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的命令来得十分突然。昨天师参谋部刚刚下达了修筑防御工事的全面计划——建立第二道防线，修补公路和桥梁。他要我派三名工兵去建造师俱乐部。早晨师参谋部还打来电话，要我们准备迎接前线歌舞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局势的平静呢？我和伊戈尔甚至还特地刮了脸，理了发，洗了头，顺便也把裤衩和背心洗了。我们躺在半干枯的小河岸上，等着裤衩和背心晾干，并观看着我们的工兵们制作侦察兵用的木筏，
我们躺着，抽烟，相互拍打着飞到我们汗渍渍的脊背上来的迟钝的牛虻，并且看到，我的副排长在水里翻来浚去，时而露出白色的屁股，时而露出黝黑的脚后跟。他们在水里试验木筏的稳定性。
就在这时出现了参谋部的通讯员拉扎连科。我老远就看见了他。他一只手按住背在背上的啪啪作响的步枪，小跑着穿过篱笆。从他的小跑的步伐，我立刻就明白，这已不是开音乐会的气氛了，大概又是哪一位部队或前线的检查员来了……又得跟着他到前沿阵地上去，领着他察看防线，听取意见。一个晚上又要报销了，因为工程师要对一切负责。
再没有比待在防御阵地上更糟糕的了。每天都有检查员来，而且每个检查员都各有所好，这是一定的：这个认为战壕挖得过窄，运送伤员困难，机枪拖不进去；那个认为战壕挖得太宽，弹片会飞进来；第三个则认为胸墙筑得太矮：要筑40度高，你们看，你们的胸墙还不及20度高；第四个又命令把胸墙全部铲平，据说会暴露目标。瞧，你就让他们全都满意吧！而师部的工程师却完全不管，两个星期只来过一次，即使到了前沿阵地，也没有说过一句明白的话。而我却每次都得从头开始，乖乖地听意见，立正地站着，让团长训斥：尊敬的工程师同志，您何时才能学会像人那样去挖战壕呢？
拉扎连科从篱笆上跳过来。
“喂，什么事？”
“参谋长召您去。”他露出一嘴白牙齿，用船形帽擦了擦汗渍渍的额头。
“召谁？我？”
“是召您，也召化学勤务主任去，说是五分钟后就到那里。”
就是说，不是检查员来了。
“什么事，你不知道吗？”
“天知道。”拉扎连科耸耸肩膀。他全身湿透了。“因为，你知道吗……通讯员全被派出去了，大尉刚要睡觉，联络官就来了……”
只好把湿裤衩和背心穿在身上到参谋部去了，排长也被召去。
参谋长马克西莫夫不在，他在团长那里。特别分队的指挥员和参谋部军官在参谋部的窑洞里，营长中只有第三营的营长谢尔吉延科在，谁也不知道任何一点情况。身材瘦高的联络官兹维列夫中尉在整理马鞍子，气喘吁吁地在骂人，他怎么也无法把鞍带系紧。
“师参谋部在装货。别的情况就不晓得了……”
他只知道这一点。
谢尔吉延科俯卧在地上，削刮着一块木片，像平时一样在唠叨：“刚把消毒室建好，马上又要毁掉，真见鬼。该死的士兵生活！战士们无法忍受了，无论怎么开导也不行……”
反坦克枪的指挥官——浅色头发浅色眼睛的萨木谢夫鄙夷地笑着说：“什么消毒室……我这里有一半的人接种疫苗后都像您这样躺着。您给他们每人几乎注射了一水杯的什么东西，他们个个都疼得啊呀，啊呀，直哼哼……”
谢尔吉延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也许，要改编，是吗？”
“可不……”侦察兵戈格利德奸笑着说，“前天，塞瓦斯托波尔就失守了，而他还准备改编……人家在塔什干焦急地等待着你哩。”
谁也没有答腔。北方依旧是炮声隆隆。在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断断续续地发出隆隆的响声，一群德寇的轰炸机缓慢地掠过，全都朝北方飞去。
“这帮流氓，是开住瓦卢依基柳树丛的，”萨木谢夫怒冲冲地啐了一口唾沫，“16架……”
“听说，瓦卢依基已被发现了，”戈格利德说道，他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的。
“这个‘听说’，是谁说的呢？”
“是昨天从第852团那里听来的。”
“他们知道得真多……”
“是多还是少，总之是有人说……”
萨木谢夫深深地叹一口气，转过身去。
“总之，侦察兵，你挖了窑洞也徒劳无益，只会给德国鬼子留作纪念。”
戈格利德笑了。
“说得对，完全正确。我挖洞，是说明我在行军。已经第三次挖洞了，却连一次也没有住宿过。”
马克西莫夫从少校窑洞里出来，用阅兵式的步伐径直地走到我们跟前。根据这种步态，一公里以外都能认出他来。他显然是心情不好。原来，伊戈尔的军服和衣兜全都敞开，戈格利德则丢了一个方形领章。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提醒多少次呢？他问谁缺席了。两位营长和联络官没有到——他们昨天就被师参谋部召唤去了。
他再也没有说话，坐在堑壕边上。他服装整齐，态度冷漠，像平常一样，钮子全部扣上，叼着一个带有美菲斯托菲尔①头像的烟斗，烟斗不时地冒烟。他没有看我们。
［注①：歌德剧作《浮士德》中的恶魔。］
他一来，大家就不作声了。为了不给人一种无所事事的印象(下意识地都希望参谋长在场的时候显得忙碌的样子)，大家抖动着自己的图囊，在口袋里寻找点什么东西。
地平线上掠过了第二组德寇的轰炸机。
营长们回来了：一位是矮壮、结实得像纯种逗牛狗一样的二营长卡波利，他已经不年轻了；另一位是英姿飒爽的一营营长什里亚耶夫，他头上有一绺金发，船形帽豪放地被推到了左眉毛的上边。我们团的人都叫他库兹马·克留奇科夫。
两人都行举手礼：卡彼利行的是文职礼，半弯曲的手掌向前伸：什里亚耶夫则行特殊的基干军人礼，拳头的手指张开，举到船形帽边，直到报告完才放下。
马克西莫夫站起来，我们也都站起来。
“大家都有地图吗？”他的声音是严厉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烟斗灭了，但他还是机械地吸了一吸，“请拿出来。”
我们拿出地图。马克西莫夫打开不大清晰的被手指弄脏了的缩五俄里为一英吋的地图。一条浓重的红线从左到有，从西到东贯穿整张地图。
“请标上路线。”
我们标了路线。很粗的一条线——100公里，终点是诺沃—别连尼卡亚。60小时后，也就是两天半以后，我们应当在那里集中。
马克西莫夫在鞋后跟上磕打磕打烟斗，用小树枝挖了挖，又重新装上烟。
“地图都明白了吗？”
没有人吭声。
“我看是明白了。我们在23点整出发，第一个行程为36公里，在上杜万卡停留一天，然后以行军纵队进发，当然是带巡逻队和警卫队。行军的次序10分钟后柯尔萨科夫会告诉你们，他现在正在安排。”
马克西莫夫的话是很精炼的，一字一句十分清楚。他本可以当一名很好的播音员。
“第一营就地留下，将掩护退却，明白了吗？我提醒大家——要把东西全部带上，不要拉下任何东西。路程很远，你们检查一下鞋和包脚布。”
他的细长的手指握着烟斗，吐出一股短促而强烈的浓烟，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什里亚耶夫。
“营长，你有多少人马？”
什里亚耶夫站立起来，拉平军便服。
“可以作战的有27人，加上车伕和病号——总共45人。”
“装备呢？”
“两挺‘马克沁重机枪①，三挺‘杰格佳廖夫’机枪②，82型迫击炮三门。”
［注①：马克沁（１８４０－１９１６）——美国设计师］
［注②：杰格佳廖夫（１８７９－－１９４９）－－苏联设计师］
“炮弹呢？”
“100发。”
“50型的呢？”
什里亚即夫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说，但可以感觉到，他是很激动的，只是尽量压制着不让表露出来。他外表很精神，皮带束得紧紧的，宽阔的双肩，结实的小腿肚子。他轻握双拳，以立正的姿势站着，敞开的领子露出浅蓝色的三角背心。真奇怪，马克西莫夫竟没有批评他。
“好吧……”马克西莫夫小心地把地图登起来，塞进图囊里。“明白了……工程师凯尔任采夫跟你一起留下，懂吗？坚守两天，8日天黑前开始撤离。”
“也按同一条路线撤吗？”什里亚耶夫拘谨地说，眼睛直盯着马克西莫夫。
“按同一条路线。假如不能碰上我们的话，那么，到那时你自己知道该……一切都……”
什里亚耶夫理解地点点头。大家都不作声。有一个人，好像是卡彼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气。
“我的话完了！”马克西莫夫蓦地向他转过身去，“各回岗位！”
“现在就把人撤走吗？”近视的、像学者摸祥的三营营长小声地问道。
马克西莫夫的脸一下子由白色变成了红色。
“您是在前线还是在什么地方？您希望所有的人都被打死吗？归根结蒂要有脑子才行……”
大家都站起来，抖抖身上的沙土和干草。
“你们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指我和什里亚耶夫。
掩蔽所里挤拥而又潮湿，散发着泥土的气味。桌上放着我们防御阵地的示意图——这是我画的。整个早晨我都在忙这些图，着急地要把它们送到指挥部来，时间限定在20点正之前。
马克西莫夫细心地清理着各种表报，把它们折上小角，分别堆成十字交叉形，那些碎纸片便放在不带罩的油灯上烧绰。这些被烧的纸张卷曲起来，颤动着，变成了黑色。
“德寇巳逼近沃龙涅什了。”他一边用黑色的柔软的粉末涂抹皮鞋的前端，一边低声地说。
我们沉默着。
马克西莫夫从桌子底下施出一个用呢绒包缠好的铝制军用水壶，壶嘴上拧着一个带把的杯子。我们就用这个杯子轮流地喝酒。家酿酒很厉害——达60度，呛嗓子，我们吃点腌黄瓜，然后再干一杯。
马克西莫夫老在用两个手指揉搓鼻梁。
“什里亚耶夫，1941年你撤退没有？”
“撤退了，从边境上撤的。”
“从边境上……而你呢，凯尔任采夫？”
“我——没有。我当时在预备役里。”
马克西莫夫心不在焉地嚼着黄瓜。
“这件事糟透了，总之……我已不愿意提‘包围圈’的事。”他直盯着什里亚耶夫的眼睛，“节省一些子弹……你将在这里待两天，不要多放枪，只是做做样子，不要投入战斗。你要寻找我们，寻找……不管我们在那里，不是在诺沃—别连尼卡亚，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凯尔任采夫，你也要记住。”
他严厉地看着我，“在8日之前，你不许离开，明白了吗？那怕天塌下来，你也不许动。少校已经说了：‘把什里亚耶夫留下，让凯尔任采夫帮助他。’这是有用意的……好吧！行李你决定您么办？”
什里亚耶夫笑一笑。
“让这些行李见鬼去吧！你们都拿走，我只留三辆马车运弹药。这也太多了……”
“好吧，我们把行李带走。”
参谋部的文书是个虚胖、圆脸的中士，他正在往窑洞里张望，打听绿匣子怎么办——带走还是烧掉。大尉好像在对他说，不妨烧掉好了——里面没有什么必需的东西。
“去他的，烧掉！这些破烂儿我们已驮了半年，把它烧啦！”
文书走开了。
“凯尔任采夫，您相信梦吗？”马克西莫夫突然问道。不知为什么他用“您”来称呼，虽然平时对我，同对大家一样，是称“你”的。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加了一句；“我今天梦见我的两颗门牙掉了。”
什里亚耶夫笑了。他倒有一排很结实的牙齿。
“娘儿们说，这是有亲人要死了。”
“亲人？”马克西莫夫在一块废报纸上画了一个卷曲的东西，“你结婚了吗？”
“没有！”我们几乎同时作了回答。
“很遗憾……我也没有结婚，现在有点懊悔。妻子是必要的，就像空气一样必要。正是现在……”
卷曲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头像，睫毛画得很长，有一个桃形小嘴，左眉上方长着一个痣。
“凯尔任采夫，您是莫斯科人吗？”
“不是，那又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曾经有一个熟人姓凯尔任采娃……是在战前……叫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凯尔任采娃。是亲戚吗？”
“不是，莫斯科我没有任何亲戚。”
马克西莫夫沿着窑洞来回避步，窑洞很矮，行走时要低着脑袋。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要对我们讲点什么事，不过，他有点不好意思或有点犹豫不决。
马克西莫夫沿着窑洞来回避步，窑洞很矮，行走时要低着脑袋。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要对我们讲点什么事，不过，他有点不好意思或有点犹豫不决。
什里亚耶夫看了看表——一块带一条黑色小带的小表。克西莫夫发现后便停下来说道：“对了……你们走吧，”他急促地说，“走吧，时间不多了。”
我们站起来，并走出窑洞，他跟在我们后面。炮轰停止了。只听见青蛙的咯咯叫声。
我们站了几分钟，听着蛙鸣。松树的影子已经投到窑洞这边了。两颗迫击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呼啸着从我们的上空飞过去，在我们身后很远的什么地方爆炸了——看样子是在我们原来的营部驻地。什里亚耶夫得意地笑一笑。
“还在朝小树林周围发炮呢，炮队三天前就不在那里了。”
我们还在细心听着，是否还有炮弹飞过去。不过，再也没有了。
“好，你们走吧，”马克西莫夫说道，伸出手来，“当心点……”
他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拥抱似的，但是没有拥抱，只用力地握了我们的手。
“要爱惜炮弹，什里亚耶夫，别浪费。”
“是，大尉同志！”
“要留神……”他以坚定的步伐朝着灌木林走了，在那里，隐约可以看见通讯员在缠绕电线。
我同什里亚耶夫商定：过一个半或两小时，当我把事情安排好时，我回来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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