面包。
我们家和所有家庭一样，又冷又饿。我们全家从三居室一套的住房搬到一居室有小取暖火炉的房间里。我们随手抓到什么就烧什么，甚至把旧家具劈成劈柴烧。晚上最好别上街，因为周围不太安宁。入夜，住宅所有进出口的门都锁得牢牢的。大门口有住宅委员会的成员们值班。住宅委员会好象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住宅——要塞的最高政权。
发给的面包太少，质量又差，只好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多少弄一点粮食吃。整个住宅楼里住户的面包，由住宅委员会委托马具作坊主人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巴兹诺夫领取。他是一位诚实而且善良的人。我们常去马具作坊交付买面包的钱，那里墙上挂着套包子和各种各样的马具。
我家只靠父亲一人维持生计，他是全苏石油辛迪加莫斯科分理处的职员，有时虽说也发一份口粮，但是非常少，因此，家庭会议上决定，要我也去工作。父亲通过熟人把我安置在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机关——燃料工业总局，坐落在卢卞斯基巷3号一所宽大的匆匆忙忙改作机关用的住宅里。
燃料工业总局负责管理全国石油、木柴、煤炭、泥炭的分配。因此它的建制分石油、木柴、煤炭、泥炭几个处。父亲把我安排在石油处做公务员工作。
但是，不久这个处的领导就注意到我，因此我得到了在档案室当办事员学徒的职务。档案室由列维卡.索罗门诺夫娜·索罗维伊奇克掌管，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剪了发，头发雪白。她是档案室唯一的工作人员，因此她很高兴得到一名归她领导的助手。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基本上把石油处的全部档案工作推给新来的助手。她向我介绍了打孔机、锥子、粗线，然后我从早晨到下午两点(因不中断去学校上课，下午班从三点开始)就一直在玫瑰色的文件夹当中忙碌着，把公文分放开来，等它们积够数量就可打孔，装订成卷。
列维卡·索罗门诺夫娜有位女朋友在泥炭处工作，每到午休的时候，就来找她。于是我们在一起喝加糖精的茶水，吃咖啡渣或者马铃薯皮做的烤饼。列维卡·索罗门诺夫娜不知为什么总不用茶杯而用罐头盒喝茶，罐头盒烫得厉害，她便咒骂苏维埃政权。我想她是故意使用罐头盒，为的是能有更多机会抱怨生活艰苦。
在午休的时候，这两位太太往往讲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主要的内容是讲鬼，一会儿她们谈论在阿尔巴特区出现所谓蹦蹦跳跳的人，专门抢劫回来晚的行人，一会儿又煞有介事地说，瓦日科夫斯基墓地有一个死人复活，还说有一个女吸血鬼喝了五个男人的血，后来被抓住了。这些呓语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都不相信，不过听起来还是挺着迷的。
很快晋升了我的职务，任命我为处长秘书。这次提拔，得归功于处长与一位女同事的恋爱关系。她怕找个女秘书会成为她的情敌，所以坚决主张任命一个男人作秘书。给我增加了薪金，同事们开始尊敬我，甚至有些怕我。
秘书职务使我可以在燃料工业总局许多条象迷宫似的走廊上自由地通行，但走动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到处都有取暖小铁炉的烟筒穿过，尽管炉筒的结合部位下面吊着罐头盒，可是还有强烈气味的焦油滴下来。
燃料工业总局出纳处发出的薪金有上百万卢布，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燃料工业总局在莫斯科的苏维埃机关中却以配给品好而大有名气。
譬如：新年时，给我的一份配给品是一整只鹅和半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葡萄糖。这份配给品使我在我们家里博得齐声喝采。
妈妈小看我父亲，他只带回半普特小麦，四分之一桶(约3公斤)煤油和树皮鞋！
“孩子拿回鹅，你却拿回树皮鞋！”她数落着父亲。家里妈妈操持家务，我们孩子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可是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学校的事。
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我不得不放弃燃料工业总局的工作，不能拿中学毕业证书来冒险。
我在学校里，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上课、读书、学生会——这三件事我都感兴趣，到中学毕业的前夕，航空又成为使我最为入迷的事了。不过，关于这一点，稍后我再加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