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熟悉新岗位的工作，就必须在1940年3月随伊·费·捷沃香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第二次去德国。象第一次一样，这使我颇感突然。
本来这个代表团航空小组的成员没有我。航空工业和空军的二十名工作人员都是航空方面的专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斯大林在代表团出发前几天审查代表团成员名单时，不知道为什么发现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而且立即指示要委派我作航空小组的负责人。
在动身前两天，他把我叫去，并谈了代表团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在德国买到我们最感兴趣的航空技术装备，而且要求我们把本国的飞机水平与德国的进行比较，对整个航空领域出现的新技术进行研究。
仔细听完斯大林的谈话之后，我也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航空小组的组成问题。我认为，既然要我对交付给航空小组的任务负责，那么我就有权调整参加的成员。这一点他当即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则是相当棘手的。我向斯大林说，必须给代表团成员提供适当的物质条件。有的同志总是想方设法节省住旅馆、乘车的钱和小费，这样反而在外国人面前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声誉。因为人家往往是根据我们在国外所表现出的个别细节来看整个苏联人和我们的国家的。
“节省来干嘛？”
“怎么不节省呢？ 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国外给自己家里的人带回点小礼物或纪念品，所以只好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节省……”
“明白了。我们的出差人员每天的出差费是多少？” 斯大林问道。
“一昼夜是十五马克。”
“需要多少才合适？”
“我看给二十马克就行了。”
斯大林当时就走到电话机前，拨了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电话号码，并对他说，据他了解到的情况，给我们去国外出差人员每天的出差费不够。为了使我们的人感到自己宽裕一些，应当把捷沃香代表团成员每天的出差费增加到二十五马克。
我表示感谢之后，接着便向他报告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办理订货手续的制度非常繁琐，而且是官僚主义的。要购买一件东西，我们必须向驻柏林的商务代表处提出申请，商务代表处向莫斯科外贸人民委员部发出书面质询，外贸人民委员部再向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空军发出鉴定申请。我们作为专家在现场看了并断定适合购买的东西，还得由那些没有看到东西的人去鉴定，结果搞得非常复杂。而且最主要的是白白失去了很多时间。这是与这次去的主要目的——尽快买到德国的技术装备相矛盾的。”
“您有什么建议？”
“我要求给予我们代表团更多的信任，准许由我们负责在现场购买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
“好吧，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斯大林考虑了一下回答说。
“还得请您允许我在遇到主管机关的阻碍时能够直接向您请示。”
“我没意见，请便。”
“此外，最好能多拨给一笔款，以便支付未曾预料到但又有用的，而且通过商务代表处就可立即买到的设备。”
“您认为需要拨出多少外汇来采购这类东西？” 斯大林问道。
“我看大约要10～20万马克。”
斯大林又走到电话机前，并对米高扬说：“请您拨给代表团一百万马克，他们如果花完了，您再汇一百万去。”
然后，斯大林转过身来对我说道：“您在执行任务时，万一有什么困难，请直接找我。给您一个地址代号：莫斯科，伊万诺夫。”
此后他又问道：“还有什么问题？”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并且说再也不需要什么，剩下的事就该看我们的了。
在参观德国航空企业时，我们再一次见到而且更加熟悉了德国航空界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设计师威廉·梅塞施米特。我曾经从技术文献、文章和杂志上知道此人是德国最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因此，与梅塞施米特会面使我很感兴趣。
威廉·梅塞施米特当时大约四十五岁，瘦高个儿，大脑袋，有一双敏锐而智慧的眼睛，大脸盘儿，漆黑发亮的头发显然已开始脱落。他谈话时，总是皱着眉头看着。他费了很大劲才对俄国人表示出一点殷勤。因为人们告诉我们，梅塞施米特是纳粹党员。
我们熟悉了奥格斯堡的几家主要工厂，参观了飞机，其中包括双座双发动机的“梅塞施米特—110”和德国歼击航空兵的骄傲——“不可战胜的”歼击机“梅塞施米特—109”。
有关这些飞机的问题都谈完了之后，话题便转到了德国人自己最感兴趣的新飞机——歼击机“梅塞施米特—209”。希特勒分子给这种飞机制造了一种神秘感，说它的飞行性能非常好，而且几乎是压低声音悄悄谈的。
自然，我们愿意了解一下这种飞机的情况。
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位著名的飞行员、苏联英雄苏普伦。当飞机被推到机场时，我们就知道了，给我们看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种竞赛用的“梅塞施米特”飞机，他们试图用手工方式把它改成歼击机的原型机。每一个航空专家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无论从哪方面来判断，也看不出这种飞机是一架歼击机，而且根据它的外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已经被封存过了。
苏普沦是个爽直而又火气大的人，比大家都更生气。
“他们是在吹牛，这是什么飞机？ 他们为什么骗人？”他说。
德国航空部的代表们一开始还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硬说什么这是一种好飞机。但是，我们当场就对它进行了技术上很内行的评价，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讲得正确。
由于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便脱口而出地说，这是另一种飞机，真正的“梅塞施米特—209”在机库里。这时他们又突然感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然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当天我们在会见梅塞施米特时，便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向他讲了讲我们对飞机的观感。我们从技术上对他这种飞机作的评价，对他所起的刺激作用并不亚于对他的助手们。他满脸通红，焦急不安起来，但最后还是承认了这不是那种飞机，不得不把真正的“梅塞施米特—209”给我们看。
可是，根据我们的看法，这种飞机很粗糙，远没有完工，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力量才能将它做成作战歼击机。对梅塞施米特能否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握。这种飞机有许多固有的缺点，以致对于能否将它搞到底都产生了怀疑。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种怀疑是对的。
梅塞施米特由于被我们的批评刺痛了，怒不可遏，从自己座位上跳了起来，并宣称：“你们不喜欢，那就请便吧！ 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好飞机。”
“梅塞施米特—209”并未问世，没能搞到底。在战争期间，同我们进行空战的飞机中没见到过它。
海因克尔则与梅塞施米特完全不同。梅塞施米特比较年轻，高个子。海因克尔却是个老头儿，小个子。梅塞施米特是个精神集中而又沉默寡言的人，海因克尔虽然已近晚年，但却很好动，性情活泼，爱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海因克尔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他很喜欢俄国人。
有一次，他邀请我们代表团参加午宴，当时在场的有几位他最亲近的助手、试飞员和德国空军部的代表。
宴会进行得非常活跃。海因克尔不断敬菜祝酒，自己也喝了相当多的酒。他称赞我们的艺术，而且还说很喜欢俄国的鱼子和伏特加酒，对俄国人内在的优秀品质也讲了许多好话。
除此之外，突然他用生涩的俄国话唱起《斯杰潘·拉辛之歌》来了：
从岛子那边来到了河中间，
来到了波浪翻腾的辽阔河面……
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最初我还不相信是海因克尔本人唱的。他从哪儿知道这首歌的？更确切些说，简直是在听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的独唱录音唱片。
与梅塞施米特一样，海因克尔不仅是一位设计师，而且还是德国拥有好几家飞机制造厂的大资本家。海因克尔公司主要因为研制成功双发动机轰炸机“海因克尔—111”——德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而出名。
“海因克尔-111”最初是1937年佛朗哥在法西斯德国帮助下扼杀西班牙共和国时，由于炸毁了西班牙一些不设防城市而获得可耻名声的。后来这些轰炸机又在1939年炸毁了波兰的许多城市和村庄。在比利时、法国、捷克和希腊也曾投下许多炸弹。
海因克尔后来还在自己的飞机上安装了毒气战用的设备。我们的歼击机曾击落一架“海因克尔”飞机，它的机身上就装有毒气瓶，机内挂着一些供飞行员用的专用面罩，上面标着“防毒面具”几个字。机组人员在施放毒气之前必须戴上防毒面具，以保护自己不受毒气伤害。
海因克尔比梅塞施米特处事机灵。梅塞施米特不掩饰自己对俄国的反感，并公开对我们说不愿让别人看自己的飞机。海因克尔却装出向我们介绍的情况已超出政府允许范围的样子。有时他甚至还和我们低声耳语，好象在交换什么秘密似的。
“我很喜欢俄国人，而且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宿愿就是亲自去一趟俄国，” 海因克尔每次遇到合适的机会都反复这样说。
他“喜欢”俄国人，是因为三十年代初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苏联订购了海因克尔所研制的飞机弹射器和水上飞机，从而把他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
“……我的弹射器在德国研制成功后不久，我便接到许多国外订货。其中最主要和最复杂的是接受东方的订货。1930年初，有一次玛丽亚·胡别尔茨(海因克尔的女秘书——雅科夫列夫注) 向我报告说，来了两位形迹可疑的先生，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她认为她必须参加谈话，好监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卫士。有人把这两位来访者领了进来。可是，我应当承认，他们没有得到我多大的信任，因为他们并未作自我介绍。其中一个年纪大的只讲俄语，他的同伴便很快译成德语。
‘我是苏联驻柏林的商务代表团代表。’年纪大的人疑心重重地东张西望，等着他的朋友翻译这些话，‘我受委托向您打听一下，您能否在最短期间内制造出弹射器和水上飞机。请您简单地说：行还是不行。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们给您技术条件，您给我们提出设计方案。如果我们对方案认为满意，就向您订货。’
我对俄国人在商务问题上的诚实态度没什么可说的……
鉴于我的客人言简意赅的作风，我便简单回答了一个字：行。 两天之后我便收到了附有技术条件的文件……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那两个俄国人又来了。这次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原来年岁大的那位叫阿尔克斯尼斯，是红军空军副司令，年轻人是译员萨斯诺夫。我得到了弹射器和一架水上飞机试验样机的订货。‘如果这架飞机搞得好，’阿尔克斯尼斯说，‘您就会获得大量订货。咱们走着瞧吧。’
他们把合同放在我面前，其中包括好几十项条款和难以置信的大量零件订货，还规定了确切的交货日期，由俄国进行监督，如不按时交货或者降低设计中所规定的性能，照例要罚款。最主要的是合同，我心想，只要我们能拿到它，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海因克尔完成了订货。带弹射器的水上飞机按照规定的期限运到了苏联。
海因克尔的回忆录还写道：
“……好几个月都没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后来阿尔克斯尼斯突然来了，而且和往常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架水上飞机很好。您将获得制造二十架的订货。’
起初我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于一种飞机来说，这是我所接获的数量最大的一次订货。对于我这样一个实验工厂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工作。
……我问道：‘还会来验收代表团吗？’
‘当然，而且这次它的成员将会更多一些，’阿尔克斯尼斯说，‘飞机多就需要很多眼睛。有许多眼睛看着更好些。’”
接着海因克尔便抱怨起俄国验收人员来：
“……他们对每件小事都进行干预……我们的人没法摆脱他们。他们对材料试验了几百次，对每根钢丝、每块蒙布、每个木制零件都进行过试验。由于他们进行检验，就迫使我马上加强自己的监督机构。我们一下子就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精度和速度进行工作。
‘喝！ 好家伙！’我说，‘我老以为我的工厂就象一个很好的乐队那样在进行工作，可是布尔什维克工作得更好。这样干也是值得的……。”
而且海因克尔还承认：“……为俄国人制造这些飞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我度过了可怕的危机。这种危机当时不仅笼罩着航空工业，而且席卷了整个工业……”
海因克尔让我们看了他新近研制出来的歼击机“海因克尔—100”。我们对这种飞机的评价不象德国人那么高。该机的飞行性能虽然不错，但由于使用性能很差也就不值钱了。
战争头几天就证明，德国人寄予很大希望的这种飞机，由于在前线使用很复杂，完全证明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原因是，它只能从海因克尔工厂的机场起飞，因为在那里有专为这种飞机准备的各种设备，另一个原因是，它只有在春、秋和冬季才能使用前线机场飞行。因此还在战争初期，海因克尔的这种歼击机就全部退出了舞台。
“海因克尔—111”轰炸机是在战争中停产的。原来海因克尔已无法把它改进到能与我们的轰炸机相匹敌的程度，特别是使它能成功地防御我们的歼击机。“海因克尔”轰炸机在空中只要被我们的歼击机发现，照例都变成了牺牲品。因此海因克尔不得不把原先属于他的首位荣誉让给了“容克斯”公司。
双发动机轰炸机“容克斯-88”虽然也存在很大困难，但毕竟还勉强支持到战争结束，在作战和技术水平上多多少少也还过得去。
海因克尔在前面提到的回忆录里回忆到我们的代表团时写道：
“10月30日，以亚历山大.古谢夫、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和瓦西里·库兹涅佐夫为首的俄国空军、海军和工业专家代表团来到我的工厂了解‘海因克尔-100’歼击机。这次访问对我们来说相当为难，因为日本代表团也在同一天来。因此必须做到使他们互不见面，便分头派出摩托车驾驶员去事先通知，不要使两个代表团在机库相遇。俄国人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人，他作为验收工程师在我们的马利恩耐呆了很长时间。当时他三十三岁，曾在俄国茹科夫斯基学院学习过。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当出现‘雅克—1’、‘雅克—3’、‘雅克—7’、‘雅克—9’和喷气式‘雅克—15’、‘雅克-17’等苏联飞机的时候以及当空军将领雅科夫列夫接连六次获得共计15万卢布的斯大林奖金的时候，我便想起了这位曾在我们马利恩耐呆过的年轻俄国人。我的一位工程师曾经说过，他有一种非常好的检查飞机尺寸的方法，就是用手顺着机身丈量，然后根据柞数计算尺寸。他们已决定购买‘海因克尔-100’，并邀请我到俄国驻柏林大使馆喝茶。戈林也去了。有很多黑鱼子，不停地敬伏特加酒，为友谊干杯。俄国大使施克瓦尔采夫打听到我喜欢打猎，便邀我去俄国猎熊。
在海军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年轻飞行员是苏联英雄。他的飞行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男子。在第一次驾驶他所飞过的全部飞机中速度最快的‘海因克尔—100’之前，他曾和我的最优秀的试飞员之一交换了十分钟意见，然后就把飞机拉到空中，并随意进行摔掷，完成的那些特技飞行使我的飞行员们几乎都惊呆了。”
海因克尔所称赞的“海军飞行员”，就是代表团成员试飞员苏普伦。这里顺便说一下，他根本没作过海军飞行员。至于说到我用手拃测量飞机尺寸的方法，这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德国最老的飞机制造公司是“福克—沃尔伏”和“容克斯”。它们的创始人福克教授和容克斯早就与自己的企业没有任何关系了。容克斯未受到过希特勒的赏识，在战前就因失宠而去世。可是，由于伟大学者容克斯的名字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威望，法西斯分子们便保留了这个名字作幌子。广大的德国公众只知道生产了一些容克斯新飞机和新发动机，然而知道容克斯本人早巳不在人世的人却寥寥无几。至于福克教授，他却被赶出了自己的企业，在离不来梅几公里的地方给了他一个工厂。看到这个工厂，立刻就使人想起了板棚或马厩。不过，多年来，他的名字还象征着“福克—沃尔伏”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在技术上是可靠的。
领导“福克—沃尔伏”公司各厂的是戈林原来的飞行队长库尔特·唐克。当我们来到不来梅厂的时候，人们向我们介绍说，库尔特·唐克是该厂厂长、总设计师和试飞队长。库尔特·唐克中等个子，身体很结实，容貌粗野，满脸横肉，嗓音嘶哑，有一双呆板的灰色眼睛。这是个典型的普鲁士法西斯分子，他脸上由于在大学里决斗时留下一些伤疤。在德国，大学生时代有一种传统，就是用轻剑决斗来证明自己的勇敢和机灵，而伤疤就好象是普鲁士阿利安人现在的名片一样。
库尔特·唐克在我们第一天参观工厂时，就坐进了教练机座舱，而且还给我们表演了高级特技。他说：我们这里的总工程师和厂长能自己开飞机，你们感到惊奇吧！
在做完一连串高级特技表演之后，库尔特·唐克洋洋得意地微笑着走出了座舱。当他得知我们中间古谢夫将军当过飞行员时，便建议他试试飞机的操纵性能。古谢夫接受了这个建议，坐进了驾驶舱，起动发动机后，便开始进行地面滑跑。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令人难堪的事：古谢夫不会刹车，结果使飞机竖立了起来。
此后，便无事可做，只好接受建议去吃午饭了。
我们原来预料，象在海因克尔、梅塞施米特和其他工厂一样，他们会邀请我们到厂长食堂用餐。可是库尔特·唐克却把我们领进了工人食堂，让我们在公用餐桌入座，并且说道：“你们感到奇怪吗？我平常都是在这里吃午餐。”
当然，不去陈设堂皇的厂长食堂，而去几百人当时正在吃午饭的公共食堂是很有意思的。
大食堂内摆着一排排的长餐桌，每桌坐十个人。在靠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堆匙子和盘子。每个进来的人取一个盘子和匙子，便坐到原先就固定好的餐桌去。
对我们则是作为唯一的例外：盘子和匙子都是送来的，而且摆好在每人的面前。
唐克与我们坐在一起，并得意洋洋地向四周环顾着，好象在说：你们瞧瞧，我是多么民主！
没等多久便来了一位穿白罩衫的姑娘，端上一个盖着盖子的大钵。打开盖子，每人都可自取一份食物。我用大汤勺盛了一种不稠不稀的浅绿色混合食物放在盘子里。原来这是火腿烧豌豆。这就是工人的全部午餐——一盘带有切成细丁的火腿烧豌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这道菜是可口的，也富有营养，我自己吃得很满意。
没过几天，当我们驻柏林大使馆举行外交午宴时，我便回想起了那次午餐的情况。
在客人中间，我见到库尔特·唐克坐在苏联大使馆摆着富丽餐具的桌旁。
唐克喝了很多酒，来到客厅里又饮了无数杯带白兰地和蜜酒的咖啡之后，他深受感动，对我们三位苏联工程师说，“我现在已研制成一种出色的歼击机，它的速度为700公里／小时(在当时来说，这种速度是很高的。——亚·雅科夫列夫注)。下一次你们到我那儿去时，我给你们看看这种歼击机，只是你们不要向任何人讲。”他把手指神秘地贴在嘴唇上言语不清地补充道。
过了不久，当我们来到福克—沃尔伏公司的不来梅厂时，我向唐克提起了这种飞机的事。
唐克却毫不犹豫地说道：“您瞧，真糟糕！ 这架飞机刚好昨天出了事故，因此我非常抱歉，没法给你们看了。”
估计这种飞机也许就是“福克·沃尔伏—190”。这种飞机”43年在前线一出现，就被苏联歼击机无情地击落了。只是它的速度不象库尔特·唐克所吹嘘的700公里／小时，大约要低100公里左右。库尔特·唐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让我们看他的飞机吧。
参观工厂回来后，应当由戈林接见捷沃香团长，因为必须与他一起决定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购买航空技术装备的问题。我认为我理应随捷沃香一起到戈林在柏林附近的卡林哈尔庄园去的。
但是，我不知道捷沃香是出于什么用意，不让我这个航空人员去，而把一个炮兵人员萨夫钦科带了去，借口说德国人邀请的是萨夫钦科而不是我。因此我未曾见到过戈林。
参观完工厂并会见了梅塞施米特、海因克尔和唐克之后，我们代表团航空小组成员便形成了一种非常肯定的意见，认为需要购买歼击机“梅塞施米特-109”和“海因克尔-100”以及轰炸机“容克斯-88”和“道尼尔-215”。
可是，由于商务代表处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我们没能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即就地作出关于必需购买的飞机型别和数量的决定。
商务代表处工程部主任科尔米里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例行公式办事，即以商务代表处的名义向外贸人民委员部函询，以便后者取得空军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同意。这就是说，把几个月的时间浪费在主管部门之间对成功毫无保证的交涉上面。
鉴于这种情况，我便试着向“莫斯科，伊万诺夫”拍了封电报。
商务代表处负责人却扣下了电报，不准将它转给莫斯科。
我向捷沃香解释说，由于斯大林预料到可能会遇到困难，并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所以允许我们在执行任务时直接向他请示，为此给了我一个密码电报地址“莫斯科，伊万诺夫”。
在这之后他才同意，并下了不准阻挠的命令。
刚过两天就收到回电说，授权就地确定需购飞机的型别和数量，不必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对我的密电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使商务代表处的官员大为震惊。后来，工作就非常方便了，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也顺利地完成了。
总的说来，第二次去德国和第一次一样是有意思的，也是有好处的，也许第二次还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如果说第一次去是带有熟悉情况的性质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属于务实的性质：我们挑选并买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航空技术装备。
从德国回到莫斯科的当天晚上，我就被召到斯大林那里去了。莫洛托夫，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沙胡林也都在那儿。他们和我作了长时间的和详细的谈话，起初是在克里姆林官办公室里谈的，后来又在斯大林家吃晚饭时继续谈。
斯大林对下面的问题都了解了一番：德国人是不是把旧东西卖给我们了，他们有没有重型轰炸机，谁的歼击机好一些——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航空工业是怎样组织的，德国空军与航空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自然，使参加谈话的人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人是否真正把他们所装备的一切东西都让看了并卖给了我们；他们是否欺骗了我们的代表团，是否把自己已过时的航空技术装备塞给了我们。
我说，我们代表团内部也曾有过怀疑，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时候，但是现在在这方面已没有分歧了。我们相信，我们所选择的技术装备是与德国空军目前的发展水平相符的。
斯大林建议我将这次访问的结果提出一个详细的报告，我便遵照他的意见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