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干爽的早晨。
苍翠的树叶上泛着灼热的霞光，仿佛把里加市的公园、街心花园、林荫道和大街小巷都映照得更加亮堂。一碧万顷的天幕清晰地衬托出幢幢高楼，如絮的白云向海湾那边缓缓飘去。
最后一批遣返德侨携带行李包裹排列在车站的月台上。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焦虑不安和唯命是听的神情，漾着茫然的殷勤的微笑。孩子们手拉手站着，不时用期待的眼光瞧瞧父母。父母们则不放心东西，一遍又一遍查看着皮箱、包裹和提包是否对数。他们时而偷眼四望，恭候着什么长官来发号施令和进行检查。妇女们提包不离手，那里边显然装着各种证件和顶贵重的东西。
移民们胆怯而疑惑地望望地区会长和区分会会长，对他们的颐指气使早就习以为常，然而今天各位会长和普通侨民毫无区别，一个个显得都很老实。要是哪个移民斗胆上前，向“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的某位领导人请教问题，后者总是洗耳恭听，然后脱下帽子，耸耸肩膀，竭力显示自己并非什么领导人物，也不大了解情况。
只要走过来一个穿制服的拉脱维亚人；会长们也就跟所有的侨民一样，脸上立刻露出讨好巴结的笑容。
但是，除了两三名铁路员工外，站台上并未出现过什么重要角色，可以让人对之表示一点恭顺，献上一点殷勤。
火车进站了。列车员都站到车厢门口，打开手里的涂布票夹——一个公事包，里面有许多小格子。
共有三节车厢专给移民乘坐，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敢坐进去。大家在等候命令。谁的命令？他们不知道。列车停在轨道上，列车员等在车门边，乘客站在月台上。在这奇怪的僵持气氛中，只有那座形状象汽油桶似的车站大钟上，长矛般的秒钟沿着字盘在颤悠悠地走着。
一名铁路工人打这里经过，惊讶地问道：“公民们。你们干吗站着呀？再过十五分钟就开车了！”这时全体乘客才象听到了一声严厉的命令，你推我挤地一齐向车厢冲去。
传来了叫骂声和箱子在过道里碰击的声音。无论是“联合会”的领导人，还是普通会员，不分尊卑高下，人人抢先进入车厢。谁力气大，头脑机灵，顽强凶狠，谁就捷足先登。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不对号入座的车厢，尚属情有可原。不想头等车厢的乘客们也挤得你死我活，叫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座位谁也无权占有，然而他们却挤得比谁都凶。这班归侨吵吵嚷嚷地挤进车厢，各人占据了一块所谓生存空间之后，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安静下来。群情汹汹的时刻刚一过去，他们脸上又恢复了唯命是从的表情。旅客们把列车员当作上司，对他们拘拘束束，笑容可掬，神态紧张地等候他们发出什么指示。
现在旅客们从车厢里不安地瞟着月台，等着那里出现某个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一切的最重要的人物。
这时月台上走来一个穿军装的拉脱维亚人，几百道惊恐不安的目光立刻集中到他身上。这个人从列车旁经过时，旅客们好奇地打量他，甚至从座位上向他欠身致意。
军人走近报亭，那儿坐着个挺漂亮的女售货员。他把胳膊肘儿支在柜台上，摆出一副稳稳当当的架式，让人一看便知：小伙子是既来之则安之，一时走不了啦。
铁架子上的大钟刚刚把它那精工锻造的樱花铁针指到发车时刻，火车便开动了。移民们开始了通常的旅途生活，与这一班长途列车上的其他旅客没有什么两样。
只有一点让人觉得奇怪：他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这三节车厢前面没有站台上常见的那种忙乱、呼叫、祝愿和拥抱。列车离站时，乘客也不探出窗外，挥手绢，送飞吻。没有一个人来为他们送行。他们现在要永远离开拉脱维亚了。对许多人来说拉脱维亚是故乡，他们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人人各得其所，对未来的安定生活充满了信心。在拉脱维亚，他们不曾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饱赏的艰难困苦。现在他们和祖国联系的纽带，仅仅是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爱国心，以及对德国古老传统的虔敬心理。多年来他们欣慰地感到，在拉脱维亚这块土地上可以安居乐业，比国内的同胞们强得多了。他们庆幸的是，德国国内那些政治风暴并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
长期来，“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只是普通德国劳动者的一个文化团体。这些德国人对自己心目中所有真正的德国事物都怀着一片拳拳之诚，他们入会就是为了在其中寻求安慰。但近几年来，希特勒德国的精神在“联合会”扎了根。该会各级领导都成了大小“首领”，他们仿效德国本土同胞的所作所为，采用残忍奸诈的手段在拉脱维亚推行独裁统治。
除了少数人曾在乌尔曼尼斯恐怖时期公开与法西斯分子进行英勇斗争并遭到处决、监禁或被迫转入地下之外，多数侨居拉脱维亚的德国人都已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屈服于大小首领的压力。这些首领们拼命要表示效忠第三帝国，采取了种种丧尽天良的公开和秘密的手段。
虚伪，懦怯，奴性，狂热，以及不仅要统治拉脱维亚人，而且要统治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国被奴役人民的野心，凡此种种，都成了“联合会”会员刻骨铭心的东西。于是沉渣泛起，各种暗藏的劣根性纷纷暴露无遗，至少对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在拉脱维亚一向严守德国小市民道德规范的人是如此。
三节车厢里的乘客只是表面上平静下来，和气的笑脸上还透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
一些人担心，不知道祖国会怎样接待他们，他们能否过上在拉脱维亚那样的太平日子，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污点”会妨碍日后当一名帝国新良民。另一些人确信自己为帝国立过汗马功劳，定会得到很高的嘉奖，但又怕不能顺利地通过国境。第三种人是少数，他们暗暗为离开拉脱维亚而感到由衷的悲哀。拉脱维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依依深情，一朝舍去，怎不叫人黯然神伤。
这，人都互相戒备，生怕暴露出各自的真情实感而招致麻烦和断送前程，他们早已习惯于用虚伪的面具来掩饰一切。因此，移民们在火车上尽量和通常的旅客一样，显得无拘无束，若无其事。
……约翰·魏斯并不急于到硬席车厢里抢个座位。他站在月台上，把帆布旅行包放在沥青地上，他不愿和旅伴们挤来挤去，耐着性子等候轮到自己跨上车厢踏板。
这时帕普克突然走过来，把一个硬化纸板的手提箱放在魏斯的旅行包旁边，手里则提着一只皮箱。
帕普克不跟魏斯打招呼，装着不认识他，只顾看着大伙儿上车。冷不防帕普克一把抓过魏斯的旅行包，飞快地朝软席车厢奔去。
魏斯以为帕普克错拿了他的旅行包，连忙提着帕普克的箱子追上去。可是帕普克恶狠狠地对他吼道：“干吗把你的箱子塞给我？自己找搬运工去！”
魏斯只好走进自己的车厢，占了个上铺，把帕普克的硬化纸板箱子搁在床头。
这一情况叫魏斯十分为难。起先他以为帕普克耍这个把戏，是要查看他旅行包里的东西，不久就会送还给他，也许还会认“错。赔不是。可是后来魏斯越想越觉得不妙。边境的海关人员一定会开箱检查，一旦发现违禁品，箱子的主人就不能出境，现在魏斯是这只箱子的主人了。
把箱子扔掉，或乘机塞到别的乘客的座位下面，这样做帕普克就要破财。自从冯克回国、同他中断了联系之后，利用帕普克的好感是很重要的，魏斯可不能轻易丢掉这种关系。
魏斯绞尽脑汁，要找到一个办法摆脱帕普克设在他身上的圈套。他从铺上垂下腿来，拿出口琴，摇头晃脑地吹起一支蒂罗尔地方小调，所有男人都知道这支小调的歌词，只是在女人面前不大好说。谁知妇女们听到这支曲子后，竟然向这个公开表示归国之乐的调皮小伙子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一个精瘦的德国青年斟了一塑料杯白酒，递给魏斯。
“为元首健康干杯！”他祷告似地把眼睛一翻。“元首需要我们这样的棒小伙子。”
“万岁！”约翰伸手行了个纳粹礼。
瘦子厉声警告他：“我们还没有到家、”说罢冷笑一声：“我俩非亲非故，一会儿别忘了把你的酒也给我一杯，否则就不够意思了。”
一个肥头大耳、后脑勺刮得很干净的中年旅客嘟哝道：“你说的对。我们在拉脱维亚还可以摆摆阔气，回国以后就不该大手大脚。”
瘦子挑衅地问：“你是说，在拉脱维亚有吃有喝，在帝国就没吃没喝，是这个意思吗？”
这位举止庄重的中年旅客眨巴着眼睛，立刻露出一副可怜相，脸上汗涔涔地向瘦子解释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想说，在拉脱维亚应当多吃一些，给当地人少留些食品，回到德国就应当少吃一些，给国防军的勇士们多留些食品。
“得了得了，”瘦子说，“就算让你溜掉了。可是你得请我和这个小伙子的客。这事才算完。”他朝魏斯点点头。“我俩要吃顿好的。你们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能够款待一下未来的国防军士兵，应该引以为荣。”
布鲁诺走进魏斯的那个房间，发现里面正在大吃大喝。中年人拿出了一篮子吃食，自己垂头丧气地缩在座位边上，把桌子让给了两个年轻人。
布鲁诺揭了揭蒂罗尔礼帽，祝大家胃口好，忽然在旅客中发现了魏斯，马上扑过去一把抱住他，这意外相逢使布鲁诺快活得眉飞色舞。布鲁诺急不可待地向魏斯打听好多熟人的情况，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魏斯。
魏斯出于礼貌，只好请他一起到过道里去，因为并非所有的旅客都受得了他那尖锐刺耳的大嗓门。
布鲁诺连声道歉，又揭了揭他那顶插着鸡毛的好笑的礼帽，露出白皙的秃顶，然后把两只手掌支在耳朵边解释道，他说话大嗓门是因为不久前患了中耳炎，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清，现在耳朵治好了，说话的习惯却改不过来：一会儿象个司务长在操场上大喊大叫，一会儿又轻得连最亲近的人都要见怪。布鲁诺不住地并脚鞠躬，一再告饶，最后亲亲热热挽着魏斯的胳膊走了。
他们从过道来到车厢接头处，网纹铁板在脚底下嘎嘎作响，风从折叠帆布的缝隙里呼呼地刮进来。
魏斯凑在布鲁诺耳朵上，把帕普克那只手提箱的事告诉了他。布鲁诺点点头，马上到隔壁车厢里去了。他那副样子，仿佛听了魏斯的一席话之后，再也不愿跟这个倒霉家伙来往了。
然而没过多久，布鲁诺又回到魏斯的车厢，把一只小篮子放到魏斯的铺上，紧挨着帕普克的硬化纸板箱子。布鲁诺说，他离开自已的座位到这儿来，并不是想挤走哪位旅客，大家尽可放心，他就是爱凑个热闹，来耍几套魔术让可敬的同胞们开开心。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纸牌，开始变戏法。戏法很简单，演技也不高明，但是布鲁诺要求在座的人猜牌之前老老实实闭上眼睛。当他叫不出牌名时，他简直窘得无地自容，这倒使大伙儿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布鲁诺随手提起那只硬化纸板箱子，说是上别处去找个舒适的座位，便出去了。
布鲁诺走后，魏斯爬回上铺，枕着胳膊闭目养神。
快吃午饭时，布鲁诺提着箱子又回来了。他再次向旅客们连声道歉，并把手提箱扔到魏斯的铺上。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个油纸卷儿，里面是包得好好的一块夹肉面包。他说现在要美美地吃一顿午饭。
那个中年人递给他一只鸡腿，他婉言谢绝，说自己不想发胖，而想为祖国当一名士兵。这样一来，布鲁诺更加讨人喜欢了。为了不妨碍别人午餐，他爬到上铺，坐在自己的篮子旁边，然后又把篮子搂在怀里。突然，他以惯有的敏捷动作溜下铺来，拎起篮子就走，一边说，他要到一位女士身边找个座位，这位女士的芳龄应在十三岁至一百岁之间。他摸摸自己的秃头，夸耀地说：“如果说我已经失去了发型美，那仅仅由于我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对女性美顶礼膜拜的结果。”
旅客们和和气气目送这个滑稽家伙走了。魏斯也在笑。他爬上铺位时，膝盖重重地撞在放回床头的帕普克的箱子上、魏斯把头枕在箱子的硬边上，心里美滋滋的，仿佛这不是箱子，而是一个鸭绒枕头。
令人担忧的事过去了，魏斯的心情平静下来一看来帕普克箱子里没有什么对他构成危险的东西。魏斯这时才体会到，要戴好这副假面具真是太难了。刚刚把它摘下几分钟，就感到自己仿佛在黑暗中，在濒临深渊的山路上摸索着爬行，小路中断，前面便是死亡，幸而脚下又触到了坚实的土地，他越过一道深沟，回到了小路上。
最近几个月来，魏斯练就了一套本领：几乎是本能地对自己进行冷静而细致的观察。他习惯于象对待旁人那样对自己加以褒贬、好恶、轻蔑或赞赏。有时他把新戴上的面具取下来，好奇地、吹毛求疵地细细观察它的生命力。当他发现自己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这副面具时，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慰。
他知道，在危险时刻，他戴上的假面具可能由于自已的过错而被人识破。他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面具是否牢靠。只有这个面具才能使他本人转危为安。
必须完全依附他所仇恨和蔑视的那个自我，这种状况有时弄得他心力交瘁。为了重新打起精神，他需要一个哪怕是极短的精心独处的时间。
当他独自一人，他感到一种莫可抑止的惆怅：他失去了那个本来的“自我”世界。那是生气勃勃、真正美好的世界，不象他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虚幻，纷乱，沉闷，象恶梦一般。
他从未想到，在他选择的使命中，这种危险的双重意识竟如此让人为难而痛苦。
起初他甚至觉得很好玩：冒充另一个人，想其人之所想，当这些想法同周围人对这个人的印象相符时，该有多么高兴啊。
但是后来他体会到，假装得越象，他在静心独处的时刻就越加苦恼。他强烈感到那个美好的世界离他越来越远，他却不可能，也没有权利返回到原来的自我了。
当他精疲力竭，他痛切地感到，他这个人象是由无法卸下的假肢拼凑而成，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也不能充分地体验现实生活以及别人和自己真正的一切。
一位教官曾对他说，严重的精神危机一定会到来，度过这个危机将是痛苦的，艰难的。现在他才明白，这真是谈何容易。他还懂得了：越过苏联国境并不仅仅意味着完成一部分任务。越过国境就等于同原先的生活一刀两断。在另一种生活里，假面具将对原来的他拥有更大的支配权。越是听命于这副假面具，就越能圆满顺利地完成任务。
布鲁诺帮助他度过了一次危险，使他得以偷安片刻，他是多么舍不得这短暂的休息啊。
车到别洛斯托克站。旅客们赶紧下去买烧鸡、煮鸡蛋、甜面包、香肠之类。魏斯没有下车。
车厢里的人都走了。他和布鲁诺还在下棋。
布鲁诺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自己的秃顶，哺哺地说：“帕普克那家伙，把黑鱼子罐头、皮毛和乱七八糟的走私货装了大半箱子。真会捞钱！过了国境你把箱子还给他，不会有人检查你的。我在边境上要耽搁一会儿。其余一切按说好的办。主要是别显得过分热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约翰·魏斯，而不是亚历山大·别洛夫。这个别洛夫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再需要了。明白吗？”
有个乘客回到车厢里来，吃力地用下巴抵着一大抱纸卷。
布鲁诺移动棋子，洋洋得意地说：“瞧，我一直将着你的军呢。”他搓搓手挖苦道：“我手下留情不将死你，纯粹是给你一点面子。”他宽宏大量地望着魏斯，劝诫道：“年轻人，学着点，既要赢棋，又要不伤害对方自尊心，这样才不会失掉伙伴们对你的好感。”他瞟瞟那个抱着纸卷儿的旅客：“先生，您过分关心自己的肚子，居然忘掉了帝国的尊严。难道您不明白，您是在为赤色分子效劳，让他们以为德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吗？这很不好嘛！”他站起身，轻蔑地耸耸肩，回到自己的车厢去了。
这个旅客着了慌，急忙向魏斯解释说，他是个规规矩矩、不折不扣的德国人，还是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甘愿接受一切指责，以任何代价来赎罪，甚至把买来的东西全部扔出去，这只是一时之错，决没有别的用意。
布鲁诺刚才的斥责使他坐立不安，非常难过。魏斯动了恻隐之心，劝这位胖旅客不必过于计较，因为不光是他一个人，所有的旅客都这么干了。只要他以后能向德国政府报告侨民们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就可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胖子对魏斯的金玉良言连连称谢，一路上不时地向他投以感激涕零的目光。
到了边境车站，旅客们前往海关办理必要的手续。海关人员粗粗检查一下行李物品，有时只问问箱子里装的什么就过去了。尽管如此，旅客们仍然显得忐忑不安。他们的举动过分殷勤，往往多此一举地要把全部物品都摊出来。有些人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地解释说，他们返回德国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想探望一下阔别的亲友。
帕普克不顾海关人员的反对，把魏斯旅行包里的东西全倒在蒙着漆布的柜台上，说自己只带了起码的物品，因为他不相信德国会成为他的祖国，他真正的祖国乃是拉脱维亚，这里的许多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海关人员没有动这些东西，从帕普克头顶上望着别处，吩咐他把物品都放回旅行包。帕普克把嘴一撇，做出受了委屈的样子，但当检查员请他打开皮箱时，他的脸马上拉长了。
布鲁诺站在帕普克旁边。他篮子里的东西已全部倒在柜台上，一位海关人员正在逐件仔细检查，把文件和装在几只瓷药瓶里的胶卷挑出来放在一边。
布鲁诺看见边防人员在翻一本书，封面上是《历史教科书》；但内容与历史毫不相干。
布鲁诺挑衅地大声说：“就算我想带一本元首的书，也是带到人人铭记元首教导的国家去。”他盼望能得到帕普克的支持，转身对后者说：“把这种书也算作禁书，真是岂有此理！”
帕普克连忙闪到一边，狠毒地说：“别拿您的元首给我添麻烦。”说完就给检查员出主意：“请看看他衣袋里有些什么。这号人喜欢带武器。我要是看见他腰佩‘鲜血与荣誉’短剑也不会奇怪的。可不能放这班家伙回到德国去！”
“啊，原来如此！”布鲁诺怒喝道。“应该不放您回德国！要不就让您回德国去坐牢。”
“公民们！”检查员厉声说。“请保持肃静，别妨碍我们工作。”
约翰把手提箱放在柜台上，掏出一支烟，走到帕普克跟前，彬彬有礼地说：“借个火……”
帕普克把带嘴烟卷递过去，魏斯低头对火，悄声说：“您箱子的钥匙呢？”
帕普克往后一退，把脸一沉，但马上又换成一副笑脸，大声说：“年轻人，送你一件小礼物吧。吸烟的人出门哪能没有火柴。”说罢掏出一个鹿皮小袋子，连同里面的一串钥匙塞到魏斯手里。
“谢谢，”约翰说，“您太客气了。”
约翰打开手提箱，低眼望着海关检查员草草翻检箱子里的东西。
检查员问他是否带有违禁品。
魏斯摇摇头。
检查员开始检查下一个旅客，对魏斯说：“可以把箱子拿走了。”
检查完毕，移民们转到另一个站台，那里停靠着一列德国客车。边防人员把事先检查好的证件发还给他们。
一位边防军官在交还证件时，照例用德语对每个人客气地说一声：“旅途愉快！”然后行个军礼。
这个军官和魏斯年龄相仿，连外貌也有些相象：灰眼睛，直鼻梁，高而光洁的前额，线条端正的嘴巴，两手不大，体格匀称，衣着整洁。他漠然地瞧了魏斯一眼，把帝国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核对无论，仔细折好证件还给魏斯，举手敬礼，老少无欺地说一声“旅途愉快”，就向下一个旅客走去。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热心公务的表情，但是可以看出：这个穿军装的苏联小伙子同眼前所有这些人是多么格格不人。也可以看出：关于这批旅客的情况，他还掌握着某些只有他才知道的事情。
军官走进软席车厢，来到帕普克跟前，一字一音、清清楚楚地用德语说：请原谅他的打搅，他不得不麻烦帕普克到车站大楼去弄清楚某些手续问题，大概是办事部门出了差错，帕普克的证件不完全符合规定。
帕普克站起来，老老实实到月台上去，军官跟在他背后。
这时布鲁诺从另一节车厢里走出来，和帕普克一样，身后也跟着边防军人。他起劲地争吵着，想从边防人员手里夺回篮子。
布鲁诺走到帕普克身边时，揭了揭带有翎毛的可笑的蒂罗尔礼帽，鞠了一躬，慷慨激昂地喊道：“这简直是侵犯人权！我要抗议！……”他用手掌指着帕普克向边防军官说：“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可是你们……”他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摊。
“不要嚷。”边防军人严肃警告他．
“我偏要嚷，偏要嚷！”布鲁诺不肯罢休，又笑嘻嘻地恳求帕普克：“请您向当局证实一下，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要是在我行李中找到什么禁止出境的东西，那只是由于我不了解情况，不晓得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
过了一会儿，帕普克神情沮丧地回到车厢，手里提着那只皮箱。
移民列车驶入国境地带就停了下来。铁路两边是黑油油的耕地，一直伸延到天边。这一望无际的暗褐色地带，仿佛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分水岭。
边防人员带着用皮圈扣在衣襟上的手电筒，细心检查列车的车体，甚至进入检修沟查看列车底部。
还有几分钟就要通过国境线了。通常在这种时刻，每个旅客都情不自禁地要激动起来，可是在这里却全然不同。几乎没有一个人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这使魏斯明白了，这里多数人并非遵命回国，或迫于形势回国，他们各人都有特定的远大目标。看来一定有某些重要原因迫使许多人把自己的真实愿望暂且隐瞒起来。
旅客中谁离开拉脱维亚越显得无动于衷，魏斯就越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因为这种人很会控制和掩饰自己的感情。
在这最后阶一批移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家庭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的胁迫下离开拉脱维亚的。也有少数移民依依难舍昔日的栖身之所，怀念着多年来在一起生息劳作的邻里和朋友。
而多数人几天前还在拉脱维亚过着表里不一的生活。他们长年累月地进行各种活动，指望回国后—一记上帝国的功劳簿。他们在通过国境的重要时刻不愿暴露出本相，然而那一副故作冷淡和假装无聊的脸部表情却泄露了天机。
魏斯暗暗注意到这种老一套的伪装手法，仿佛无形中有谁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所有旅客便立即换上了伪装。魏斯自己也跟着执行这无声的命令，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不时望望窗外，象绝大多数旅客那样神情淡漠地等候着开车。
火车徐徐开动。车轮在铁轨接缝处发出钟表般有节奏的当当声。
不管魏斯怎样努力控制自己，这铁轨有节奏的响声表示时间在可怕地、无情地、不可挽回地逝去，而他仿佛在坠向一个无底深渊。
为了摆脱伤逝的心情，赶快迎接那令人身心痛苦万状的未来，约翰突然扬起头，眯起眼睛，精神抖擞地对旅客们说：“先生们，看来已经踏上了帝国的领土。本人不揣冒昧，向诸位表示祝贺。”他站起来，挺直身子，脸上流露出虔诚而欣喜的表情。
在一片肃穆中，魏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用纸包着的卐字徽章，把它别到上衣的翻领上。他的举动象是信号：全体旅客随即纷纷打开箱子，开始换衣服和梳妆打扮。
半小时后旅客们全变了样。他们象是去作客或正在恭候佳宾。每个人预先就想好了该穿什么衣服，要让自已的仪表显出身分而令人起敬。他们故意穿得老式些，表示忠于德国保守思想的旧传统，说明自己的志趣和信仰并未改变。一张张小桌子上摆着从箱子里取出来的圣经，还有不太行时的圆顶黑礼帽、手套等等。四处散发着香水味儿。
刹车器嘎嘎一响，列车象碰上什么障碍物似的，忽然停住了。走道里响起了德国士兵的皮靴声。他们头戴钢盔，每人胸前挂一支乌黑的冲锋枪。士兵们的脸相粗俗呆滞，动作机械生硬。一个脸色阴沉、举止刻板的军官走了进来，眯起的眼睛里含着轻蔑的神气。
旅客们仿佛听到命令，一齐从座位上霍地站起来。
军官竖起一根指头，撇动两片薄嘴唇，声音不大地说：“肃静，守秩序，检查证件！”
他戴着手套，厌恶地接过证件，头也不回地交给身后的上等兵。上等兵再递给一个穿便衣的人，那人眼光锐利，一丝不苟地核对着证件上的照片。不少旅客觉得这道目光穿过了他们的身体，在屏幕似的车厢板壁上刹那间映现出他们的影象，至少是闪现了他们的思想轮廓。
军官收完证件，仍然冷冰冰、硬梆梆地吐出几个字：“遵守秩序，保持安静，不许走动。”
军官走了。
士兵们留在门口，神情漠然地望着车厢里的旅客。他们一个个戴着齐眉的钢盔，叉开双腿，咬紧牙关。
魏斯突然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军官和这些士兵。他们正是这副模样，他们竭力要装出的样子也正是如此。抽象的概念与目睹的事实完全一致，这使魏斯感到一阵轻快。他向士兵们不时投以敬佩的目光，觉得一个未入伍的德国青年就应该这样去望那些大兵。
军官带领一名中士和那个便衣回到车厢里来，把证件发还给旅客。
魏斯站起来，挺直身子，两手紧贴裤缝，喜孜孜乐呵呵地直盯着军官的眼睛。
军官报以温和的一笑：“请坐下。”
魏斯好象没有听见，保持原来的姿式。
“您还不是一名士兵，坐下吧。”军官又说。
魏斯一撅下颏，口气坚决地说：“祖国决不会拒绝我加入光荣的国防军！”
军官和蔼地用手套打打他的肩膀。便衣在小本上作了记号。军官到别的车厢去了。旅伴们七嘴八舌地向魏斯道喜，说他刚踏上帝国领土就无疑给德国占领军指挥部的代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列车行驶在波兰土地上。这里已划入第三帝国版图，成了德国的战利品。
旅客们眼睛不离窗外，俨然以主人自居，肆无忌惮地就德国新疆上的问题各抒己见，争相炫耀他们的精明练达及对斯拉夫人的鄙夷态度。窗外不时闪过被炸成废墟的村镇。
波兰战俘在德国士兵押解下修复着一座座毁坏的桥梁。车站上到处张挂着新的整齐的德文地名一览表或带有德文说明的标牌。
沿途看到不久前的战迹越多，旅客们就越发地放肆和趾高气扬。魏斯和大家一样，两眼盯着窗外，人云亦云地大声赞颂着德国闪电战的威力。他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光，兴奋的情绪愈来愈强烈，这却别有一番缘故：他已准确无误地将沿途闪过的景物—一摄入脑海。例如哪里在修建大油库和大仓库，哪里在加宽道路、加固桥梁，哪里的林中空地上有重型压路机在平整地面修筑机场等等。
他把观察和默记的所得，几乎不假思索地标在一张想象得十分清楚的无形的地图上。这种本领犹如优秀棋手在下一局复杂的盲棋一样。
这种紧张的记忆活动反映出他训练有素，已达到对外界作出机械反应的程度。可惜目前还没有必要使出这套本领。魏斯很清楚，他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向自己人提供情报，到了那时，眼下的情况早已是明日黄花，尽管它们会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旅客们看到一棵削掉树顶的大树下有一堆废钢铁，那是被击落的波兰飞机的残骸。大家齐声喝起彩来。他们和魏斯开玩笑，劝他不妨去当帝国空军，成为出色的战斗机驾驶员。魏斯腼腆地笑笑说，他觉得能在陆地上巩固光荣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取得的战果，已经是无上荣耀，岂敢奢望象帝国健儿们那样展翅飞翔？魏斯一边和旅伴们搭话，一地紧张地思索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虽说他目击和默记的一切目前还属于他无法接近的禁区，但是他发现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情况。这简直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发现！车过之处，魏斯把德国人在波兰境内修建的设施——一标在那张无形的地图上，这时他突然明白了，这些设施都可怕地指向他逐渐远去的那个国家。他全身心地感到祖国正面临着巨大危险。他心慌意乱起来。
凡是可能使人失去自制力的情况，包括严刑逼供，死刑威胁等等，他都与教官们预先讨论过了。他处处谨慎小心，坚信自己能应付任何危险，决不会意志消沉，丧失决心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眼前的这场考验却使他有力不从心之感。
列车还在奔驰，车轮依旧在枕木上发出有节奏的喷吐声。后来车速慢慢减低，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开到月台旁边，从车上扔下两个麻袋似的东西，沉甸甸、湿漉漉的。
魏斯吓了一跳，看清楚这不是麻袋，而是两个人。
两个血淋淋的人，反剪着双臂，从地上爬起来，相互依偎着免得跌倒，抬起肿胀的眼睛望着从月台上注视他们的旅客。俩人的脖子上用白绳挂着同样的牌子：“波兰间谍”。字体相当老练，德文用的是老式正规印刷体，波兰文也写得一笔不苟。
“喔！喔！”一个中尉赶牲口似地吐喝道。“往前走！”押送兵用枪托猛推一名囚犯。
那人脚下流着血，摇摇晃晃沿着站台走去，他的同志蹒跚地跟在后面。
“快点！快！”中尉又吼道。
旅客们目睹这一情景，个个惊恐万状。
军官回身喝道：“回车厢去，各就各位，快！”
旅客们连忙跑回车厢，在入口处挤成一团，好象慢一步就会有丧命的危险。
人们挤得魏斯脚不沾地，将他推入车厢，这时他才明白，旅伴们对他磨磨蹭蹭地执行军官命令十分恼火。
囚犯车厢的小铁门砰然关上。没有发车信号就开车了。列车继续向西驶去，车轮下又响起了当当声……
约翰忽然想起，他曾在一本小说里读到，主人公从车轮声中听出了某种特殊而神秘的东西。当时他认为这是可笑的虚构。现在他自己不禁也觉得，这均匀的有节奏的当当声，平时能让人心绪宁静，今天却使他惶惶不安起来。
他留心观察别的旅客，发现他们竭力想保持原先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然而许多人都是忧形于色。很明显，这些移民路远迢迢离开了过去的安定生活，在他们的想象中，本国同胞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可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他们原以为回归祖国一定会受到盛情的接待。约翰虽然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为波兰的英雄而伤情，但是他满怀欣慰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德国把矛头指向他祖国的边界决不能瞒人耳目，波兰爱国者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献出生命，把情况告知苏军司令部。这个想法使约翰冷静下来。
约翰心绪稍宁，决定去找海因里希聊聊。他俩在启程前闹过一点小别扭。海因里希就在软席车厢。
有些情况约翰并不知道。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和帕普克来到车站时，戈德勃拉特教授早已等在那里。
教授气色不好，脸有些浮肿，吃力地拄着一根黑橡皮顶儿的手杖。
海因里希看到戈德勃拉特，有些不好意思。教授却从对方的角度理解这种窘态。戈德勃拉特说：
“我理解你，海因里希。贝尔塔的脾气太急躁了。我相信，她同你分手是很伤心的。”教授说对了，贝尔塔确实很伤心。但并非由于海因里希要走——她认为他们之间一切已经结束；她是在为父亲难过，因为教授为了纪念亡友老施瓦茨科普夫，竟然不顾眼前发生的种种事件，采取了一个不可原谅的行动。
教授带着厚厚一夹材料来到车站。这是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冯克不久前想从教授家里抄走的那些东西。由于刑事侦查处的及时于预，冯克的阴谋未能得逞。现在，教授却决定把自己一部分最珍贵的研究成果赠送给亡友的儿子。
戈德勃拉特把松紧带扣好的一夹图纸递给海因里希，说：“海因里希，收下吧。你可以把我的图纸卖给某家公司，如果你在那边遇到困难而又想回来的话……”
海因里希睑色苍白，说道：“我不要您的任何东西。”
“何必如此，”教授盯住海因里希的眼睛看了一下，又说：“你不是想得到这些东西吗？为什么背着我采用别的办法呢？”
帕普克向戈德勃拉特跨进一步。
“教授，请允许我说一句。”他向海因里希摆摆头，似乎在代他赔不是：“他搞糊涂了，因为您的礼物太贵重了。”
“不，”教授说，“我不能把这个给您。”他把材料夹捂在怀里。
“我们走吧，”海团里希吩咐帕普克，并用力一推，差点将他推倒在地。
“可怜的海因里希，”教授说，又重复了一句：“可怜的孩子。”
贝尔塔看到了这一幕的尾声。父亲走后她忍不住也到车站来了。
她并不看海因里希，从父亲手里接过材料夹，搀扶着他向车站广场走去。
教授在出租汽车里觉得身体不适。刚犯过心脏病，本不该急着外出。他强打起精神安慰女儿：
“贝尔塔，说真的，如果海因里希收下了这夹材料，我会心安理得地忘掉这个人，还要尽量让你也把他忘掉。但他并没有收下，也就是说，他还有点良心。所以我可怜这孩子。”
“爸爸，”贝尔塔伤心地说，“他到了柏林，戴上卐字袖章，就会倚仗他叔叔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党卫队少校而趾高气扬，对于自己的父亲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也就是把你引为朋友的那个人，倒要淡漠得多了。”
教授固执地说：“不，贝尔塔，不会的。他毕竟没有忍心拿走我的一夹材料。”
以上种种，魏斯是不知道的。
魏斯穿过整个列车来到软席车厢，轻轻敲门。
海因里希看见魏斯，淡淡一笑，不拘礼节地把他介绍给一位上了年纪的黄胖脸妇人，然后从暖瓶里倒了杯咖啡递给魏斯，问道：“一路上怎么样？”役等魏斯回答，他又恭敬地对那个同路的妇人说。“男爵夫人，如果您需要一名好司机的话……”他看了魏斯一眼，“先父对他是满意的。”
施瓦茨科普夫家不曾有过私人汽车，魏斯也不可能当他们的司机，尽管如此，他还是站起来向妇人鞠了一躬，表示愿意效劳。
妇人叹了口气，对海因里希说：“可惜他年纪轻轻，非得当兵不可。我在纳粹党里没有什么熟人，无法让我要用的人免服兵役。”
“元帅呢？”海团里希提醒她。
男爵夫人得意地说:“我在德国名门望族中有不少亲戚，可是不知道他们同我们这位元首的关系怎样。”她冷笑一声。“德皇虽然没有出众的才智，他毕竟还懂得倚重贵族。”
“请您相信，”海因里希连忙说，“元首一贯借重德国贵胄世家的支持。”
“对，报纸上是这样说的，”男爵夫人附和道。“不过他特别赏识那些企业家。”
“企业家们也同样赏识他，”海因里希说。
‘可是当初他干吗把自己的党叫做国家社会党呢？光提国家统一不是更明智吗？‘社会’这个词真叫人提心吊胆。”
魏斯彬彬有礼地插进来说：“男爵夫人，请您相信，我们的元首对付共产党人比德皇更为果断。”
男爵夫人不信任地望望魏斯，厉声说：“我若是雇您当司机，先得讲好一个条件：不谈政治。”她扬起深色的浓眉，又加上一句。“跟女仆也不许谈。”
“男爵夫人，请原谅他，”海因里希忙替魏斯转弯。“他并不想说让您不高兴的话。”说罢暗示魏斯不必在此久留：“我们再碰头吧。”
魏斯向男爵夫人鞠躬告辞，来到走廊里，找到帕普克的房间，不敲门就走进去。帕普克躺在沙发上，房里只有他一个人。
魏斯问：“您的箱子要拿来吗？”
“嗯，当然。”帕普克支起胳膊肘问道：“没有没收掉什么东西吧？”
“原封不动。”
“可是把我搜了个遍。”帕普克发牢骚说。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敢情！”帕普克突然气哼哼地说：“我觉得他们对藏东西的地方嗅觉特别灵。”他又洋洋得意起来：“可是我骗过了他们。那个戴蒂罗尔礼帽的人真够朋友。快要仔细搜我的时候，我请他暂时拿一下我的袖珍祈祷书。我说不想让不信神的人碰到这本圣书。”
“您也太挑剔了！”
帕普克狡黠地眯起眼睛：“对我来说，这本小书比什么圣经都要宝贵。”说着掏出一本黑皮封面的小书，爱惜地摸摸它。
“既然如此，您把书交给素不相识的人也太大意了。”魏斯责备道。
“说得对，”帕普克表示同意，“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的主意很巧妙，那个戴蒂罗尔礼帽的人马上就心领神会。”
“可不是！”魏斯心里想。“布鲁诺早知道你是何许人。尽可放心，他决不会忽视你的祈祷书。”
“谢谢你帮了忙，”帕普克说。
“我这就把箱子送过来。”
“把你的旅行包也拿走吧。”
“东西都好好的吗？”魏斯问。
“你的包里也有点什么东西吧？”
“也许有呢。”魏斯笑笑解释道：“给未来的朋友们准备了一点纪念品。”
可以看出，帕普克问他时显得有些忐忑不安。魏斯明白了，帕普克没有翻过他的旅行包，也就是说，他并未引起帕普克的丝毫怀疑。眼下对魏斯来说，这是最叫人高兴的事了。
魏斯回到自己的车厢，爬上铺位，舒舒服服躺下来闭目假寐。他在想着布鲁诺。啊，好个布鲁诺！可惜他只把我护送到国境线。跟这个人在一起，即使是在法西斯德国，也会充满信心，感到踏实。魏斯哪里知道，布鲁诺曾在德国住过多年。第三帝国的某些显要人物早就熟悉一位名叫布鲁诺·莫采的著名马术教练。莫采向不少要人传授过骑术。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教练的精湛骑术是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第一骑兵军里学到的。莫采还当过赛马买卖经纪人，这使他能够和德军参谋本部的军官来往并听到他们的谈话。1935年初莫采离开德国，倒不是他的身份即将暴露，而是由于他提供的情报与顶头上司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估计出入太大。上级说，莫采是个战马迷，所以过分夸大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工作纪律不允许他设法证实自己的观点，结果布鲁诺从国内战争至今军衔未变，仍旧是个骑兵连长。这些情况魏斯自然一无所知。现在布鲁诺已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年轻的战友在命运未卜的征途上“站稳了脚跟”。
魏斯再一次感到他在这里不是单枪匹马。他是一个强大、聪慧、机智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感觉使他摆脱了那种无休无止的紧张状态：仿佛每个神经细胞都在不断发出危险信号，而他必须以超人的毅力迅即扑灭这些信号，不让别人发觉它们在他身上所引起的反应。
在这心情平静的短暂时刻i还可以愉快地自我欣赏一番；你已习惯于目前的处境，进入了约翰·魏斯的角色，不再需要时时琢磨约翰·魏斯在各种场合下应采取什么行动。他，约翰·魏斯，是你塑造的角色，支配着你的每个行动、每个念头，你完全信赖他，把他看成一位久经考验的精神向导。
这时约翰又想起他过去真正的教官，想起教官最爱说的一句箴言：“习惯于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当时他还觉得这不过是一句枯燥乏味的教条而已。
教官常在情况通报上用蓝色铅笔重重划出一些经验丰富的情报员失败的例子。这些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感到疲劳不堪，在某种看来毫无危险的时刻放松了自己，企图享受一下短暂的“工间休息”，结果遭到失败。教官耐心细致地分析他们的每个错误。至于他们一次次巧妙而成功的行动，无论干得多么出色，教官的评语却很奇怪。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历史陈迹……”他遗憾地说。“独出心裁才有成效。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有独创性，这是少不了的。孪生子是大自然的错误。沿袭旧例就意味着犯错误。工作中要学会发挥想象力，但也不能滥用。只有现实才是真理，要用客观现实检查你的每个计谋和行动。浑朴的真实便是你最可靠的盟友。它是你的大学，你的最高导师。它是你的指南，偏离了它就会误入歧途，走向失败。”
魏斯想起教官讲课时的情景，不禁微微一笑，心中感念那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不能写进履历表的。象他这样的人不能授予教授头衔。他们的著作最多只印十来册，不是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而是锁进绝密的保险柜里。
教官记得他所有学生的名字，但在讲课时从不指名道姓，只是用那些献身祖国、不慕荣誉、登上人类情操顶峰的人的丰功伟绩来教育新学员。
过去约翰觉得，所谓耐心、韧性、组织性、纪律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格言箴语不过是教学上的老套罢了。为今当你突然面临着抉择：你在前进途中遇到一个事物是不是至关紧要的目标，抑或是某种无足轻重、应当弃之不顾的东西，——在这种时刻你方才知道，要遵照那些箴言行事该有多么困难。
在约翰前进的道路上，帕普克属于哪一类目标，是次要的还是主要的？
继续为帕普克帮忙以博得他的好感，兴许能找到一条路子打进盖世太保呢？成为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这个收获还算小吗？
不妨表现得主动些，冒一次险。怎样冒险？拿自己冒险吗？这就等于拿自己肩负的任务冒险，而他目前还不清楚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请示总部吗？没有批准他这样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批准的。看来应当等待，应当习惯于这种生活，他只是约翰·魏斯，为人谨慎，注重实际，只求谋到一个能发挥专长、报酬不错的普通工作，最好能象他在里加的老板孔茨先生那样，自己开一个汽车修理店。
天色阴暗而寒冷。滞温的阴雨中时而夹着几片雪花。没有翻耕的土地象一望无际的沼泽。火车仿佛行驶在荒原上。魏斯后来才知道，铁路沿线地区严禁百姓进入，巡逻队驾着轨道车向一切违犯占领区禁令的人开枪射击。
深夜，列车到达华沙。华沙城黑灯瞎火，不见行人。旅客不许下车。手电筒的亮光在站台上和路轨上晃来晃去。不时传来一两声口令和士兵皮靴的囊囊声。突然听到一声手榴弹的爆炸，接着是冲锋枪的扫射声。一切又归寂静。
过了一会儿，皮靴的铁掌声由远而近，一支押送队走过站台。一个押送兵弯着腰，在沥青路上拖着一个人，把他的两腿夹在腋下。这个人已经死了，两臂大张，左右摇晃。随后来了几名警察，用担架抬着几具士兵尸体，尸体上盖着布袋。
旅客们在车厢里端坐不动，脸上保持泰然的表情，似乎眼前的一切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一些不相干的题目，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生怕万一失言，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很明显，这些人彼此间的惧怕胜过了害怕波兰游击队前来袭击列车。
约翰仔细观察他的旅伴们，暗自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讳莫如深，谨小慎微，假正经，随大流，经常怀着凶吉未卜的恐惧感——这些就是帝国的普遍精神状态。怀着这种鬼胎的旅客们似乎给约翰上了生动的一课：相互提防和虚情假义乃是第三帝国顺民的主要特征。
约翰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
当警察抬着被那位只身袭击的波兰人炸死的德国兵尸体走过来时，约翰邻铺的那个瘦子一跃而起，振臂狂呼：
“光荣属于为元首英勇献身的英雄们！”
这欢呼实在显得不伦不类。一个波兰游击队员牺牲自己，用手榴弹炸死了三个德国兵，这有什么值得欢欣鼓舞呢？尽管如此，旅客们还是兴高采烈地随声附和，激昂慷慨地对国防军大加赞扬。
移民的心中似乎升起了一股爱国火焰。后来激情发泄殆尽，颂辞已经说完，脸部肌肉被狂欢虔敬的表情弄得疲劳不堪，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敢带头收敛起这迸发的激情。
这时，唤起崇高感情的那个人倒忘记了自己的爱国冲动。他躺在铺上，拿出口琴在嘴里滑来滑去，吹起一首轻快的小调。
忽然伸过一只手来，狠狠地夺去了他的口琴。一位中年旅客怒喝道：“坏蛋，站起来！你竟敢在庄严的时刻吹这种怪腔怪调！”小伙子脸色发白，连忙起身，嘴唇哆嗦着，负疚而惊恐地恳求大家恕罪，发誓说他决非故意如此。
旅客们好象忘记了刚才正是这个瘦小子激起了他们的爱国感情，全都向他投以怀疑和愤恨的目光。中年旅客说，这小子侮辱了大家的爱国热忱，应当追究责任，他一定向区分会会长报告此事。旅客们赞同他的做法。
魏斯默默观察他的旅伴们，发现了一种心理爆炸物。当你智竭力穷，只要及时掷出这个爆炸物，便能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找到出路、循规蹈矩加上狂热冲动，这就是普鲁士小以民的精神面貌．也是一种精神武装。必须密切注意精神时尚的变化，就家注意时装的样式一样，因为衣着不唯表现出一个人的趣味爱好，还能说明人的社会地位。
魏斯注意到，他的旅伴们虽然有着凝惧压抑的心理，但是从内心深处时时流露出一种领袖欲。他们不择手段地渴望支配别人，趁大家张是失措之际凌驾于别人之上，谁胆敢反抗这自命的权威，就要被他们阴险狠毒地加诸政治上不可靠的罪名。谁要是甘拜下风，俯首听命，他们就答应今后给以庇护，另眼看待。
瘦小子的遭遇就是如此。那个中年旅客突然变成车厢里的头面人物，听罢吹口琴的倒霉蛋说了一番讨好话之后，高抬贵手饶恕了他。然后又煞有介事地把瘦子开导了半天，说现在每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具备双重特点，既能服从指挥又能发号施令．因为每个德国人在新征服的土地上都是至高无上的德国的代表，而在元首面前则只是一粒沙砾，无数沙砾合起来便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巨石。
听着这一番宏论，魏斯忽然兴奋起来，很想实际检验一下自己的新发现。他忍不住从铺上俯下身子，随口说了一句：“您原来是个社会主义者！”
中年旅客涨红了脸，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魏斯固执地重复道：“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
那人慌忙站起来，碰碰魏斯的肩膀，怯生生地说：“您搞错了……”
魏斯冷冷地说：“我可怜您。”说罢转身对着板壁。
车厢里鸦雀无声。中年旅客紧张地咳嗽几声，东张西望，寻求同情，恨不得马上解释清楚，对他的指责纯属无稽，可是大家都扭过脸去不理他。瘦小子又掏出口琴，摇头晃脑地吹起一支欢快的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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