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马克躺在一张木制单人床上，讲述关于某个战地医院里的穆西娅的故事。
我和卡尔纳乌霍夫则擦拭我们的手枪。
油灯在绿色灯罩下面显得出奇的柔和。
“你知道古比雪夫那边的各种规章制度吗？”丘马克说道，“门是上锁的，有岗哨，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只能在院子里散散步，而院子是巴掌大的地方，四面是墙，中间是柏油地，有几条长凳子，有卖冰淇淋的。你就在这个院子里走一走，议论议论护士们。而这些护士倒还不错——她们很有胆量，只是怕领导。在凳子上她们挨在你旁边坐一坐，或者是靠床边坐一坐，而别的事，你可别想……一句话——不可以……当我还躺着的时候，倒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求，开始时甚至还有点害怕。后来，能走路了，就活跃起来了，感情冲动了，不过，冲动是冲动，却没有什么用。“不可以，病号同志，不允许。您要休息，好好恢复吧……”有什么可说的呢，好好休息。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晚上去看看电影，而影片却全是旧的—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波扎尔斯基》、《性格刚强的姑娘》，而且像破布一样老是断片，还散发出一种石膏的气味。呸！……”
卡尔纳乌霍夫嘴角露出微笑。
“你还没有说到本题，就快点开始讲那位穆西娅吧。”
“会讲到穆西娅的，你别打断我的话。你若是不爱听，就别听，去检查一下你的机枪吧，我是讲给中尉听的，中尉还从来没有住过医院，要教教他。”
他点燃了第二支烟。
”这些烟太淡了，老抽不够……”他示威性地把脸转到我这边来，继续讲他的故事：“就是说，我的手上了石膏绷带，左 骨被打碎了。晚上睡觉很不舒服，老撅着一个钩子。若是伤了肘部以下还好，伤了上肘部或锁骨就槽了，整个胸部要穿上石膏铠甲，胳膊也要放在支架上。这种东西在医院里就叫做‘飞机’。要走动的话，手要向前伸出半米远。我的第二处伤在屁股上，至今弹片还在里面没有取出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而在当时，上厕所却是—件大事，在穆西娅面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她可真好！梳着小辫，白罩衫紧裹在身止，显出苗条的身段，你可明白，她有多么好看。当时我还不能走动，她就坐在床上，用汤匙喂我鸡蛋汤，而我却如坐针毡……后来我们就从窗口爬出来……从澡堂那边很容易跳下去，不过两米高。若是站在暖气上，则你的下巴正好够得着窗台。我和一位大尉躺在那里，他是像你一样的工程师，一位有文化的小伙于，受过很好的教育，战前他是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我和他都穿着男式长衬裤和印着医院标记的睡衣，就从那个窗口俯冲下来。拐角后面有一户我们认识的人家，我们在他那里换了衣服就进城去了。大尉是肚子受了伤，现在已经好了。他首先爬出去，然后他抓住我的石膏绷带的钩子，把我托出去。我们就是这样出来的。看门人发现我们后，就把窗户关上了——这时我们就得找窍门，沿着水管爬下去。我们还是能下去！……当时还有一个缺一条腿的人，他用一只手拄着拐杖，像长尾猴一样跃过去，只是把墙灰擦落了一些。人总是会想出办法来的，就是把他埋在地下，他也会冲出来。”
卡尔纳乌霍夫笑着说：“在巴库，我们也常常去偷看电影。只听见窗外啪－啪－啪——一个接一个跳过去了。电影快完了的时候，病房里就只剩下躺在床上的病人了。”
“电影什么……”丘马克没有回头，打断了他的话。“在6号病房，我们做了一个绳梯，真的，还带有必要的踏板。使用了两个星期。那边有一裸大树遮住了窗户，谁也看不见。后来为了迎接一个什么首长，他们要洗擦窗户，就把我们的梯子拆掉了。全病室的人都被女外科主任传去问话了。但也没用。第二天，他们又从7号病房里溜走了……”
原木中间，耗子在抓挠什么东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上面很远的地方有稀疏的炮弹的爆炸声。
黄胡子的地精坐在蛤螟菌上，吸着又长又奇持的带盖的烟斗；小天使在浓黑的天空中飞舞，哈巴狗惊讶地望着翻倒的墨水瓶。有人给希特勒的像加上了胡子和莫伯桑式的阔绰的唇髦，他现在很像理发店招牌上画着的人。
在隔壁掩蔽所里躺着的伤员不断地要水喝，但水只能勉强维持，20个人只有两个德国保温瓶的水。
一天之内我们击退了敌人7次进攻，牺牲了4人，伤4人和损失一挺机枪。
我用油拭擦了手枪并把它放进枪套里，然后躺在床上。
“怎么——睡觉了，中尉同志？”丘马克问道。
“不，随便躺一躺。”
“听得腻烦了？”
“不，不，你讲吧，我在听呢。”
于是他又继续讲下去。我侧身躺着，听着他讲这个关于使人倾倒的战地医院护士的无尽的故事。我看着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的卡尔纳乌雹夫那穿着海魂衫的身影，看着他那由于拭擦手枪粘上了油而闪着亮光的粗大的手指。一撮头发落在眼睛上，为了不致使脸粘上油污，他用臂弯不断地把头发推回去。很难相信，就在一两个钟头之前我们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把伤员们从又窄又难走的掩壕里拖回来，现在正坐在被切断了一切联系的小块阵地上。
“在医院里毕竟还是很好的，丘马克？”我问道。
“很好。”
“比这里好？”
“还用问吗。你可以像骟猪一样躺着，什么也不想，只长膘，睡觉，做做理疗。”
“你就不想回到自己人那里去吗？”
“什么自己人？”
“团、弟兄们。”
“当然想。所以我才提早一个月出院了。伤口还没有好，我就出院了。”
“你不是说医院里很好么，”卡尔纳乌霍夫笑道，“长膘、睡觉……”
“你咧嘴笑什么？你好像没有住过医院、不知道似的。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你坐在这里，却想着医院，在那里可以装傻，躺在干净的被褥里舒服舒服；而当你躺在那里的时候，你又不知道怎么才好，却想着前线，想着弟兄们。”
卡尔纳乌霍夫把手枪收起来。他有一支缴获的很大的“瓦尔特”手枪，这种手枪的把握起来特别舒服。
“丘马克，你住过几回医院？”
“三回。而你呢？”
“两回。”
“我可是住了三回。两次住在陆军医院，一次在后方医院。”
卡尔纳乌霍夫笑了笑。
“有点奇怪。回来的时候，回到前线的时候，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慢慢才能习惯。对不对？”
“从陆军医院回来时还可以，那里住的时间不长，而从后方医院……从古比雪夫出来时，我甚至很尴尬，听见地雷爆炸，就要蹲下来。”
丘马克和卡尔纳乌霍夫两人都笑了。
“真是怪事，中尉同志，”卡尔纳乌霍夫说，一面在棉裤上擦他油污的手，“当你坐在战壕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你的窑洞更好更安宁的了，我们的营指挥所好像就是后方，而团部或者师部则是……战士们甚至把所有住在岸上的人都称为后勤人员。”
“不过你还没有见过这样一种人，”丘马克打断他的话(丘马克是不能坐着不说话的)，“他们坐在离前线１００公里的地方，却捶胸顿足地说，他们是前方战士。在我们的医院就有一个……”
他突然停了一下，眼睛盯在门上。
“你这是从那里来呀？”
卡尔纳乌霍夫也朝着门看。
瓦列加……真是瓦列加本人——大脑袋，凸前额，穿着不相称的大皮鞋，袜子翻过来盖在上面。他站在门口，穿的好像是我的军大衣，一直拖到脚后跟，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你是从哪里来，瓦列加？”
“从那边……从自己人那边来……”
他不自然地行举手礼。这方面他从来都是做不好的。他把袋子从背上卸下来……
“我带来了罐头焖肉，军大衣……”
“你疯啦？”
“干吗疯？一点也不疯。还有给您的字条。”
“谁写的？”
“参谋长哈尔拉莫夫给我的。”
“是他派你来的？”
“根本不是他派的，而是我自己来的……”瓦列加从袋子里取出罐头和两个大面包，“我在装袋子，而他和一个从团参谋部来的人在谈什么，他们说，要和您取得联系，我便说，我正好要到您这里来，他们马上就在找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这个纸条交给我。”
他和所有的士兵一样，口袋里总是塞得满满的纸和文件。他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用从笔记本里撕下的折成4折的纸送给我。哈尔拉莫夫用工整的字迹写着：
“5·10·42·12·15
飓风指挥所
中尉同志，鉴于31号进攻命令，特此报告：今天4点我们决定进攻，目的是要与您的右翼联合，切断潜入峡谷的一股敌军，并消灭他们。我通知您．您得到了7个补充人员。暴风雨来电话说，有一位代替您的指挥官到了，我还没有见到他。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中尉同志。阿勃罗西莫夫大尉和几位军官今天一早就来了。坚持住，中尉同志，我们会支援您们。
哈尔拉莫夫中尉(签字)”
他的签字有部长派头：笔触奔放，斜体字，还带一个巴洛克式的大写字母“x”，并且有许多花字尾、括号、句号，就像许多小鸟在周围飞舞一样。
我把字条撕碎烧了。哎哟哟，哈尔拉莫夫，哈尔拉莫夫！居然想到穿过前线送条子！本质并不坏，而且是个尽职的小伙子，只是心里感到难受……
瓦列加用德寇的一端带有小轮子的启罐头的刀子在开罐头，但怎么也启不开。他甚至也不问一声我饿不饿。我也没有问他，我怕保持不了应有的口气。是他们——卡尔纳乌霍夫和丘马克问了他。瓦列加不大愿意地回答他们。
“只是军大衣有点碍事，太长了。其他都没有什么。那边，左边一点，在他们的两个战壕之间有一个缺口，白天看得见，但夜里……要把罐头热一热吗？中尉同志？”
“不，不用热，而且也没有东西来加热呀！”
“你没有想到把煤油炉带来吗？”丘马克笑了。
瓦列加没有回答，而是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德国酒精炉和—些像糖一样的白色干酒精块，默默地、一本正经地放在桌上。
“不用了，瓦列加，就这样吃吧。”
于是我们4个人便津津有味地把罐头全吃光了。罐头焖肉——毕竟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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