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抽烟的人太多，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真叫人受不了。碟子里的灯芯也冒黑烟。整个地下室挤满了伤员，他们要喝水，但没有水。只好到伏尔加河去提水，可是提来的水在路上就被唱光了。
瓦列加给了我一块面包和脂油，但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
丘马克回来了，衣衫褴褛，海魂衫也撕破了。他坐在桌子上，并不看我，从头上费劲地把海魂衫脱下来，露出筋肉发达的晒黑了的胸膛，中间纹着一只用爪子抓住一个女人的苍鹰，左胸下纹的是一个被剑刺穿的心，肩上纹着一个骷髅和骨头。肘部下面有一个穿透的小孔，几乎没有血。看来骨头没有受伤，手腕还能活动。卫生指导员玛露霞是个脸颊又红又胖的姑娘，脑后扎着两条黄色小辫，她正在给他包扎伤口。
侦察兵今天打掉了两辆坦克，一辆是丘马克打的，另一辆就是那个脸上有粉刺的人打的。我们为了他还吵过一次架哩。
我问丘马克，为什么不报告战况。
“有什么好报告的呢？”
“关于今天的战况，关于伤亡的情况。军队里有这种制度：战斗完了后就要报告。”
丘马克慢慢地转过身去，我看不到他的脸，只看见他的汗水浸透了的脊背，顺着脊背有一道深深的小沟。
“白天，天气很好，您自己也看见了；至于伤亡——什么样的伤亡呢？水兵帽丢了，就这些。还有问题吗？”
“有，只是不在这里谈，我们到外面去走一走。”
“外面有流弹，会被打死的。”
我控制着自己，向门口走去。他也跟着出来了。
他肩膀靠在门柱上，咀嚼着一支烟。
“您知道吗，中尉同志，我们还是友好相处吧，不要去招惹我们侦察兵，真的，这样会好些。”
“好一些还是坏一些，这是另一回事。你们有多少人？”
“24个，和原来一样，一个不少。至于侦察兵，我劝您……”
“坦克是谁打掉的？”
“谁打掉的还不都是一回事吗？”
“是您打掉的？”
“是我，又怎么样……总不会是您吧……”
“告诉我，您是怎样打掉坦克的。”
“真的，我想睡觉了。等战争完了后我再给您谈坦克吧。”
“我劝您记住，我现在是代理营长。”
“我从那里知道呢？”
“我这不是对您说了吗。”
“营长是克里宪佐夫。除此之外，我只受团长和侦察队首长的指挥。”
“他们现在都不在，因此您应当受我的指挥，我是工程兵团的副团长。”
丘马克用很锐利的眼光斜视着我。
“代替崔盖金吗，是吗？”
“是的，代替崔盖金。”
停了片刻，他吐了一口痰。
“好嘛……我们和工兵们平时都是和睦相处的。”
“我希望今后也还是这样。”
“我也这样希望。”
“那么，您现在说说坦克的事。打掉第二辆坦克的人姓什么？”
“柯尔夫。”
“是普通战士吗？”
“是普通战士……”
“这是他第一次打掉坦克？”
“不，是第四辆了。头3辆是在卡斯托尔纳亚打的。”
“嘉奖过吗？”
“没有。”
“为什么？”
“天晓得为什么？我们送过材料……”
“一小时后您给我送一份新的材料来。关于他的材料。其他人的材料也送。明白了吗？”
“我可以走了吗，工程兵副团长同志？”
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往下走了。我全身像散了架似的，眼睛发痛，大概是烟熏的——老是满屋子的烟，真可怕。
我在写报告。旁边，法尔贝尔脑袋伏在手上睡着了。他原是为了拿烟草出来一会儿并报告一下伤亡情况的。他就这样在打开的烟盒上面睡着了，手里还捏着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烟。角落里还有一个人在低声说话，并一口一口地吸烟。只能听到个别的字句。
“我的偏偏卡住了，只好用鞋后跟把它蹬开，然后向帕甫连科要了子弹，他却脸朝地伏在那里，一种灰色的东西流出来……”
后来伊戈尔突然出现了。他站在我面前并且在笑。他的胡子不是小而黑，而是像那位反坦克手一样，嘴角上的胡子威武地翘起来。我问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他的胸前，就在制服上画着一只用爪子抓女人的苍鹰。苍鹰只有一双眯缝着的眼睛，也在笑。我要制止它笑，要把它从制服上撕下来，我刚伸出手去，便有人抓住我的肩膀，并摇晃我。
“中尉……喂，中尉……”
我睁开眼睛。
没有刮胡子的脸，灰色冷漠的眼睛，骨胳突出的高鼻子，被帽子子压服的头发，最普通的疲惫的脸孔，有点过于冷漠的眼睛。
“醒醒吧，中尉，你的头发要烧着了。”
碟子里的灯芯就在我的脑袋边可恶地冒着烟。
“您要什么？”
灰眼睛的人脱掉帽子，把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我姓阿勃罗西莫夫，我是团参谋长。”
我站起来。
“您坐下，”他忽然又用“您”称呼。“您是凯尔任采夫中尉吗？代替崔盖金的新的工程师？我是从您的报告中知道的。”
“是的。”
他用手摸一下脸和眼睛。有一段时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冒烟的灯芯。可以感觉到，他也和我一样，极度疲倦了。
我向他汇报情况。他留心地听着，不插话，用手指甲在抠桌上的木板。
“您是说，彼得罗夫牺牲了？”
“是的，可能是神枪手干的，正中脑门。”
“是这样……”他用下牙咬着上嘴唇。
“总的说，伤亡相当严重。25人牺牲了，将近50人受伤，一挺机枪报废——枪杆被弹片打坏了。”
“比邻是什么部队？”
“左边是我们团的第二营，右边是……”
我在思索。法尔贝尔告诉过我，可是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右边是第45营，大尉同志。”丘马克插话说。他就站在我旁边，双手插在衣袋里，“他们的代表来过，我们确定了联络点。”
“第45营……”阿勃罗西莫夫思索着说，一边站起来，一边扣棉袄的扣子。
“好吧，凯尔任采夫，我们再视察一下防线，以后，以后你就要指挥一个营了。”
他仔细地看着我，好像要对我作出评价，一面仍在扣扣子。扣子太大了，怎么也扣不进扣眼里去。
“克里宪佐夫营长阵亡了，是被炸弹直接炸中的。没有办法，只好由你暂时指挥这个营了……”
他向丘马克转过身去：“化学家被炸断了一条腿，被送到对岸去了。好，我们走吧，工程师，也许称营长更确切些。”
只是在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在旮旯里有两个联络员在忙碌，两个人都在船形帽上别着从罐头盒上剪下来的黄色金星。
我们走到上面，门口站着哨兵。我已经认得他，他姓卡拉宾，腮上有颗大痣，是个优秀射手，我亲眼看见他击毙了四个鬼子。他是科斯特罗马人，家里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
院子里很凉快，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新鲜空气。天空晴朗，繁星密布，大熊星悬挂在玛玛耶夫土岗的上空——斜照着，十分明亮。头顶上的什么地方，一架“玉米机①”像摩托车一样发出辘辘响声，十分单调，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走似的。我仔细瞧一瞧，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它向玛玛耶夫土岗飞去。右边，大概是在“红十月”工厂上空，出现了约莫十颗信号弹，散发出点点金星。周围完全没有枪声，一片静寂。
［注①：玉米机——是当时苏联的一种轻型夜袭低飞教练机的诨名。］
我们顺着堑壕走。战士们一个个都穿上了军大衣，步枪挂在胸墙上。“玉米机”在玛玛耶夫土岗后面的什么地方轰炸，可以看见闪光。德寇的探照灯在搜索天空。白天被我们打坏的三辆坦克，现在还在燃烧，令人讨厌的刺鼻的浓烟笼罩着我们的战壕，风正好往我们这边吹。
我和大尉在左翼的一堵墙的洞口分手，再过去就是第二营了。
“好吧，你注意点，营长，可别丢脸，明天还会有激战……弹药我会送来，明天拂晓前就把炮送到。有了炮毕竟要好些，
”
接着他便与自己的通讯员朝坍塌了一半的建筑物方向走去了。那边好像是我们友邻部队的指挥所。
有一会儿我还看见他们跃过铁堆，以后就消失了。
我靠在胸堵上，朝德寇的方向望了望，那边没有动静，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地方有点火光，时明时灭，想必是不谨慎的观察哨在吸烟，也可能是什么东西在微微发光。
多么安静啊。
而明天又是一场恶战；飞机、呐喊声、枪炮声。
今天我们总算坚持住了，只有一个地方，在法尔贝尔那边的右翼被德寇逼进了40米。只好调遣鹰钩鼻中尉及其一连人去。他姓拉莫夫吗？好像是一个机灵勇敢的小伙子。我对他今天的战绩很满意。今晨3点，我们就要反攻了……
我到地下室去。
哨亭旁边已换了另一个哨兵——他个子很小，披风拖在地上。我不认识他。
通讯兵在电话里骂人：
“大理石！我是花岗石，你听见没有？大理石，大理石！狗崽子，又抽烟去了。大理石，大理石，要毒死你外婆了……”
角落里放着一堆发黄的稻草。这当然是瓦列加照料我的。我现在要躺一会儿，两小时，像死人一样，整整睡它两小时。
“两个钟头之后，即3点1刻你叫醒我，瓦列加。”
我没有听见答话。我钻进柔软、暖和、散发着家畜汗味的稻草里，立即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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