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夜，没有里星，只有几个模糊的隐隐约约的斑点。周围一片静寂，高地上有轻轻的几声枪响。
脚下尽是各种垃圾。有一次我差点儿摔倒了，被电线缠住了。
有一个人在被炸毁的桥边坐着，烟卷在闪着火光。
“什么人在抽烟？”
“这里反正谁也看不见的。”黑暗中有人小声回答。
是法尔贝尔的声音。
“您在这里干什么？”
“不干什么………吸口空气。”
我靠近他。
“吸口空气？”
“吸口空气。”
不知为什么我也坐了下来。法尔贝尔再没有说话，只是坐着吸烟，我也吸起烟来。我们沉默着。我不知道能同他谈点什么。
“音乐会要开始了。”法尔贝尔突然说。
“不见得，”我答道，“不知为什么德寇的‘蠢驴’飞机已沉默两天了。”
“不，我不是说这个，而是说真正的音乐会。那边已经安上了扬声器，将播送新闻，然后是音乐会。昨天就是这个时间播送的。”
“是莫斯科电台播的吗？”
“大概是莫斯科电台播的。”
一列战士过去了，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他们在搬运地雷和炸药。听得见碎石在他们脚下撤落的声音和战士们失足时的骂声。20分钟后他们回来了，过半个小时他们又去。绊倒的时候，他们就骂天太黑和地上的铁块堆得太乱，骂希特勒和骂一下子要他们搬运4个营的地雷的小队长。一夜他们要走6至8个来回。白天便把它们全部用完。太阳刚刚下山，他们就要上岸，从岸上到前沿阵地，再从前沿阵地到岸上，彻夜不停。
“连里的情况如何？”我问道。
“没有什么。”法尔贝尔冷漠地答道
“现在你们有多少人？”
“和原来一样，从来没有超过18——20人。一齐过来的老战友几乎一个也没有了。”
“补充的人员呢？”
“补充的是什么人呀！……”
“黄口孺子？”
“他们连枪也没有见过。昨天已炸死一个，手榴弹在手里爆炸了。”
“是啊……”我说，“战争可不是好玩意儿……”
法尔贝尔没有回答，从衣兜里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用自己的旧烟头去把它点着。霎时间照出了他那消瘦的凹陷的脸，骨骼粗大的鼻子和嘴巴上的皱纹。
“您从不觉得生活是件荒唐事吗？”法尔贝尔问道。他怎么也点不着烟——旧烟头太小，已经散开了。
“生活还是战争？”我问道。
“生活。”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有很多荒唐事。不过，您是指什么而言呢？”
“不指什么，一般地议论议论，作一个总结。”
“这不太早了点吗？”
“是早了点。不过有些事情总还是可以作结论的。”
他慢慢地用鞋后跟把烟头踩进地里，火星还在他的脚下亮了很久。
“您难道从来没有思考过过去的生活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不觉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过的是像驼乌一样的生活吗？”
“驼鸟一样的生活？”
“如果作个类比，这大概是最恰当不过了。我们几乎从不把头从翅膀下露出来。”
“您解释解释。”
“我谈的是战争。既是谈我们，也是谈战争。所谓我们，是指我和您以及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没有直接联系的一般人。简单地说，——您过去知道会有战争吗？”
“好像知道。”
“不是好像，而是知道。不仅如此，您还知道自己也会参加战争。”
他深深地吸了好几口烟，并大声地把烟吐出来。
“战前您曾经是预备役指挥员，是吗？第34军事通讯学校……一种高级的军外训练或类似这样的东西。”
“第34军事通讯学校……高级军外训练……预备役排长。”
过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法尔贝尔说这样多的话。
“你们每周有一次军事训练，您总是尽量不参加。夏天有夏令营，搞的是机械式的练兵法；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齐步走。指挥官要求的是准确的转弯，访快的歌声。在战术操上，您躲在灌木丛里，睡觉、抽烟、看看表——离午饭还有多少时间。我想，我大致没有错吧。”
“坦率地说，差不多。”
“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都曾信任别人。‘五一’节盛大检阅时，我们站在马路上，双手插在裤兜里，观看走过来的坦克、飞机和成排前进的战士……啊哈，多了不起呀，多强大呀！这就是我们当时想到的一切。不对吗？至于有一天我们竞不能走柏油路，而只能走尘灰飞扬的土路，背着行囊，要去为不是几百人也是几十人的生命负责……难道我们当时会想到这些吗？”
法尔贝尔说得很慢，甚至有点懒洋洋的样子，时常停顿，每句话之后都要深深地吸一口烟，而外表上他却显得十分平静。从他一口一口地不断吸烟的举动中，从不规则的休止中，从被点燃的纸烟照亮的接在一起的眉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早就想把这一切讲出来了，不过，不是由于没有交谈者，就是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和时间，再不就是由于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原因，所以没有讲出来。我知道，他很激动，但他像这一类型的许多人那样，内向、矜持，他的激动几乎是不外露的，相反，更加克制自己。
我没有说话，只是抽烟，默默地听着。法尔贝尔继续说：“在战争的第四天，在我的面前站着两长排30个好青年——木匠、钳工、铁匠、拖拉机手——他们对我说，你来指挥我们，教我们吧。这是在预备役营里的事。”
“是在工兵营吗？”
“在工兵营。”
“难道您是工兵？”
“是工兵。确切地说，我以前当过工兵。”
“那为什么突然又成了步兵呢？”
“在这之前我是迫击炮手。哈尔科夫旅行之后，我就只好当步兵了。”
“我原来不知道。这么说来，我们还是同学。”
“同学，”法尔贝尔微微一笑，接着说，“所以他们说，去指挥他们，教他们。而在日程表里是：布雷工作——4小时，工事——4小时，桥梁和公路——4小时。他们转换着左右脚站在那里，不时地望着放在树底下的‘士兵背囊’。他们站着，等着我教他们，而我又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只晓得，三硝基甲苯炸药像一块肥皂，硝化甘油炸药像果子冻，战壕可以挖成全侧面，也可以是半侧面。如果有人问我，步枪由几个部件组成，我就只好搔搔后脑壳，然后胡说八道了……”
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来。我以前没有注意，他抽烟那么多——一支接着一支。
“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呢？谁之过呢？像我的队长所说，是别人的过错吗？不，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过错。战前，我简直就对军事不感兴趣。我把夏令营的集训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规定要去，就没法不去)，但又是令人讨厌的义务。知道吗，它不是我的志向，而是一种义务。我的事业是数学或诸如此类的工作，是科学……”
法尔贝尔在口袋里摸索。
“怎么抽烟呢？”他说，“我的火柴全用完了。”
“烟头也灭了吗？”
“灭了。”
“只好等待战士们过来。他们一会儿就要到岸上去。”
“只好等着了。”
于是我们默默地等了—会儿，接着法尔贝尔仍旧用平静的疲倦的声音说：
“我教了他们4个月，您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什么样的教学啊？我能教他们什么呢？我们全营只有一本讲爆破工作的教范，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我晚上看点东西，早上就给战士们讲地雷爆炸结构，而我的手却从来也没有碰过这东西。哎呦……想起这些事就使人寒心。”
战士们过来了，我们向他们借火抽烟。一个战士蹲下来用“打火石”打火。我们轮番地在火上引燃香烟，然后战士们就走了，一个个消失在黑暗中——他们穿着军大衣，上身还罩着密 的棉袄，体形显得笨重难看。
法尔贝尔回过头来。
“一个爱发牢骚的人？是吗？”他很小声地说。
在这之前，他说话时一直没有回过头来．而是凝视着前面的旷野，现在我感觉到他那近视的眼睛在看着我。
“谁是受发牢骚的人？”
“是我呀。您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抱怨、诉苦。对吗？”
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回答他。在许多方面他是对的。
不过，泛泛地谈论过去的事有没有必要呢。分析过去，更确切地说，分析过去的过错，只有当这种分析有助于改正现在和准备未来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老是想着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为此责骂自己的话，是很难生活的。责骂是于事无补的。我想，您现在已经懂得了步枪，并且可以去教战士们了。”
法尔贝尔笑了。
“您也许是对的。”他停顿了一下说，“不过，您知道吗……比方说，我如果是在战前遇到那怕像什里亚耶夫这样的人，我是决不会相信我会羡慕他的。”
“那么您现在羡慕他？”
“羡幕。”停了一下他又说，“在解高等数学题方面我的能力并不差，毕竞是学了8年。但是在对付像偷窃战士们的食品的小队长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上，我就一筹莫展了。”
“您是喜欢自我批评的人。”我说。
“可能是。我想您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您不说罢了。”
“不过，您为什么羡慕什里亚耶夫呢？”
“为什么？……”
他站起来，踱了几步，又坐下来。周围是惊人的静寂，只有很远的地方，在“红十月”工厂后面，一挺机枪偶尔地、没精打采地响了一下。
“因为，看看他，我就越发地感到自己的缺陷。您会觉得这很可笑，不过的确如此。他是一个普通的全面的人。他很轻松地问我会不会游泳，会不会蹬自行车，他不会觉得，这些问题正击中了我的要害。要知道，当我说我打过别人的耳光时，我是在撒谎，其实我从来没有打过别人，我不喜欢打架。不喜欢体育锻炼。而现在，您瞧……”
他突然不作声了，鼻孔发出呼哧的声音。显然，他有点神经质了。我渐渐地开始了解他，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拘谨、内向和沉默寡言。
“没有什么，”我说道，尽量想出一些能给以安慰的事情。我回忆起，我当营长时、是怎样对他叫喊的。“在战争中大家都很艰苦……”
“我的天啊！难道您是这样理解我的吗？”
他由于激动，失去了控制，甚至声音也战栗了。“要知道，曾经给过我前线参谋部的一个很不坏的职位，我懂得几国语言，情报部曾介绍我去做俘虏的工作。而您却说：战争中大家都很艰苦。”
我感到我的确说得不对头。
“您有妻子吗？”我问他。
“有。那又怎么样？”
“没有什么。只是想知道。”
“有妻子。”
“也有孩子？”
“孩子倒没有。”
“您多大年纪？”
“28岁。”
“28岁。我也是28岁。您有过朋友吗？”
“有过，不过……”他停了一下。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可以不说。这不是调查，不过是……得您好像很孤独。”
“啊哈，您是说这方面……”
“是这方面。我相您认识快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以来，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谈话。”
“是的，今天。”
“我有一种印象，好像您有点躲开人，避免与人们来往。”
“可能……”他沉默一会儿说，“一般地说，我很难与人相处，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很难与我相处，我实在是一个很乏味的人，不喜欢喝酒，不会唱歌，总之，我是个不好的指挥员。”
“您这样想是不对的。”
“您去问问什里亚耶夫。”
“什里亚耶夫并没有对您不好。”
“不是对我好不好的问题。其实，这一切并没有多大意思。”
“我看是有意思。我坦率对您说吧，当我首次见到您的时候——您记得吗，在那边岸上的一个晚上，上岸以后？”
法尔贝尔打手势制止我说话。
“停一停！”他用手指碰一下我的膝盖，“听见吗？”
我留心倾听。从伏尔加河对面传来壮美的、有点儿沙哑的长笛和小提琴的声音，由于风向的变化，声音时近时远，在河流上空，在今天被摧毁了的静默的城市上空，在我们的头上，在德寇的头上，在战壕外面．在前沿阵地外面，在玛玛耶夫土岗外面——缓慢地回旋着。
“您听出了没有？”
“是熟悉的音乐……非常熟悉，不过……不是柴可夫斯基？”
“是柴可夫斯基。是第五交响乐的抒情缓调，第二乐章。”
我们默默地坐着听，背后响起一阵机枪的射击声——像缝纫机一样，令人厌烦。后来停止了。
“喂，这个地方……”法尔贝尔又用手指碰碰我的膝盖说，“像一种突发的叫喊声，对吗？在最后的乐章里不是这样的，是同一个旋律，但不是这样的，您喜欢第五交响乐吗？”
“喜欢。”
“我也喜欢……甚至超过第六交响乐，尽管第六交响乐章可以说是最……现在就要播放华尔兹舞曲了，让我们静静地听吧。”
于是我们静静地听着，直到音乐结束都没有说话。我重又回忆起了基辅、皇家花园、栗树、椴树、柳霞、红色鲜艳的花朵、纽襻上戴着点白颜色饰物的音乐指挥……
后来一架轰炸机飞过来。这是一种笨重的有3个引擎的夜间轰炸机。不知为什么我们的人给它起了个浑号——“涝病”。
“很奇怪，对吗？”法尔贝尔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什么很奇怪？”
“所有这一切……柴可夫斯基、这件军大衣，‘痨病’。”
我们站起来，朝法尔贝尔的窑洞走去。轰炸机在一个地方盘旋。玛玛耶夫土岗后面的探照灯射出了光束。我没有回岸上去，就留在法尔贝尔那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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