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进攻没有成功。我们坐在堑壕里并注意着相互的射击。德寇不停地用机枪扫射，一梭梭子弹相庄、相交，高高地飞入天空，峡谷那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迫击炮的爆炸声。然后静寂一会儿，10分钟后又打一阵炮。后来他们也停下来了。只剩下平常的有规律的射击了。我们回到了窑洞里。
直到早晨我们都没有睡。谈话也没有精神，没有烟抽使我们变得心情焦躁。伤员们一直要求喝水。拂晓前又死了一个伤员。
7点钟飞来一架德国侦察机，不停地发出嗡嗡声，盘旋时驾驶室的玻璃发出闪光。后来，毫无准备的德寇又发动进攻。
我们4挺机枪阻击他们的进攻。两挺是机枪手操作的，一挺由丘马克和卡尔纳乌霍夫操作，另一挺由我和瓦列加操作。联络员和老兵则把守两翼。
太阳正在我们的背后，对射击很有利。
后来射击开始了。我们把机枪放下，蹲起来，弹片在我们的头上乱飞。这时我才发现，瓦列加瘦得多么厉害，两颊完全陷下去了，长满了皮癣，眼睛又大又严肃。他蹲下时，两膝几乎碰到了耳杂。
一颗炮弹就在离我们几步远的过道里爆炸了。
“恶棍！”瓦列加骂道。
“恶棍！”我也重复一句。
扫射连续了20分钟，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倦。后来我们把机枪拖到平地上，等待着。
丘马克在挥手。我只看到他的头和手。
“左边的两铤机枪被打坏了。”他喊道。
我们剩下3挺机枪了。
我们又击退了一次进攻。我们的机枪也发生了故障。这是一挺德国机枪，我不大会摆弄它。我叫丘马克来。
他沿着堑沟跛着腿跑过来，弹片打伤了他的臀部。他右耳上面的水兵帽穿了一个小洞。
“那两挺机枪都报销了，”他一面说，一面取出枪机，“成了一堆废铁。”
我没有答话。丘马克随手摆弄了一下机枪便把它放回去，发了一梭子弹，一切正常了。
“子弹够用吗？营长？”
“暂时还够用。”
“那边窑洞里还有一箱子弹，大概是最后一箱了……”
一颗炮弹击中了他。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从他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们不退吧，中尉？”他的嘴唇几乎不能动了。嘴唇干燥，已完全变成白色。
“不退！”我说。
他伸出手来，我握住它，用全身力量握住它。
后来西伯利亚老兵牺牲了。
我们继续射击，机枪晃动着，像害了寒热病一样。我感到，一道道汗水正从胸部、背上、腋下往下流淌……
前面是讨厌的灰色的土地，只有一处是弯弯曲曲的灌木，就像是患了风湿症的手指一样。再后灌木也没有了——被机枪扫光了。
我已不记得德寇出现了多少次。一次，二次，10次，20次。脑袋嗡嗡作响，也可能是头顶上飞机在盘旋？丘马克在叫喊什么，我已什么也分辨不清了。瓦列加把一梭又一梭子弹递给我。子弹消失得多么快呀，周围尽是子弹壳，已没地方伸脚了。
再来一梭！再来……再来……瓦列加！他把子弹箱拖过来。他的屁股可笑地抖动着——向左，向右。汗水流进眼里，发热发酸。
再来！……加油！……
后来出现了一张脸——红色的，没有戴帽子，满面红光。
“中尉同志，请允许……”
“走开……”
“您已经受伤了……”
“走开。”
那张脸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某种白色的，或黄色的，或红色的东西，一个盖住另一个。在电影里就常有这样的东西：扩大了的圆圈，上面是题词。圆圈不断扩大，变得更白，更没有颜色了，并且颤动起来。然后突然散发出氯化氨的气味，圆圈便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张脸，一绺金发，敞开的领口，眼睛，欢笑的蓝眼睛，什里亚耶夫的眼睛，金发也是什里亚耶夫的。还有带绿色灯罩的油灯。氯化氨气味很重，使我流出眼泪。
“你认得我吗，工程师？”
是什里亚耶夫的声音。有人在摇撼我，搂着我。谁的领子落到我的嘴里——粗糙的并且带刺的。
当然，这是我们的掩敝所，还有瓦列加，哈尔拉莫夫，什里亚耶夫，真正的、活着的、可以模到的、长着一绺金发的什里亚耶夫。
“喂，你认得我吗？”
“我的天啊，当然认得！”
“唔，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我们互相握着手，摇晃、欢笑，不知说什么是好。所有周围的人都笑了。
“小心点，上尉同志，他们是伤员，您会把他们摇坏的。”
“这当然罗，瓦列加。”什里亚耶夫摆摆手。
“那算什么伤员，不过是擦伤了皮，明天就会好的。”
我感到全身无力，头晕，特别是转身的时候。
“想喝一点水吗？”
我还没有回答，便感到了带酸味的罐头盒顶着我的牙齿，一种清凉的愉快的东西流入了我的全身。
“你是从哪里来的，什里亚耶夫？”
“从月亮上掉下来的。”
“不，我是说正经的。”
“什么叫从那里来的？接到了命令。这就够了。做你的营长，你不高兴吗？”
他一点也没有变化，甚至也没有变瘦，仍旧是那样结实，大骨架，服装整齐，帽子盖住一个眉毛。
“你有点儿……瘦了，”他说道，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宽大的白牙齿，而且这种表情一直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失，“你没有很好休息。”
“是的，休息是少了些……不过，等一等吧。您这是从哪里来呢？”
“从哪里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来了，这不就够了吗？”
“德寇呢？”
“德寇就是德寇。他们从峡谷里逃跑了，还留下两个俘虏呢。”
“你们的人多吗？”
“怎么说呢，有两个营，你的营和第三营，５０个人。”
“50个人？”
“50个人。”
“你说谎！”
他又笑了，周围的人也笑了。
“干吗要说谎呢。你认为很多吗？”
“你说呢？”
“要看怎么说……”
“等一等……那么桥呢？桥怎么样了？”
“那边还有5个人，”哈尔拉莫夫插话说，“不过他们也不会久待。”
“很好，简直好极了。而丘马克、卡尔纳乌霍夫呢？”
“他们活着，活着……”
“谢天谢地。再给我喝点水。”
我又喝了半杯水。什里亚耶夫便站起来了。
“好好调理一下自己，我到那边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晚上我们谈一谈，我们还记得奥斯科尔，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我们曾一起坐在河岸上，你记得吗？”他伸过手来，“是啊，你记得费拉托夫吗？他是个机枪手，中年人，喜欢唠叨。”
“记得。”
“德寇坦克把他压死了。他不肯离开自己的机枪，于是就和机枪一起被压死了。”
“可怜这老兵。”
“可怜，是一个很好的老兵。”
“非常好的人。”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
“好吧，我走了。”
“躺下吧，就是说，晚上见。”
于是，他把帽子往左眉毛一端一扣就出去了。
瓦列加从衣袋里掏出用纸包着的烟叶递给我。
晚上，我和什里亚耶夫坐在营部指挥所——路基下面的大管子里。
我受的是轻伤——额门上擦破了皮，头发下面有一道伤痕。我甚至还能喝酒，当然是少量的。我们喝了一种很难闻的东西——既不是酒精，也不是手工酿的白酒，吃的是咸鲱鱼，就是我们以前不吃而扔到山丘上去的那些鲱鱼。当然，瓦列加当时是不能容忍这种做法的。
“难道可以随便扔掉吗？上次您喝酒时还说过：瓦列加，要是有点鲱鱼吃多好……”于是他把鲱鱼切成整整齐齐的片，去掉刺，晾在从哈尔拉莫夫的收藏中偷来的报纸上。为了这，他们之间还常常闹磨擦呢。
我们坐着喝酒，回忆着6月、7月，撤退初期以及在棚子里我们分手时的种种事情。打这之后，什里亚耶夫几乎损失了一个营，德寇在康捷米罗夫卡附近包围了他们，他本人也险些儿做了俘虏。后来他和4个战士来到维约申斯卡亚，在那里又差点儿碰上德寇，好容易才摆脱出来，穿越了顿河，在顿河下游投奔了一个由被击溃了的残兵组成的师里，在卡拉奇附近作过战，受过轻伤，来到斯大林格勒后加入了前线后备军，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月。现在接到命令任我们团的营长。
我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端详着什里亚耶夫，想尽量在他身上找到一点变化。不，他完全和从前一样，甚至从他敞开的领口上面出来的汗衫上的那块蓝三角也是原来的。
“关于马克西莫夫，你没有听到一点消息吗？”我问他。
“没有。我听一个人说，记不清是谁说了，好像在顿河的这一边看见过他。不过，不大可能，这边我都走遍了，可一次也没有碰到他。”
“我们的人当中你碰见过谁呢？”
“我们的人？”什里亚耶夫皱皱眉头，“我们的人……有几个连长。戈格利泽是侦察兵队长，他坐在车上经过时，向我招过手。此外，还有谁呢，营卫生所里的一些姑娘，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贝斯特里茨基……对了！”他用手掌拍一下桌子，“差点忘了，还有你的朋友，化学家，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伊戈尔？在哪里？”我甚至跳起来了
“5天前，他已经在这边了。”
“你瞎说。”
“又瞎说。他在‘红十月’工厂，在第３９师。”
“在第39师？”
“不知为什么，他现在不是化学家，而和你一样，是个工程师。搞搞地雷场、应用地雷及诸如此类令人讨厌的东西。”
“而你去第39师干什么？”
“没有干什么，完全是碰巧。我去找陆军司令部，有个糊涂人告诉我，司令部在巴尼峡谷里。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而在那里，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到处是浓烟、灰尘，见鬼……3步以外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正好碰上‘鸣禽’的空袭，我就跑到掩壕里去，其实也不是掩壕，而是一个可躲避的地方。后来我看见有—道木门，我想就到那里面去吧，总可以退避弹片，我就爬进去了。敌机飞走后，我正要离开，忽然有人抓住我的手，回头一看——正是你的伊戈尔。开始我甚至不认得他，他胡子剃掉了，全身黝黑，只是凭眼睛才认出了他。”
“那么，他活着，健康吗？”
“活着，健康。当然，也问到了你。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们都只好表示遗憾。后来他说，好像你在第184师，只是怕数字记错了，但我还是记下来了，决心一定要去找你。现在师里的空额很多，这你是知道的。在陆军司令部我要求到184师去，他们热烈欢迎。而在师部我查出了你的团。”
“你真棒！”
“瞧，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那么，你见到谢迪赫吗？”
“没有，没见到，也忘了问一问。我们总共只谈了10分钟。”
“他的烟盒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是分别时他赠给我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赛璐珞烟盒。
“一个很好的烟盒。”什里亚耶夫说。
“是一个好烟盒，是他自己做的。我们当时待在拖拉机工厂，你知道吗，那里有多少这样的赛璐珞啊。”
“做得真好。真是他自己做的吗？”
“是他自己做的。”
“那么小盖子上的花是谁刻的？”
“是我。这是花字图案，是直接用刀子刻出来的。”
“真棒。你只有这一个吗？”
“只有一个。我的那一个已经送人了。这是谢迪赫送给我作纪念的。是个好小伙子。”
“是好小伙子。”
“只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地球竟是绕着太阳转的，而不是相反。”
什里亚耶夫还要给我倒酒。
“我不能再喝了，”我说，“我的头已经晕了。”
随后来了阿勃罗西莫夫——团参谋长。他脸色苍白，显出不满意的样子。他说，师长差一点把他撤了，因为在前一个晚上，不是这个晚上而是前一个晚上，他中断了进攻。不过他有什么办法呢——是团又准备换防。后来撤销了。
他和什里亚耶夫到前沿阵地去了。而我和哈尔拉莫夫则准备交代营的材料。
12点什里亚耶夫回来了，我把营交给了他。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和瓦列加到了河岸上，卡尔纳乌霍夫和丘马克仍旧留在前线，因此，我们没有同他们告别。
哈尔拉莫夫伸过手来。
“如果在岸上感到寂寞的话，就来看看我们。”他用和善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感到有点难过，因为我已经习惯于和我们的营在一起了。站在入口处的一个战士——他的姓又长又奇特，我怎么也记不住——甚至行了举手礼，把步枪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您要离开我们了，营长同志。”
“要离开了。”
他咳嗽了一下，重又行举手礼，这一次是告别了。
“来看我们，不要把我们忘了。”
“一定，一定。”我说，于是扶着瓦列加的肩膀，从掩壕里走出来。那位姓很奇特的姓的战士有礼貌地从后面轻轻推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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