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分派了工作。我、伊戈尔，还有两个预备队的中尉，被命名为特殊任务组。我们的首长——戈里德什塔布是一位非常有知识的人，秃顶又近视。小组人的领导萨莫伊连科大尉则是一个忧郁的、用鼻子大声吸气的人，他也是从预备队来的。
工作并不复杂：准备在必要时炸毁城市的工业设施。我们要制定一张埋置炸药的分布示意图，计算炸药的必需量和规定引攥的办法，并对工厂里专门挑选出来的爆破手进行指导。就是这些工作。
我负责肉类联合加工厂、冷冻厂、第四面粉厂和面包厂等的有关工作，伊戈尔负责啤酒厂、另一个面粉厂和五金制品厂的有关工作。
我们搬进了新房子。房子很大，空荡荡的，并不舒适：房子的凉台对着东站前面的广场；几乎没有什么家具，l张着子，4把椅子，3张被压榻了的床和一个不知是谁丢下的螺旋形的电开水炉。
我和伊戈尔占了两张单人床，把军大衣放在床上；年长的中尉占第三张床，他的姓很古怪，叫做卞高尼斯，大概是拉脱维亚人，第四个人是沙皮罗，他只好睡在椅子上了。瓦列加和谢迪赫住在隔壁，睡地板。忧郁的大尉住一个单间．他用鼻子大声吸气。他一天只来一次，问我们干了什么，抽支烟就走了。
工厂的厂长们一筹莫展，两手—摊说，厂子里无法组成爆破手分队，只剩下一些妇女。工人们用怀疑的目光斜视着我们：这算什么加紧战备。我装作是个救火队员，摆弄摆弄灭火器。
在冷冻厂，他们给我们吃大盘的冰棋淋，在肉类联合加工厂——则用灌肠和“猎人小香肠”招待我们。
白天天气晴朗、炎热，夜里闷气。
玛丽亚·库兹米尼奇娜抱怨说，市场上的东西不断涨价，牛奶和黄油已经买不到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地图旁边叹气。战报很不乐观。迈科普和克拉斯诺达尔沦陷了。
城里有许多伤员，而且一天比一天多。他们脸色苍白，无人照管，白色的绷带在沾满尘土和血污的军服上特别显眼。他们排成一行，正往伏尔加河方向移动。战地医院后撤了。巡逻队在城市和住宅区巡逻，检查证件。卡拉奇和柯捷利尼科沃的道路上挤满了汽车。所有的院子里都在挖战壕和又大又深的坑，据说是用来贮存水，以备救火用的。偶尔飞来几架德寇“容克”歼击机，在市郊什么地方投下二三枚炸弹，又飞走了。城里的高射炮很多。
邱吉尔飞抵莫斯科。公报极其含糊。
哪里有战事，无法确切知道。在“柯捷利尼科沃的东北部”还是在“顿河河湾”——战报很不明确……听说，阿勃加涅罗沃已落在德寇手里了。它离这里只有65公里。市场是谣言传播的集中地，玛丽亚·库兹米尼奇娜听说，我军放弃了卡拉奇，撤到卡尔波夫卡去了。伤兵主要是从卡拉奇来的。他们两手一摊说：“人家有坦克……飞机……你有什么办法呢……”
后撤的命令还没有下达，但是柳霞的邻居，一个牙医大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昨天已经到列宁斯克的姐姐家“作客”去了。
在轻歌剧院上演的是——《西尔娃》、《玛丽莎》、《玫瑰玛丽》①。［前两个是匈牙利作曲家卡门的轻歌剧。后一个是美国作曲家弗里姆的轻歌剧。］
小卖部里，除了五戈比一杯的伏尔加矿泉水外，什么也没有。戏台上则是戴高帽的、穿胸衣的、各种逗笑的游戏和难于指出的字谜。
在动物园里，大象还是原来那样闷闷不乐，几只长尾猴发狂似地玩耍，一条粗大的蟒蛇在饲养室的一个铺着干草的角落里睡懒觉。
市图书馆的阳台正对着伏尔加河。一位留着19世纪80年代发式的令人愉快的老太太拿出一本巴尔扎克的作品并要求读者不
要摺书页。一些顽皮的孩子用弹弓打麻雀，玩“法西斯分子”和“自己人”的游戏；女孩子们则玩跳房子游戏，用一只脚蹦跳。
“红军之家”有定期的阅读报栏，这个阅报栏用金属网围着，里面陈列着《消息报》和《斯大林格勒真理报》。
闷热、晴朗、多土的8月就这样漫漫地过去。
有一次我碰到了卡鲁日斯基，他穿着新军服，戴着带红圈的制帽，他当上了疏散医院的粮食供应主任。现在医院正向阿斯特拉罕后撤。他工作很忙——有成千上万的伤员，没有运输工具。一句话，还不如在前线好……他还顺便告诉我，如果我需要糖的话，他可以让给我10公斤，——因为反正东西来不及运走，只好交给前方了。
我知道，瓦列加要骂我了，不过，我会对他说，我没有时间。谈话就到此结束。他精力充沛地挥挥手就跳上了开往伏尔加河方向的满载着羊 的小“嘎斯”牌吉普车。我用目光送别了他，就到邮局去，就不准会有“存局待领”的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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