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太阳刚从屋顶上爬出来，在地上投下一个长长的阴凉的影子。
马车欢快地沿着卵石路辘辘走去。破旧的电车叮叮当当地迎面驶来。圆头的“斯蒂倍克”牌大卡车排成一列，上面装载着许多像棺材一样的长匣子——“卡秋莎”火箭炮弹。在光秃的布满掩壕的小公园里则是时刻戒备着直指天空的高射饱。市场上是准积如山的西红柿和黄瓜，大瓶大瓶的金黄色的熟牛奶；西服上衣，帽子，乃至领带，琳琅满目。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妇女们也像以前一样抹着口红。
透过满布灰尘的橱窗，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在为顾客的下巴抹肥皂。电影院上映《生气的安东·伊万诺维奇》，每天12点、2点、4点、6点演4场。看院子的人用很大的簸萁在清除牲口粪便。从安装在电车电线杆上的黑色扬声器里传来一种诚挚感人的声音，只是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此人在讲述9岁小孩万卡·茄科夫在圣诞节前夕给自己乡下的祖父写信的故事。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碧蓝色的天空。到处是灰尘……纤细的洋槐和雕着玩具公鸡的小木房，上面还有个字牌——“不要入内，当心恶犬”。旁边是大瓦房，房子正面有一座手里托着什么东西的女人像。各种办事机构有：“伏尔加下游工业合作供销社”，“粘补套鞋”，“修理煤油灯”，“莫洛托夫地区检察员”……
街道拐向右边，往下通到桥头。桥面宽阔，装有路灯。下面是一条不成形的小河，堂而皇之曰“皇后”河。从桥上可以看到伏尔加河的一小段——码头、驳船、无穷无尽的木筏。我们再向右拐，便登上一座山。我们到原伊戈尔后备团里一位连长姐姐的家里去。“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特别能干的人——你们自己会看见的。”
我们在一座平房门前停下来。这房子的灰墙已坍塌了，窗子用条纹印花纸糊成交叉十字形。一只大眼睛白猫蹲在台阶上，它不以为然地望着我们。
伊戈尔进了大门，一会儿又走出来，他很高兴，没有戴帽子，只穿一件汗衫。
“喂，过来，谢迪赫，进来！”并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一切顺利、正好碰上吃早饭。”
一个舒适的小庭院。玻璃的外廊上拉着紧绷绷的绳子，绳子上挂着绿色的东西，排水管下面放着一个桶。一只鹅脚上系着绳子拴在栏杆上。又出来一只猫，这是一只黑猫，正在用爪子洗脸，呆呆地看着找们。
后来我们在外廊铺着桌布的桌子边坐下来，吃非常好吃的菜豆汤。我们是4个人，他们给我们添了又添。由于做厨房工作，玛丽娜·库兹米尼奇娜的手变得粗糙，并且裂了口子。她身上的围裙却是雪白的，煤油炉子和挂在墙上的果酱盆，看来也是天天用白灰擦洗过。玛丽娜·库兹米尼奇娜头上的灰白头发盘成一个发髻，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用一块棉花裹着。
吃完菜汤我们又喝茶。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将回家吃午饭，他在车库里工作，那只鹅是她的兄弟捎给她的，她兄弟仍在后备团工作。她还说，如果我们旅行后想好好洗一洗的话，那么在院子里可以淋浴，只是先要把水桶的水注满，而我们的内衣她当天就能洗好，毫不费事。
我们每人喝了3杯茶，然后给桶里注水，在狭小的用木板隔起来的浴室里连笑带闹哗啦啦地洗起来，真说不出有多么舒服啦。
快到午饭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来了，——他是小个子，秃头，穿一件柞丝的旧式上衣，他的脸显得非常精神，手指不停地敲击桌子或摸摸什么东西。
他对一切都很感兴趣，问我们前线的情况如何，我们的伙食怎么样，邱吉尔不开辟第二战场是什么想法——“你们说说吧，这很不像话。”问我们是否认为德寇要到斯大林格勒来，如果来的话，我们的力量能不能保卫它。现在大家都在挖战壕，他已经去挖过两次了。一位大尉曾告诉他，围绕斯大林格勒有3条地带、或者像他说的，3个圈。看来很好，大尉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像现在有些人那样“胡说八道”是不应该的。
喝完茶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拿地图来给我们看。地图上用小旗子标出了前线。他拿金属尺量了量从卡拉奇、从柯捷利尼科沃到斯大林格勒的距离。他又叹气，又摇头。目前的形势使他很不高兴。他非常注意读报——他不仅有斯大林格勒的报纸，还有莫斯科的《真理报》。他把这些报纸叠成两摞放在立拒里。即使玛丽娜·库兹米尼奇娜要用纸包鲱鱼，也只好向邻居去要，——这些报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后来我们就躺在院子里洋槐的阴凉处睡觉，盖上毛巾被避苍蝇。
晚上，我们准备去看小歌剧《博尔贾的抹带》。我们在院子里用唾沫涮洗靴子。
对面的门廊里坐着一个姑娘。她端着一个厚实的带棱的杯子在喝牛奶。她叫柳霞，也是一个医生。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是玛丽亚·库兹米尼奇娜告诉我们的。姑娘有一双黑得不可思议的像珠子一样闪闪发亮的眸子。两条乌黑的眉毛。她的一头金发是按男人的发式修剪的，轻盈的无袖连衣裙是用印花布做的，她的双手和脖子被晒成了古铜色。伊戈尔转过身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一双小脚真好看，是吗，尤尔卡？而且一般地说……”
他使劲地往刷子上吐唾沫。
姑娘一边喝牛奶，一边看着我们刷鞋，后来她把杯子放在台阶上，进房去拿了鞋油出来。
“这是很好的鞋油，爱沙尼亚产的，大概比唾沫强多了。”她说，一面把鞋油递过来。
我们道了谢，接过了鞋油。它的确比唾沫强多了。靴子闪闪发亮，像新的一样。现在到剧院里去露露脸也不会难为情了。我们不是要去看戏吗？对，看戏，去看《博尔贾的袜带》，或许，她也跟我们一起去？不，她不喜欢轻歌剧，而歌剧在斯大林格勒又没有。难道真的没有吗？真没有。她喜欢的是歌剧？是的，特别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特拉维阿塔》和《黑桃皇后》。伊戈尔高兴起来了。原来，柳霞在进医学院之前曾经上过音乐中等专科学校，所以她家里有钢琴。对了，轻歌剧可以延到下一次去看。
“上我们家来吧，妈妈会请你们喝茶的。”
“很高兴，我们对这一切都有点儿不习惯了。”
我们坐在客厅里的丝绒面、弧形小腿的沙发上。我们是那么笨拙、那么粗鲁，大家都害怕把这样脆弱、雅致的沙发坐断了。墙上挂着一幅勃克林的《死岛》，钢琴上放着贝多芬的半身像。柳霞弹一曲李斯特的《康帕内拉》。
两根粗大的蜡烛徐徐地淌油，流在烛台上。沙发既柔软又舒服，还带有斜靠背。我把一个串珠绣花靠垫放在背后，两条腿伸出去。
柳霞的后脑勺修剪得很平整。她的手指在琴键上快速地跳动。大概，在音乐中专学习时她这个动作总是得满分的。我听着《康帕内拉》，望着勃克林的画和贝多芬的石膏像，看看餐柜里摆着的那一长串头尾相接的乌拉尔的玩具像，但是，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陌生、遥远，仿佛是蒙上了一层雾。
在前线，我多少次梦想过这样的时刻啊：在你的周围没有枪声，没有爆炸声，你能坐在沙发上听听音乐，在你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我现在就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呢？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我们离开莫斯科尔的时候起——不，要更晚一些，从离开石板棚时候起，在我的心灵中就一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要知道，我并不是逃兵，不是胆小鬼，不是伪君子，可是在感觉中，却好像我是一个逃兵、胆小鬼，伪君子。
几天前，在什么地方，好像在卡尔波夫卡附近．我和伊戈尔曾坐在路边抽烟，瓦列加和谢迪赫在簧火上做晚饭。旁边经过了一支炮兵部队——开赴前线的新军。战士们年轻、欢快，脸色晒得红红的。他们坐在马车的前部，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着，有说有笑，互相打闹。其中一个人，不知是一位中士，还是一位一般的士兵，骑在一匹肥胖的浅黄色的马上，高兴地用一种洪亮的领唱人似的声音喊道：
“军人先生们，战壕挖得很出色吧，不论子弹还是炮弹都打不着……”
周围的人哈哈哈大笑起来。而他，这个炮兵连队的领头人又添上一句：“再有茶炊加果酱就好了……”
大家又笑起来。
我知道，不论是他还是发笑的战士们都不是要羞辱我们。不过，这种玩笑的确没有给我们带来持别的愉快。瓦列加甚至骂将起来，嘟哝道：“等着瞧，两星期后，看你们还乐得起来不……”
是的，战争中最可怕的并不是炮弹和炸弹，对于这些我们是可以习惯的。最可怕的是无事可做，不明情况，没有直接的目标。在掩壕里，在旷野里坐等炸弹要比冲锋陷阵可怕得多。虽然坐在掩壕里比起冲锋来，死的可能性要少些，但是，冲锋——有目标、有任务，而在掩壕里，却只是计较着炸弹掉下来还是不掉下来。
柳霞从钢琴旁边站起来。
“走，我们去喝茶。茶炊大概已经开了。”
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桌布上还带有熨平的方形折痕。在玻璃小碟子里盛着很稠的不带子的樱桃酱——我很爱吃的果酱。我们用很精致的杯子喝茶。真不知道一双粗糙的伤痕累累的洗不干净的手往那里搁好，而且袖口已破烂不堪。真害怕把果酱滴在桌布上。
柳霞的妈妈是一位清 的太太，戴一副玳瑁夹鼻眼镜，领子竖着，像一位级任教员。她给我们添果酱时，不断地喘气。
“吃吧，吃吧。在前线是不会娇惯你们的．前线是很苦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参加过上次的战争。”她说着，又喘起来，“不幸的一代，不幸的——代……”
倒第三杯茶时我们谢绝了。出于礼貌，我们又坐了5分钟，然后我们便告辞了。
“亲爱的，请常来串门，看见你们我们总是高兴的。”
后来我们躺在院子里落满尘土的洋槐下面，久久不能入睡。我身边睡着谢迪赫，睡梦中他的嘴吧喀吧喀地响，一只手指在我身上。伊戈尔则辗转反侧。
“你没有睡，尤尔卡？”
“没有。”
“你在想什么呢？”
“没有想什么……”
伊戈尔在黑暗中找烟叶。
“你有烟吗？”
“你看看靴子里有没有？在一个小袋里。”
伊戈尔在靴子里搜索，拿到袋子，卷成纸烟。
“这一切使我厌烦了，尤尔卡。”
“哪一切？”
“这种游荡，就像扔进冰窟窿里的一朵花……”
“哪能呢，明天我们就结束游荡了。我们到干部处去，一清早，早饭前就去。”
“干部处——也是一条出路，他们会把我们送到后备队去，进行步法操练和礼仪训练。或者送到预备团去——那就更好了。”
“我不到预备团去。”
“不去？学习也不去？到阿拉木图或伏龙芝去吗？听说，现在所有的中尉和大尉都被送到学校去。”
“就让他们去好了，反正我不去。”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伊戈尔拿着一支烟向我示意。
“那么弟兄们怎么办呢？”
“谁？瓦列加和谢迪赫吗？”
“要知道，应把他们送到收留站去。”
“什么收留站也不去。我同你可以把马车和马匹交出去，他们两人我们可不能不管。我和瓦列加共同战斗了9个月。如果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中谁也没有死的话，我们还将在一起。”
伊戈尔笑一笑。
“你那个瓦列加很滑稽。昨天他为煮土豆的事同谢迪赫吵了—架。谢迪赫想干脆带皮煮、瓦列加不同意。他说，中尉—一就是你——不喜欢带皮的，喜欢剥干净了的土豆。他们吵了有10分钟。。
“那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通讯员。”我说，翻了一个身，“睡吧，明天还得早起来。”
伊戈尔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吐一口痰，并在地上熄灭了烟头。
炮声在很远的什么地方轰鸣，探照灯在天空中照来照去。瓦列加在睡梦中叹气。他躺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蜷曲成一团，—只手捂着脸。他总是这样睡觉的。
我的圆脑袋的小瓦列加啊！这几个月来我同你走过了多少地方，在同一个军用饭盒里吃过多少次饭，在同一块斗篷里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而当时你并不愿意做我的通讯员，劝说了你3天。你垂头站着，含混不清地说什么：不会，不习惯。你羞于离开自己的伙伴们，你们在前线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吃过苦，而突然要你去做首长的通讯员，一个较好的小差事。怎么，难道我不会打仗吗？比别人差吗？
傻小子，我对你已经习惯了，非常习惯了……不，不是习惯了。这不是一种习惯，而是另一种东西，比习惯更重要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干脆没有时间去考虑。
要知道，以前我也有朋友，有过许多朋友。在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喝酒，争论过艺术及其他崇高的事物……但是，就满足于这些了吗？喝酒，争论，所谓的共同兴趣，一般的文化就够了吗？
瓦季姆·卡斯特利茨基是一个聪明、有才干、清秀的小伙子，我和他总是处得很投机，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而现在我若是受了伤，他会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吗？从前我对这一点不感兴趣，现在却想知道。而瓦列加是会的，这—点我知道……或者谢尔盖·维列德尼茨基，我会同他一起去侦察吗？我不知道。如果同瓦列加—一哪怕到天边我也会去。
在战争中你才真正地认识人。这—点我现在很明白。战争是一张石蕊试纸，一种特殊的显影剂。瓦列加读书不多，除法不会，7乘8是多少他不知道；问他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祖国，他一定不会解释：用语言来确定概念对他来说太困难了。但是，为了祖国，为了我，为了伊戈尔．为了自己团里的同志，为了阿尔泰山某处被洗劫一空的简陋的小屋，为了斯大林——他从没有见过斯大林，但对他来说，斯大林是最好最正确的象征……他将会战斗到最后—颗子弹，子弹完了，他会用拳头、用牙齿……这就是俄罗斯人。在战壕里坐着，他会骂自己的排长，比骂德寇还凶，而做起事来，就显出本色了。至于除法，乘法，读书快慢——只要有时间和愿意，总是可以学会的……
瓦列加在说梦话，翻了—个身，又蜷曲成一团，两个膝头接近下巴。
睡吧，睡吧，傻小子……很快又要挖战壕，又要过不眠之夜了：“瓦列加——到这里来！瓦列加——到那里去！”现在你就睡吧。到战争结束，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再考虑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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