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线的迫近，因而敌人的机场也在前移，敌人空军袭击首都的危险已经成为现实了，因此在大本营里组织了一次击退对莫斯科进行空袭的军事演习。也可以说，是为了检查空防的结构。
军事演习是在我们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附近的一个单独宅院里进行的。战争初期，当克里姆林宫的防空洞尚未建好时，最高统帅部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
我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副人民委员杰明捷夫以及其他人一起应邀参加了这次演习。
这所宅院小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可能袭击莫斯科的方案示意图和城市周围与防空歼击机机场周围的高炮部队的部署图。椅子上放着一大块胶合板，板上钉着莫斯科防空区地图。在平面图的中央，则是莫斯科市区图。莫斯科周围画上几道不同颜色的圈圈，表示近距和远距的防空体系。在城市平面图上还标出了高炮部队与气球阻塞网的位置。参加演习的有空军司令员帕·费·日加列夫和副司令员伊·费·彼得罗夫，另外还有几位将军，但遗憾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防空司令员格罗马金少将和歼击防空兵司令员克利莫夫上校作了报告。
空袭莫斯科的各种方案，即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高度、昼间和夜间的袭击都失败了，而且演示了用各种防空武器击退这些袭击的相应办法。
在整个演习期间，斯大林对一切情况都进行了仔细观察并听了介绍，但却一言不发。当演习结束时，如同设想的那样，假想的敌机攻击被击退了。
斯大林默默地围绕图板走了一圈，得出的印象是，所演习的一些方案并来使他信服，而且他对整个这件事情都持一种怀疑态度。
最后，他一面吮着烟斗，一面从牙缝里进出几个字：“我不知道，也许应当这样……”
然后便默不作声地到办公室去了，并请沙胡林、杰明捷夫、日加列夫、彼得罗夫和我也到那里去。
他对于从空中保卫莫斯科是否有可靠保证，心里没有把握。
这次军事演习对他来说，就象对我们一样，并未发生重大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全是采用图示的办法，完全是纸上谈兵。
斯大林在办公室又说了一遍：“也许应当这样……天晓得？”
接着又反复说了好几遍：“没有人哪！ 交给谁办呢！……人不够呀！……”
当斯大林说到人的时候，杰明捷夫便低声对我说：“咱们要求把巴兰金放出来吧！”
我向他点了点头，我们抽谈话停顿的机会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负责发动机的副人民委员巴兰金已被捕一个多月了。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坐牢；我们设想不出他会是敌人。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现在很需要他，因为发动机制造的领导很弱。我们请求您能复审一下这个案子。”
“是呀，已经关押四十来天了，可是仍没有任何供词。也许他没有什么问题……非常可能……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回答说。
第二天，面部消瘦、头被剃得精光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巴兰金便坐在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了，好象他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过了几天，斯大林问道：“喂，巴兰金怎么样？”
“他已经工作了，斯大林同志，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是呀，不应当关他。”
看来斯大林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了一种疑虑——怎么能够把无辜的人关进监牢？！ 他没有等我细问就说道：“是的，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个有见识的人工作得好，就有人忌妒他，在暗地里中伤他。如果加上他又是个胆大的人——敢于讲出所想的东西——就会招来不满，受到多疑的肃反人员的注意。这些人自己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却很喜欢利用多种流言蜚语和造谣中伤……叶若夫是个坏蛋，是个腐化的人。你打电话到人民委员会找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到中央委员会去了。你打电话到中央委员会，则又说他上班去了。你派人到家里找他，哪知他却醉得不省人事地在床上躺着。他陷害了许多无辜的人，因此我们把他处决了。”
听了这些话之后，给人的印象是，那些不法行为都是背着斯大林干的。然而当时另外一些事实却使人产生了相反的想法。譬如说，斯大林能不知道贝利亚的所做所为吗？
军事演习后不久，防空部队便经历了一次实战考验。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入侵刚过一个月，莫斯科人就感到战争已逼近首都大门：7月21—22日夜里，纳粹分子便开始对莫斯科发动了首次大规模的空袭。
7月21日晚上10点，在莫斯科地区发现了一些单机活动的德国侦察机。首都面临着来自空中的直接威胁。这天夜里天气晴朗，通往市区的远郊要冲已发现敌机。
发出空袭警报后，警报器便凄厉地响了起来。紧接侦察机之后，大约隔十分钟，便出现好几个梯队的敌人轰炸机，每个梯队为20架。经过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和防空飞行员的协同努力，击落敌机四架，其余的敌机乱扔一些炸弹后便纷纷逃之天天了。
这次空袭之后，希特勒空中强盗改变了战术，企图分成小编队 (每队4—5架) 或者干脆用单机行动的方式悄悄地飞近莫斯科。其中有些飞机终于突防成功并将炸弹投到了市郊。
空袭的时候，我正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广播电台发出空袭警报后，人民委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钻进了防空洞。然而在这里面实在呆不住。
我爬到了屋顶上。高射炮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探照灯在空中搜索，有时在银白色光束相交处，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来的敌机。
市郊到处是爆炸声，燃烧起熊熊大火，天空红烟弥漫，出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
希特勒分子7月22日夜里第二次轰炸莫斯科的这一尝试，又使他们付出了五架飞机的代价，刚好被击落在市区之内。
如果注意到这次是由希特勒在轰炸英国、法国和波兰城市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轰炸航空兵优秀飞行员驾驶容克斯-88、道尼尔-215和海因克尔-111飞机参加的首次空袭的话，那么应当说，我们的防空兵已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莫斯科直接遭罹战祸的第一个晚上，消防队和人防小组就表现出了奋不顾身的忘我精神。
第二天夜里，敌人又以大批飞机进行空袭。它们分成许多小编队企图从各个方向悄悄接近莫斯科。这次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更复杂一些，因为云层妨碍了高射炮手和探照灯兵的工作，飞行员也更难以发现敌机。又是一片爆炸声，火灾和破坏，居民中间也有牺牲。不过，这一次空袭并未使莫斯科遭到严重破坏。第三次空袭结果也大致相同。
莫斯科人对于经常发布的空袭警报和警报器的叫声以及广播电台那位在惊慌不安的日日夜夜从不换班的播音员列维坦的熟悉嗓音：“空袭危险已经过去，解除警报，解除警报……”这一切已感到司空见惯了。
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则竭力吹嘘对莫斯科的胜利轰炸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然而，实际上敌人的空军并未使这座城市遭到重大损失。
希特勒分子这几次空袭所付出的代价为几十架飞机。但更为重要的是，打掉了法西斯飞行员的不可一世的气焰，粉碎了他们那种不可战胜和不受惩罚的信念。在空袭莫斯科的七月之夜，大约有200名希特勒轰炸航空兵的优秀飞行员在莫斯科上空丧命。
在这以后，德国人的行动便谨慎一些了，我们也获得了作战经验。
从7月22日开始，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反复对莫斯科实施空袭，而且已经成了惯例。然而我们的防空系统工作得相当协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希特勒分子没有一次空袭是真正成功的。突防进入市区上空的、单独行动的飞机都没能达到希特勒所提出的目的——将我国首都从地球上抹掉。这些轰炸使莫斯科遭到的损害，是决不能与德国轰炸航空兵在伦敦得逞所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的。
但是，无论如何1941年7月22日的夜晚，是对莫斯科防空的第一次考验，下面是国防人民委员在1941年7月22日命令中对这次轰炸所作的评价：
“7月22日夜，德国法西斯空军企图给莫斯科以打击。由于对空监视哨的警惕性，尽管是在漆黑的夜晚，敌机还没飞到莫斯科上空，老早就被发现了。
在快要接近莫斯科时，敌机便遭到我夜间歼击机和有组织的高射炮火力的截击。探照灯兵的工作也很好。因此，以梯队形式飞往莫斯科的敌机有两百多架被击溃，只有单独行动的飞机突入首都。因轰炸而引起的一些火灾，很快就被消防队采取果断的行动加以熄灭了。警察将市内的秩序维持得井井有条。
根据最后的统计，有22架敌机被我歼击机和高射炮兵击毁。
我宣布对于那些在击退敌人空军袭击中表现出英勇精神和才干的人员给予嘉奖：
1. 莫斯科防空区夜间歼击机飞行员；
2．高射炮兵，探照灯兵，气球兵和对空监视哨的全体人员；
3．莫斯科市消防队和警察。
我还宣布嘉奖那些在击退敌机对莫斯科的袭击时进行了巧妙组织工作的人员，他们是：
莫斯科防空区司令员格罗马金少将；
防空军军长茹拉夫廖夫炮兵少将；
歼击航空兵军长克利莫夫上校。
呈请颁发给格罗马金少将以最卓越的政府奖赏。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为了对莫斯科的防空能有一个概念，我不妨讲一个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与法西斯强盗进行搏斗的战例。
在首都周围的很多机场上，一发出空袭警报信号，歼击防空兵勇敢的年轻飞行员们便驾驶着几十架或几百架歼击机腾空而起，他们首先去迎击敌人的突袭。
8月6日到7日夜，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机场上突然发出了空袭警报信号。当对空监视哨报告法西斯轰炸机已接近时，防空部队便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值班驾驶员们都奔向自己的歼击机。其中有一个人是共青团员维克托·塔拉利欣少尉，他不久前才结业于不脱产的奇卡洛夫中央航空俱乐部，后来毕业于军事飞行学校。
塔拉利欣的任务是监视通往莫斯科要道的一段空域。由于这是个月明之夜，使他能够很好地进行观察。他忽然在黄色的圆月夜景下发现一架一闪而过的飞机黑影，于是便加足了他那架歼击机的油门，以便追上发现的飞机，看看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大约距离20～30米远时，维克托便清楚地看到了机尾上的法西斯万字机徽，机翼上和机身侧面还有黑十字形的德国标志。这是一架双发动机飞机，塔拉利欣根据它的外形一下子就判断出是海因克尔-111！
这时，他便俯向瞄准具，按了一下驾驶杆上的按钮。刚发射一梭子弹，“海因克尔”飞机的一台发动机就冒了烟，接着发动机罩下面便开始冒出火苗。可是这个法西斯分子来了一个急转弯，企图带着起火的发动机逃走。
塔拉利欣着急了。莫非它要逃走？
他怕在夜空里丢掉敌人，好在有轰炸机已着火的发动机作方位目标。塔拉利欣追上敌人，立即又接连发射了几梭子弹。可是看样子没有打中，因为“海因克尔”还在继续往前奔。维克托飞得离它更近一些，又按了一下按钮，然而没有子弹了。于是他决定用自己歼击机的螺旋桨去撞“海因克尔”飞机的尾翼。他将油门杆猛推到底，很快就追上了敌人。这时“海因克尔”的射手还击了一梭子弹，射穿了这架歼击机的座舱，而且一颗子弹反弹回来，烫伤了塔拉利欣的右手。
塔拉利欣手上鲜血直流，决心无论如何要撞击敌人。他追上法西斯，并以很大的速度向轰炸机冲了过去，于是那架轰炸机冒起了火苗，象块石头一样坠向地面。
塔拉利欣的飞机由于受到撞击而向上疾飞，然后便开始分解了。飞行员跳了伞，顺利地着陆之后，很快就被送到了本部队所在机场。
第二天，维克托去看了一下被他撞下的敌人轰炸机。在“海因克尔”坠毁的地方只有一堆残骸，旁边还有几枚飞行员没来得及扔的炸弹。
在距飞机不远的树丛下面，卧着四具尸体，其中有一个是中校，他的制服上别着一个铁十字勋章。看样子这位中校是打算来俄国过逍遥快活日子的，因为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开瓶子用的拔塞锥、一排备用的镶嵌假牙和一叠色情画片。
塔拉利欣又得到了一架新飞机。他的手刚刚愈合，就又返回到莫斯科保卫者的队伍里。
1941年8月，天气晴朗而暖和，然而人们的内心却感到非常沉重，因为德国人正在向我国内地推进。
我们航空工业的所有人员都全力以赴，以便尽快打破德国空军在飞机数量上的优势，弥补在战争头几天所遭受的损失，而且最主要的是尽快扩大新型歼击机的生产，以便制止法西斯空中强盗在我国领空横行霸道。
1941年3月19日，斯大林召见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设计师伊留申、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及他的副手彼得罗夫和我。
斯大林走到屋子中间迎接我们，首先解释为什么召见我们，然后便对伊留申说道：“您的飞机打得很好。您知道这个情况吗？军方都特别夸奖伊尔—2强击机。您设计伊尔—2得了什么奖(指的是1941年3月授予的第一批斯大林奖金)？”
伊留申回答说，他获得了二等奖，因此很感谢政府。
“干吗要感谢？”斯大林说，“您设计的这种飞机，应当获一等奖。”
然后他对沙胡林说道：“应当给伊留申一等奖。”
我为伊留申感到高兴，而且想起了战前不久，即1941年2月发生的一件事。
斯大林由于有急事把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和我叫了去。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有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和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厂长扎尔茨曼。斯大林很激动，而且在办公室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原来叫我们去是由于伊留申强击机的生产发生了问题。生产伊尔-2的工厂在交付飞机时拖期了。
“伊尔”飞机当时是在相当复杂的协作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由一个工厂提供带装甲的强击机体，又由另一个工厂为它生产装甲钢板。斯大林由于在头一天没得到有关耽误强击机生产的原因的明确答复，便打电话到列宁格勒找日丹诺夫，委托他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日丹诺夫把工厂的负责人叫了去，并对他们未及时交付强击机机体而猛剋了一顿，可是这几个负责人却借口说是因为基洛夫工厂的装甲钢板误了期。于是又把扎尔茨曼叫了来。扎尔茨曼为了在日丹诺夫面前证明自己没有错，便给他带来一张从航空工厂获得的伊尔—2机体的批生产蓝图。这张图纸由于经常放在车间的工作台上，上面注满了许多工艺记号。扎尔茨曼把这张图纸在日丹诺夫的桌上展开之后说，图纸的质量低，是装甲大批报废和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原因。日丹诺夫把这个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结果便召开了一次讨论“伊尔”飞机问题的会议，要求我们和日丹诺夫与扎尔茨曼都参加。
当扎尔茨曼在斯大林面前挥动所谓质量低劣的图纸时，我立即明白了问题的所在。
图纸的确是车间的施工文件，虽然被撕破了，而且还有油污，不过上面注上许多工艺记号用来修正错误，本来是可以的。扎尔茨曼竟把事情说得好象强击机的所有的图纸都是这种情况似的。
斯大林大发雷霆道：“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伊留申是个邋遢人。这是什么图纸？ 简直不成个样子！ 给他看看。”
我为伊留申作了辩护，并竭力解释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斯大林根本不愿意听。
他给伊留申打了电话，而且逐字逐句地说道：“您是个邋遢人，我要追究您的责任。”
伊留申想在电话里进行解释，可是斯大林却没和他谈下去：“我很忙，我没有功夫。我把听筒给日丹诺夫，您去和他解释吧！”
而且他又重复一遍说道：“我要追究您的责任。”
伊留申被弄得心绪很不安，当天晚上就坐车去到列宁格勒，第二天早上一下火车就直奔基洛夫工厂。他在那里向车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全部情况，并将扎尔茨曼的欺骗行为报告了日丹诺夫。扎尔茨曼终于遭到了日丹诺夫的痛斥。可是伊留申却长期受到斯大林不公正的责难，说他在设计工作中马虎草率。
现在斯大林给伊尔飞机非常高的评价，对伊留申来说是比头等奖还高的奖赏。
这次的讨论是从加快生产作战飞机特别是歼击机的可能性问题开始的。后来也谈到工厂的疏散问题，其中包括这次疏散能否在最短期间内在东部地区恢复飞机生产的问题。
斯大林委托我们赶紧考虑一下，怎样增加作战飞机的产量，怎样把苏联欧洲部分的工厂尽快地疏散到东部去。
话题还谈到了前线的形势。我们对于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撤退感到莫明其妙。
“并不是到处都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的，那样反而会导致那个地区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斯大林说道。
伊留申说：“应当把我们部队所放弃的领土上的人民武装起来……”
斯大林说道：“我们倒是想武装，可是我们连供给军队的步枪和武器都不够。我们正在组建一支补充队伍，然而却没有东西武装。原来想去英国订购步枪，可是那儿的子弹又不一样，结果会弄成个大杂烩。因此决定采用一切办法加紧本国步枪和子弹的生产。”
我从统帅部回来，正碰上在办公室里等待我的设计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里卡尔波夫。他由于受到广播电台刚才所播发的战报的影响，感到很忧郁，情绪也很悲观，就象我乍听到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这时又发布了空袭警报，但我们没有去防空洞，而是面对面地坐在那里，很久都没作声。
“往后怎么办？”波里卡尔波夫打破了沉默说道。
“我们将把工厂疏散到西伯利亚去，而且要增加飞机的产量，”我非常爽快地回答说。
“我是了解这种疏散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闷闷不乐地嘟囔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曾经把俄国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工厂从里加疏散到彼得格勒……总共才500公里，结果一事无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为了让军用列车通行，不得不在路上把所有的机床连同运货平板车一起推翻到路基旁边。这样一来，那些机床扔在沿铁路路基的两边都生锈了。可是西伯利亚……有几千公里。您是在幻想，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波里卡尔波夫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期前线战报的消息，而是他的内心里汇集了许多痛苦，因此我决定眼下最好不和他争论……
在这次政府会议之前不久，曾经讨论过波里卡尔波夫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写了自己新歼击机伊—180的许多优点，而把这架飞机试验时所遭到的失败说成是各种情况的不幸巧合。
在研究这封信时，政府成员都反对这种飞机。波里卡尔波夫也许希望我能向他讲点有关讨论他这封信时的情况，但是我不愿意让他再伤心了。我的确很同情他，所以决心不再讲话。
波里卡尔波夫近来很不走运，他的威信也在动摇，人们已不再相信他了。更为可怕的是，看来他本人对自己的力量已失去了信心。要知道，十年来他在歼击机方面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也是唯一无二的。
对波里卡尔波夫来说，头一桩不愉快的事是从德国“梅塞施米特”歼击机在西班牙上空占了波里卡尔波夫的上风之后开始的。这对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波里卡尔波夫来说，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感到惊慌，并急如星火地着手研制新的歼击机，代号叫伊—180。大家对这种飞机寄予了很大希望，波里卡尔波夫本人比所有的人都更相信它。然而伊—180很不走运，甚至成了决定他的命运的一种非常不幸的飞机。
伊—180曾经制造了三架，其中一架在1938年12月一开始试飞就把瓦列里·奇卡洛夫摔死了。没隔多久，军方试飞员苏吉驾驶的第二架也坠毁了。后来著名的试飞员斯捷潘契诺克驾驶的第三架伊—180，由于发动机停车而进行强迫着陆时，还没到机场就冲进了机库，结果被烧掉了。
波里卡尔波夫在战前也研究过双发动机飞机“维特”(反坦克歼击机)。他正确而及时地理解到，为了对付尚未进入战场之前的坦克，飞机可能成为最有效的武器。但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一架和第二架原型机由于设计中有错误，试飞时在空中就破裂了，结果以试飞员戈洛温和利普金为首的空勤组葬身于这架飞机的残骸之下。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悲惨事件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总共两三年内发生的，而且几乎每当发生了人身事故之后，在波里卡尔波夫的最亲近的同事中就有人受到追究的话，那么就会明白为什么波里卡尔波夫老是默不作声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我的面前，而且也可猜想到在那令人不安的夜晚，他的内心是什么滋味！
我回想那时虽然我们都沉默不语，但实际上我们却是在无声地交换着思想。
波里卡尔波夫突然打起精神，好象在证实这一点似地带着苦笑问道：“那该怎么办？”
我很难回答他。可是我自己感到，波里卡尔波夫本人也不需要回答，他需要的倒是如何使他心情轻松一些。
在波里卡尔波夫设计伊—180期间，至少有十个新建立的设计局在从事新型歼击机的设计。这些设计局是由这些人领导的：拉沃奇金、戈尔布诺夫、古德科夫、米高扬、古列维奇、格鲁申、舍甫琴科、弗洛罗夫、博罗夫科夫、帕希宁等。因此波里卡尔波夫不得不和经验与知识都不如他的设计师竞赛。然而他们年轻，富有生气，而且有一种无论如何要获得成功并为自己和自己的设计局全体人员争取生存权利的愿望。对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来说，这就是竞争。如果成功了，飞机投入成批生产并装备部队，就会享有极高的荣誉。如果失败了，还有希望在将来争取得到承认。
波里卡尔波夫的情况则不同，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他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是个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并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更不用说他的设计才能了。他在我们的歼击机方面，多年来一直占据垄断地位，现在突然看到一些无名的年轻设计师超过了他，并研制出米格、雅克和拉格歼击机，心情是很沉重的。
我认为，他非常清楚，而且比任何设计师都更深刻地懂得，在祖国最严重的时刻，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不光是个人的不幸。要知道，他的设计局的每个成员都信赖这位总设计师，相信他的才能、知识和经验。人们相信他而且盼望他能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围绕波里卡尔波夫的工作问题，开始形成了一种不良气氛。有些人喜欢一遇适当机会就要踢这位有功绩的人一脚。
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讨论航空问题时，就有人帮腔说：“早就应当让波里卡尔波夫设计局关门，”他已经“不中用了。”
可是这种建议并没有得到支持。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斯大林说，不能忘记波里卡尔波夫在研制歼击机伊—15和伊—16时的功劳，不能忘记他设计的乌—2飞机，这种飞机在15年里为我们培养了许多飞行干部。
这次讨论终于消除了对波里卡尔波夫的诽谤。
“那该怎么办？”波里卡尔波夫又重复问道。
“首先不要丧失信心，您本来在航空界并不是一时得宠的人。大家都了解您，尊重您，也有权期待您，期待您拿出不次于伊—16和海鸥(即伊—153) 那样的新型出色飞机来。而现在您要为工厂的疏散做好准备！ 我们两个设计局在那里将是邻居。”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话，而且谈了很久，分手时已经很晚了。我们的设计局疏散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之后，当我们与波里卡尔波夫见面时，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谈话的情形。他在西伯利亚以极大的热情工作着，以便实现自己一些新的计划，力图摆脱在设计工作中的失败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