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点半，3点3刻，4点。我们等待着。4点半……5点……仍然是一片静寂。6点……7点……天亮了。我们等烦了。
就是说，又是一天。
整个上半天德寇都用中型的、甚至是重型的迫击炮轰击我们。到3点钟的时候，我们16个人只剩下12个了，昨天受伤的4个人
现在快要死了，我看是由于血液中毒，有一个人染了破伤风。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菌。他是个中年人，40岁上下，他右手的下肘部被子弹打伤。他一直害怕会被截去一只手。我眼看着他死去，战前他是一个金属旋工。
“缺一只手？那怎么得了。”他说道，一面小心地把那只系在用子弹盒做成的夹板上的右手放在膝盖上。“缺一只手无法工作，还不如缺一条腿好呢。”
他用询问的目光时而看着我，时而看着卡尔纳乌霍夫，仿佛我们的意见有某种价值似的。我们安慰他说，骨头会很快愈合的，肉也会长出来；而且，既然手指能动，就说明神经没有受伤。这使他放心。他甚至还给我们讲到他战前旋工车床上所作的改良。后来他的脸开始抽搐，咧开嘴，显出可怕的紧张的怪笑，并全身抽搐起来，脚后跟和后脑壳顶在地上，弯成像弓一样。他大喊大叫，无法直起来。
“这是破伤风。”卡尔纳乌霍夫说道，“我们医疗所有一个人就死于这种病。”
两小时后，伤员就死了。
他叫费先科，我是从士兵名册上知道的。我似乎熟悉这个姓氏，后来想起来了。我从布雷场回来的那天晚上，两个战士在战壕里，其中一人就是他，当时他们怎么也无法向通讯员说清楚营长在那里。
一颗120毫米的迫击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掩蔽所。从理论上讲掩蔽所是经得住的，因为它有由25公分厚的原木组成的4层盖板
做顶，上面还披上了土，但实际上却被炸坏了，盖板虽然经住了，但爆炸时护墙板被掀绰了，土落了下来。
我们转移到安置伤员的相邻的掩蔽所里。这里有4个伤员，一个在说胡话，他头部受了伤，不断地在谈论什么锌制洗衣盆，然后是呼唤什么人，然后又是洗衣盆。他脸色腊黄，眼睛一直闭着。他大概也要死了。
迫击炮在周围不断地呼啸和爆炸，所以没有去掩埋死人。我数了一下，一分钟内就有6次爆炸。有一些间歇，但每次不超过5至7分钟，在这7分钟里我们只来得及整理一下自己，并检查一下，监视哨是否还活着。
我们3个人——我、卡尔纳乌霍夫和丘马克——共抽着口袋里所能搜到的最后一支烟，它一半是烟草，一半是面包屑，再也没有烟了。旧烟头也被抽完了。
水也快完了。一个保温瓶被弹片打中，等我们发觉时，水已差不多流完了：我弯下腰去拾铅笔，摸到的却是一滩水。在另一只瓶里最多也不过是10公升水，伤员老是要喝水，我们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他们喝。有一个腹部受伤的人，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喝水的，他却一直请求：“那怕一滴水也好，中尉同志，那怕一滴水也好，嘴大干了……”而他瞧着你时的那种眼神，简直要使你钻进地里去。机枪也需要水。
3点钟以后，德寇开始进攻。这次进攻一直延续到晚上：进攻、炮轰、进攻．又是炮轰，轮番交替。
我们击退最后一次进攻时已完全精疲力竭了。机枪上的水像茶炊一样在沸腾。
到那里去弄水呢？如果没有水，明天机抢也将无法使用，这就意味着……
晚上我们进行了总结。
人——11个：我、丘马克、卡尔纳乌霍夫、瓦列加、两个联络员，4个机枪手(每挺机枪2人)，一个列兵——就是和我们坐在战壕里的那个西伯利亚人，老兵，他的左手一个手指被打掉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此外是3个伤员。说胡话的那个伤员，傍晚死了。我们把他抬到掩体里。在那里我们把所有的尸体都堆在一起。
我们有4挺机枪，两挺被打坏了。供德制机枪用的弹药很充裕，而供我国造的机枪的弹药却只能勉强对付半天了。
但主要的问题还是水。没有水，这些子弹也是一文不值。难道我们的人今晚还不来和我们联络吗？不可能不来。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力量永远坚持下去，而如果我们被消灭了，那么团的这个高地也就完蛋了。
烟瘾上来，头却发晕了。瓦列加从德寇尸体那里找到一支揉皱了的潮湿的纸烟，我们轮流着，每人深深地吸上一口，闭上眼睛，手指头都被烧坏了。两个钟头后我们也想喝水了。保温瓶里最多不超过两公升水——这是绝对保证给机枪用的水。
联络员不知从掩蔽所底下的什么地方弄到了一打又肥又馋人的鲜鱼，是用纸皮包着的。我不由地流出了口水。银白色的、平滑而又柔软的背脊，头上有露水般的小油珠，真想吃他一口。我爬出掩壕，把它们朝德寇的方向扔出去，尽可能扔得远些，然后又回来了。
伤员们安静了下来，只是呼吸很困难。他们躺在地上。我们帮他们把军大衣垫在下面。这里比正式建造的掩蔽所要小得多。用木板钉起来的桌子，上面铺上报纸—一就是这些。我们那盏带绿色灯罩的油灯同潮湿的斑斑点点的侧板衬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油灯是我们从别的掩蔽所带来的，很难理解，它怎么还保存了下来。
卡尔纳乌霍夫用铅笔头在报纸上画了几朵小花。他消瘦了，眼睛下面出现了很大的黑圈。丘马克脱下海魂衫，找衣缝里的虱子。
“应洗一次热水澡了，”他一面抓痒，一面有气无力地说，“我们会合时，我要盖一个澡堂，晚上到伏尔加河去提点水，洗洗澡。我全身痒得很。”
“只要战争不结束，你反正躲不掉虱子。”卡尔纳乌霍夫劝慰他说，“衬衣也不会让你晒干的。拿到伏尔加河去洗一洗就完事了，还谈什么晾洗衣服呢。”
我注视着丘马克紧绷绷的皮肤下面橡皮球一样徽微跳动的二头肌。根据他的身体可以很好地研究解剖学。
“战争结束时，把希特勒和虱子放在一个圆桶里，把他的手捆起来，叫他不能搔痒。”他一边说，一边还在干他的事。
坐在角落里的浅色头发的联络员笑得很开心。看来，他很欣赏这种惩罚的方式。坦率地说，我也欣赏。虱子大概是战场上最折磨人的东西了。
丘马克穿上自己的海魂衫，站起来。
“嗨，来支烟多好啊……”
“是啊，真不赖！哪怕是35戈比一盒的‘摩托’牌香烟也好。3个人抽1支。”
“‘摩托’牌……‘什么‘摩托’牌？幻想终归是幻想……”
“您战前抽的是什么烟，中尉同志？”
”白海’牌和‘劳动’牌。基辅以前就有这种烟，都是两卢布一盒。”
“我也抽‘白海’牌……又醇又好，特别是列宁格勒的。”
“除此之外，您还知道什么烟？”丘马克说道。“大家都想抽‘白海’牌。‘卡兹别克’——这种烟我一天抽两包。那曾经是黄金时代。”
他在掩蔽所里来回踱步，这儿走两步，那儿走两步，双手往后脑壳一抱，伸起懒腰来。
“穿上30公分的查理服，把帽子扣在眉尖上，挽着姑娘们的胳膊，——到普里姆布里去了。”
“战前你干什么活？”
“我？是司机。我驾驶一辆‘吉斯’。后来在‘红色乌克兰’舰上服务，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普里姆布里游逛，穿一条白色小裤子，两条带子拖到腰间，用肥皂把金属牌子擦得锃亮，把舰首旗弄得平平的、干干净净的——只有黑海的舰艇才有这种制服。穿上带接角布的白裤子，进城去了。”
“战前，你除了娘儿们外，还想过什么吗，丘马克？”
丘马克停顿了一下，甚至好像是沉思起来。
“我还想到伏特加酒。还想一些别的。钱多极了。慢慢地就不想做想做科学工作了……”他停一停又说，“而现在呢，瞧……”
“难道泄气了吗？……”
丘马克没有立即回答。他双手插在衣兜里，两腿分开，尽力挑选合适的字眼。
“不是什么泄气……但这是在战争中……”他又停顿了一下，“要知道，在战前，我就是自己的沙皇和上帝。我曾和流氓一起酗酒，和他们是一样的嘴脸……”他轻轻地笑一笑，并用平时的滑头的眼睛向我使使眼色，“同样是形迹可疑的人。不过，总的来说，问题不在这里。”
他在桌子边上坐下来，摇晃着一只脚。他难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在什么地方打圈子，不能说到点子上。
“在塞瓦斯托波尔，比方有这样一件事：在被围的初期，是12月还是11月未？我记不清了。我的一个同志，甚至不是同志，不过是同在‘红色乌克兰’舰上工作过罢了，姓捷连季耶夫，也是海员，后来在岸上，在法国墓地旁边一起挖过战壕。战前我和他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老想把一个女人从我手里夺走。小伙子长得还可以——体格匀称。我可是拳头发痒，打掉了他两颗牙齿……”
角落里一个伤员翻起身来，要求喝水。我们让他吸吮一下湿布——这是现在所能做到的一切了。他把军大衣拉到脸上，慢慢安静下来。我尽量不朝放保温瓶的地方看。丘马克把湿布放在他那里，又回来坐在桌子边上。
“总的说，我并不喜欢他。他对我也是一样……”
卡尔纳乌霍夫坐着，双手垫着脑袋，一双灰眼睛一直看着丘马克。丘马克则摇晃着一条腿。
“我给了他两拳，他却打伤了我的肋骨。有两周或者3周我都不能正常呼吸。但问题不在这里……简单地说，德寇把我的整个背都炸坏了，就在离他们战壕15步远的地方。我曾想，现在可彻底完蛋了，都出气泡了，天晓得，是否完全沉到底下去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却又在我们的战壕里醒过来了。原来，就是这个捷连季耶夫把我背回来了。”
我们坐着沉默了几秒钟。丘马克用手指甲在抠桌子的边。卡尔纳乌霍夫还是原来那样，双手垫着脑袋坐着。油灯的火舌在颤动，火舌的舌尖又长又细，一道黑流延及到玻璃上。
“这个捷连季耶夫后来死了。他的两条腿被炸断了。我是在加格拉的战地医院里知道的。在弥留之际，他要求转交给我一张他的照片……总之，捷连季耶夫已经没有了，还说什么呢……”
他从桌子上跳下来，重又在掩蔽所里走来走去。卡尔纳乌霍夫连头也不扭，眼睛一直注视着他。
“知道吗，战前我也有一些伙伴。这怎么说呢，那是为了不致于一个人喝闷酒。而今……瞧，我有一个侦察兵，你也认得他，营长，就是那个，为了他我们好像还吵过一阵嘴呢。知道吗，为了他，我曾恨不得要咬断你的喉咙哩。还有一个格里曼，是犹太人。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有个家庭，住在某个小地方，一家人全被德寇屠杀了……”
他的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突然转个身，离开了掩蔽所，可以听得见他下台阶的脚步声。卡尔纳乌霍夫重新画他的画。
“你们怎么啦，中尉同志，同丘马克合不来吗？”他头也没有抬，很客气地问道。
“是的，有点合不来。”我答道。
卡尔纳乌霍夫微微笑一笑。
“方才他对我讲了。是由于一个被打死的德寇的事引起的。是吗？”
“是的。他们掏了一个德寇尸体的东西。”
“他说，他当时不喜欢您。”
“有什么办法呢，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啊。”
“那么现在呢？关系好了吗？”
“什么叫关系好了？”
“你们和好了吗？”
“难道我们吵架了吗？不过是他性格有点执拗罢了。他不愿意别人命令他。我喜欢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是那种不执行命令的人，而是像丘马克那样，说话带点儿刺的人。”
“这方面你不反对他？”
“不只是这方面。”
“我认为，您喜欢的不该是这种人。”
“不该是这种人，该是那种人呢？”
“唉，怎么跟您说呢……可以说，他和您不是一样的人。”
“可能。”
不过谈话就此结束。丘马克进来了。
“装水的空桶在那里？”
“什么空桶？”
“就是保温瓶，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没有了？”
“没有。”
“扔到哪里去了呢？”
“我就是问你呀。”
“我出去的时候，它还放在门口，”卡尔纳乌霍夫说道，“它还绊了我一下呢。”
“而现在没有了。我到处找遍了。”
“大概是瓦列加拿走了，去修补被弹片打穿的孔吧。”
“瓦列加在哪里呢？”
“他刚才还在这里，在擦枪，你有什么事？”
“该考虑考虑水的事了，大家都要喝水，丽且机枪也要用水。”
“你有什么打算呢？”我不明白地问。
“随便想到……老兵说，好像听见有潺潺的流水声。他站在峡谷的左面，他说——有潺潺声。也许，有什么泉水呢。”
“哪里有什么泉水，是油槽里的煤油在流吧。知道吗，夜里可以听见，不超过200米远的距离。”
“为什么不去查看一下呢。”
“如果你愿意，你就去查看吧。”
我们把剩下的水倒在军用饭盒里，甚至还不满两饭盒的水。丘马克把保温瓶背在背上，就出去了。5分钟后瓦列加突然出现了。他坐在角落里擦自己的冲锋枪，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似的。
“你到哪里去了？”
“我哪里也没有去。”他一面说，一面用小木片在套冲锋枪里的脏东西。
“桶你拿了？保温瓶。”
“拿了。”
“你干吗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呢。”
瓦列加看着我，带点责备的意味说：
“是您自己说没有水了。”
“那又怎么样？”
“我就去打水了。”
“打水？”
“是呀，去打水。”
“到伏尔加河去打水吗？”
“不，没有到伏尔加河。”
“那你好好说，打回水来了吗？”
“没有打到水，带回了葡萄酒。”他说道，仍专心一意地擦他的冲锋枪的后挡板。
情况慢慢地问清了。早在白天他就标好了路线：在桥右边的一条小道，在第三营那边。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有什么好说的呢，告诉您，您就不会让我去了。”
简单他说，他并没有到达第三营，而是意外地发现了德寇的一个厨房。
“在路基那边，晚上，一个高大强壮的汉子骑着马，大概是回家。我爬近一看，那边正好有个活动小屋，一条水沟。他们正往沟里倒脏水。两个德寇坐在那里吸烟。在黑夜里只看见一点火光。他们操着自己的语言在小声说话——嚎、嚎、嚎……后来其中一人用打火机打火点烟。我看见厨房里放着几个保温瓶，就像这个一样。只有5步距离，我想，大概是茶或者咖啡。他们还在叽哩咕噜、叽哩咕噜说个设完。后来一个人走了，留下一个，仍在坐着抽烟。我等着，等了10分钟。整个肚子被脏水泡湿了。后来，他整理一下衣服就走了。我走进厨房里，立即拿了一个保温瓶，把我的空保温瓶留下……他们要骂街了。”
瓦列加从骡嘴角里稍稍露出一点微笑。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少见的。
“葡萄酒——糟透了，简直是酸汤……正好给机枪用。”
我们每人喝半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尝，解解馋。然后就睡觉了。
我梦见了黑海。我从悬崖上跳进透明的、被太阳光束照得发颤的水中，而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水母——大的和小的，宛如一把把小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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