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我醒得比往常早，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了跳蚤，再也无法入睡了。伊戈尔和那两个人都还睡着。
我起来走进厨房。谢迪赫正在煤油炉上煎饼。瓦列加正在拨弄扬声器，他早就梦想有一台收音机了。通过窗户，可以看见对面房子的墙，太阳照在墙上，发出耀眼的强光。还可以看到一块好像是由于暑热而退了色的谈白色的天空。
我今天不到工厂去，示意图已经画好了，炸药的数量也计算好了．指导工作则一天天拖着，爆破小组迄今尚未建立起来。
我拉了一下伊戈尔的军大衣。
“起来、到伏尔加河洗澡去。”
他不大乐意地皱起眉头，想把军大衣拉到脸上．说了几句埋怨话，但还是起来了，眨巴着睡意惺松的眼睛。
谢迪赫把煎锅里咝咝响冒着气的煎饼端了进来。
“今天早晨我军击落了一架敌机，”他把煎锅放在砖上，“我亲眼看见的。开始是冒烟，拖着一条长长的黑尾巴，然后就倾斜了——越来越厉害，终于在城市后面的什么地方坠落了，大概是炮弹击中了发动机。
“城里有很多高射炮。”沙皮罗说道，从椅子上下来，“将有２５个炮兵连。”
他很喜欢数字，什么东西都要计算一下。
“如果这些炮同时开火的话，那么每分钟至少要发射750颗炮弹。”
“那么德寇有多少飞机呢？”伊戈尔问道。他经常要取笑他，但沙皮罗并不在乎。
“战争初期差不多有1万架，现在大概要多一些。”
“为什么？”
“很简单的算术。如果算他们有100个飞机工厂，每个工厂每天生产１架——我这是按最低限度说的——那么，一个月就有3000架。他们不可能损失那么多。就是说……”
“你去不去洗澡？”伊戈尔打断了他的话。
“不去。我长疥子了，这个月我身上长了6个疥子，而且长在最不好的地方。”
斯大林格勒没有海滩浴场。我们就从木筏上跳进被石油污染了的油腻腻的波浪里，水是温的，好像加过热似的。
随后我们躺在原木上，把眼睛眯起来，望着伏尔加河。河水闪闪发光，使人眩目。伏尔加河不像第聂泊河，完全不像，后者更活跃、更欢快一些；弧形的大浴场上，满地躺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赤裸的身体；有伞形凉棚、售货亭和非常精致考究的水上运动站，还有数不清的各种船只——拜达克式渔船、舢板、半自动船、美丽匀称的赛艇、大型木船、平底船、雪白的帆布艇。所有这些船只往来穿梭，缓缓流动，闪烁着白、黄、蓝各种颜色，在炙热的中午的太阳下颤动。
这里则不同了。这里更务实、更持重一些，这里有木筏、驳船、熏黑了的忙碌的汽艇和伤风似地嘟嘟响的拖轮，拖轮的绳索拖在水里，不断发出啪啪的响声。战前这里大概也有过快艇和舢板，不过，战前我没有到过这里。而现在这个宽阔的、闪闪发光的水域则到处是木筏，沿岸布满了起重机和长长的枯燥的板棚，它很像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工厂的车间。
这毕竞是伏尔加河。我们可以趴在这里几个钟头观赏顺流而下的木筏，观赏那五光十色的石油和水的混合体，观赏那啪啪作响、气喘吁吁地逆流而上的旧式小轮船。我躺着观赏着这一切，而伊戈尔却说，他已讨厌这种无所事事的处境，讨厌长疥子的沙皮罗和天天洗白衬领、井把它挂在凉台上的卞高尼斯，讨厌工厂厂长们及他们的拖拉作风。
我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望着紧靠在对岸的喘粗气的快艇，尽力不去想——两星期后这里可能已经是前线，我现在躺着的地方可能已经被德寇占领，而我们则撤到对岸枝叶繁茂的地方去了，炸弹将会在河里扬起一个个白色的喷泉，肿胀的尸体将沿着这闪光的水面漂流下去，漂到阿斯特拉罕，漂到里海。
伊戈尔使劲地朝我肩胛骨上拍打了一下。
“下水去……瞧，那边有一只轮船。”
他两脚在又粗又滑的厚木上使劲一蹬，便钻进了水里，他沉没在水里几秒钟，然后在离岸很远的地方露出了头，嘴里卟卟地喷水。快速有力地挥着双臂，差不多整个脊背都露出了水面、从轮船的前面横游过去。他把头沉在水里，只有在换气的时候，才有时在胳膊下露出头来。他游得很好。柳霞以前也是这样游的，只是没有这么快速有力，但同样游得很好。
这种游泳的姿势叫做自由式，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还不会换气，两条腿也太累，因为老要蹬脚，要像剪子那样，蹬得快而且平。
轮船驶过来了——这艘船不大，但却竖着老高的烟囱，后面拖着很多驳船。伊戈尔气喘吁吁地游了回来。
“心脏不行了，我老啦。这根本不是河流，倒是一个石油库。我们还不如上图书馆去。”
我没有反对。我躺在圆木上，背有点痛了。
在图书馆，伊戈尔喜欢看1910年出版的《阿波罗》杂志。我在读《国际文学》杂志中的一篇秘鲁族系的故事。藤椅坐起来很舒服，房子里寂静而舒适。墙上挂着屠格涅夫和丘特切夫以及还有一个留着胡子、领带上别着佩针的人的肖像，巨大的挂钟每走一刻便慢慢地敲打一次。两个小孩在看多勃给闵希豪生作的插图，笑得喘不过气来。我过去也有这本书——红色烫金字的封面，里面也有这样的图画。我可以一天看它20遍。我特别喜欢的是男爵自己揪着自己的辫子从泥潭里施上来的那张画。还有一张画——大门把一匹马截成两半，而它却站着，若无其事地喝喷泉的水。后面是一条汹涌的瀑布。
我们一直待到图书馆管理员暗示我们6点图书馆要关门时才起身。现在他们只有一班：从12点至6点工作。
“明天再来吧。从12点至6点我们总是开馆的。《阿波罗》还有１９１２年和1917年的。”
我们告别后就出来了。瓦列加大概又在唠叨——饭菜都凉了。
安装在车站门口的一个正方形黑色大喇叭感冒似地发出嘶哑的声音：
“同胞们，城里现在宣布空袭警报；注意，同胞们，城里宣布……”
近来每天都有三四次警报，大家已经不以为然了。听到几声射击，但仍然看不见飞机．接着便解除警报。
瓦列加紧皱眉头，用阴沉严厉的目光迎接我们。
“你们是知道的，我们没有烤箱。饭菜已经热过两次了。土豆完全烂了，红菜汤也完全……”他无可奈何地挥挥手，把裹在军大衣里的红菜场解开。车站后面的什么地方高射炮开始射击了。
红菜场的确好吃极了，加了肉和酸奶，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漂亮的绘着玫瑰花卉的盘子。
“完全像饭馆里一样，”伊戈尔笑着说道，“当然，还缺一个托盘和放在杯子里的折成三角形的餐巾。”
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飞起来，盘子、匙子、玻璃、墙上挂着的喇叭……
“真见鬼！”
火车站后面一大群飞机得意洋洋地缓缓掠过，仿佛是在检阅。
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飞机，简直难于断定它们是从哪里飞来的。它们在不同的高度上一群一群地飞，不慌不忙，凶恶而令人憎恶。高射炮的火星布满了整个天空。
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我、伊戈尔、瓦列加、谢迪赫，都不想走开。
德寇的飞机直向我们飞来。它们排成三角形，宛如一群候鸟。飞机飞得很低——画着白色十字的黄色冀尖都能看见，起落架则像伸出的一对爪子。10架……12架……15架……１８架……它们组成一条链子，正好对着我们。为首的一架做了一个半滚倒转，机轮向上，往下俯冲。我目不转睛他看着它：机轮是红色的，发动机的前端也是红的。汽笛鸣响了，从机冀下面落下许多黑点：一个……两个……3个……4个……10个……12个……最后一个又白又大，我闭上了眼睛，抓住木栏杆，这是本能，无地可钻，但又似乎需要躲，只听见，一只“鸣禽”俯冲下来。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声巨响。所有的东西都令人难受地微微展颤起来。霎时我睁开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不知是尘土还是烟雾，一切都被某种又浓又浊的东西遮住了。又是炸弹的呼啸声，又是隆隆声。我抓住木栏杆。不知是淮从上臂像钳子似地抓住我的胳膊。瓦列加的脸——闪电似地停留了片刻：脸是白的，两只圆眼睛，张开嘴。很快就消失了。
继续了多少时间？一小时，两小时，或者是15分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只有烟雾和又冷又粗的木栏杆．再没有别的了。
木栏杆消失了。我躺在一个柔软而暖和但并不舒服的东西上，它在我下面移动，我双手抓住它，它便爬着走。
没有思维，大脑关闭起来了，只剩下本能——动物的生存愿望和等待，甚至也不是等待，而是觉得要快，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快，要快。
后来我们坐在床上抽烟。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已记不起来了。到处是云雾一样的尘土，到处散发着火药味。牙缝里，耳朵里，后脖子里——全是沙子。地上是碎盘子、一滩红菜汤、菜叶子、肉块，房子中间还有一大块沥青，窗玻璃全炸碎了。脖子痛得像挨了棍子似的。
我们坐着抽烟。我看见瓦列加的手指在发颤。我的手大概也一样。谢迪赫在搓脚，伊戈尔的脑门上有一块很大的青紫斑。车站起火了，车站右边的小房子也起火了。那里好像是一个编辑部或者政治处，记不清了。左边，大粮仓那边则染满余辉。广场上空荡荡的。有几个弹坑和一些被击碎的沥青。喷水池后面躺着一个人。被抛弃的马车向一边歪着，好像在迎接人似的。马在踢蹄，它的肚子被炸破了，肠子像菲红的肉冻撒在沥青上。烟越来越浓，越来越黑，密密的一大片，笼罩在广场上空。
“要吃饭吗？”瓦列加问道。他的声音是平和的，不是失常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想不想吃，只是说——吃。于是我们便坐下来直接从煎锅里吃凉土豆。伊戈尔坐在我对面，他的脸被尘土染成了灰色，活像一尊雕像。有毒的青紫斑扩散到了整个脑门。
“他妈的……”他挥一下手，“吃不下饭。”他走到阳台上去了。
卞高尼斯和沙皮罗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满身尘土。轰炸把他们阻在中央广场了。他们在掩壕里待了很长时间。“红军之家”和对面拐角上的房子中了炸弹——这里原来是一个战地医院。城市的右边部分巳起火，炸中了运火药的汽车，这些火药至今还在爆炸。当时电影院的头场电影正好散场，一个妇女刚从电影院出来，她的头被炸掉了，这里被炸死20个人。
我问卞高尼斯现在几点了。他看看表说，9点差一刻。我们从图书馆回来是7点左右，就是说，轰炸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伊戈尔从阳台上回来。
“我们的大尉住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情况非常不妙。也许我们到戈里德什塔布那里去看看？虽然他是知道我们的地址的，必要时他会通知我们的。不，还是走一趟为好，坐不住。走到那里顶多不超过半小时。
街上的人都拿着包，推着小车，磕磕绊绊地奔跑。许多小车翻倒了，停下来，默默地重新装上，没有骂声，只是睁着大大的克制的眼睛。浓烟从房子里冒出来，弥漫着全街，刺鼻子、呛喉咙。脚下碎玻璃吱吱作响，到处是砖头、混凝土块、桌子、拥倒了的柜子，有一个人拿着被子，戴方格头巾的老太大拖着一个凳子和一个很大的包袱。
“天啊，上帝啊……圣母……”
包袱掉了下来，头巾也从头上滑下来，落在地上。
在果戈理街的拐角处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大得可以把整所房子装进去。战士们在收拾散在满地的沥青。从被燃烧的汽车那里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和叫喊声，使空气颤动。
人们在奔跑、奔跑、奔跑……
烟雾笼罩着全城，遮住天空，使人眼睛流泪，喉咙发痒。长长的黄色火舌从窗户里窜出来，已延及拐角上的房墙。消防队员在倒水龙带。
不放我们进楼去。我们在电话亭给戈里德什塔布打了许多次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有人在说话，发出一种沙哑的和噗哧噗哧的声音，妨碍我们。从很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传来了戈里德什塔布的声音。
“你们回家去……等着。”
我们回家了。人们仍旧在奔跑、奔跑、奔跑……有人从矮房里抬出一个很大的玻璃柜。
我想快一点睡，但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为什么觉得床板很硬、很不舒服。没有灯光，没有广播，彻夜大火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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