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着办公楼有一座两层的石头建筑的厢房，四面围着严实的高墙，墙檐上绕满了带刺的铁丝。围墙的大门每天打开三次，让伙房用保温桶送进热食。每逢星期六除保温桶外，增加一箱啤酒和烧酒。一天当中只有一次——早晨六点，天才蒙蒙亮——从这道门里排着队走出八个穿裤极的人来。不管天气如何，他们照例在操场上做一套体操，然后又整队走回去。
一周六天，天天如此。到第七天，星期日，他们是午饭后出来，走到肮脏的、小圆石铺成的操场上，坐在车库旁边乱扔着的旧轮胎上；象是经过了繁重的劳动钻到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穿的是被希特勒军队击溃的欧洲各国部队的服装——有法国的，有丹麦的，有挪威的，还有混合装，譬如说，法军的裤子，英军的上装。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之间不得相互了解任何情况，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谁要是企图打听一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些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知道，特务处保存着他们各人的履历表，其中填写的所属民族决不会饶恕他们对本族的荣誉和自由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除了坏蛋的名声之外，还要加上刽子手的臭名。
柏林、慕尼黑、汉堡的犯罪研究机关都很了解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需要有两次生命，才能服满对他们全部罪行所判处的刑期。
任何法律也不保障他们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过他们的犯法活动。
为了接近这班家伙，搞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魏斯特意在星期天给自己安排一点车库的活。
他把车库的门敞开着，听见有人在说俄国话，用俄国字眼，但是看不见说话的人。
一个不会发卷舌音的男中音压低嗓门，懒洋洋地说：“实际上，有四种办法掩饰对死亡的恐惧：性欲、麻醉、极端唯理论和侵略。”
“弗洛伊德，①”有人随口插了一句。
【 ①弗洛伊德（1866一1939），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论的创立者，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弗罗伊德学说。弗洛伊德学说把个体和种族自卫的本能作为人的全部行为的基础。——译注】
“也许是吧。既然‘人人皆我仇敌”成了主导思想，那么不管亲疏格杀勿论，就不仅仅是合乎潮流，而且是维持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
“信仰到双手划十字的程度了。你还是谈谈女人吧，”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好吧，”男中音表示同意，“我在这儿见到一个年岁不小的漂亮娘儿们，大腿粗得挺难看，嗯，简直象穿着马裤一样。你们瞧，她嫌我种族不好，拒绝了我。”
“你可以凭自己的贡献，请求授给阿利安人称号。”
“我向长官提到过我的功劳，但是他毫不客气地说，倘若我再有半个字提到此事，他就把我绞死。”
“只有现实才能使希望破灭，”男中音高傲地说。“让祖布去对自己迷惑不解吧！愿他造福我们伟大的盟邦德国。至于我，我从来没想要做高尚的事情，大概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神意裁判呢？”
“我希望上帝赞同我的观点。”
“你不该靠匕首，而应该靠笔杆子挣钱。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不是不干，而是被赶出来了。考虑不周，以飞快的速度发了一笔财，惹起一场官司，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我干掉的不是德国女人，而是我的同胞，那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出乱子。”
“判了你多少？”
“减了刑。我在法庭上一口咬定，我爱那老娘儿们不是为了贪财。杀她是由于争风吃醋。”
“你跟她鬼混了很久吗？”
“我是在杂技团跟她认识的，当时我在施库罗的马术班里当演员，跟她混了一年半载就吹了。”
“当了一段雇员……”
“好嘛，我落得个《黑桃皇后》里面格尔曼的命运：既没有钱，也没有老太婆。”
哑嗓子沉思地说：
“这码事毕竟有些神秘的巧合……尼古拉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离格利希卡·拉斯普京的故乡波克罗夫斯克村才几俄里。”他叹了口气：“唉，俄国啊！”
“我要请求！”一个男高音失声尖气地插进来。“请求皇上……”
“得了，”哑嗓子平静地把他挡回去。“别挥拳头，我要是动手，会打得你鼻青脸肿，叫你那些庄稼汉谁也认不出他们过去的老爷。”
“会认出的！”男高音恶狠狠地说。“我会叫他们认出来的……”
“你想德国会把庄园交给你？等着瞧吧！”
“先生们，”男中音打官腔了，“你们说过头了，你们没有权利议论德国有关俄国昔日领土的打算。”
“谁会泄露出去呢？”
“没准儿是我，”男中音回答。“我。当然，要是你不首先去报告的话。”
“坏蛋！”
“不错。”
这时另一个人说：“我在不来梅服刑的时候，我们被押送到军械厂去干活，每一次回监牢之前，都要用爱克司光照射我们，检查是否有人偷了车间的工具。据说爱克司光破坏人的机能。”
“你要那些机能有什么用？”
“不过，终究……”
“我嘛，先生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份菜汤和大馅饼。呵，要这么大一个的…”
“你最好少吃一些，别再增加体重了。将来空投的时候，你会折坏腿的。过去有个家伙跟我一道空投，一着陆腿就扭脱了。我只好替他治一下，用手枪把他干掉了。”
“哼，蠢东西！”
“有什么法子？把他驮到苏联医院去吗？”
“你何不象外科医生那样，用刀子干！”
“哎呀，你这个屠夫！”
“你放心，如果我和你搭档，我会无声无息地卸掉包袱的。”
“除非我没有先用降落伞绳把你勒死。”
“干吗又撒野了？”男中音来当和事佬。“春天了，复活节快到了。”
“你会在哪儿过复活节呢？”
“除了俄国的梁赞省，还能在哪儿？”
“你会被他们扭送肃反委员会。你到肃反委员会去过复活节吧！”
“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男高音厉声纠正他。“不能这么跟不上形势。”
“说惯了……”
“可不是，一九二０年就离开了家乡。”
“没关系，别哭鼻子。很快就会送你们回去的。”
魏斯拿着个充好气的内胎走出车库，在离那几个人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仔细检查，象是在寻找扎破的眼儿。然后又把内胎贴在耳朵上，听听是否漏气。
一个塌鼻梁的瘦高个儿并不转过脸来，用俄语问道：“喂，当兵的，你有烟吗？”
魏斯聚精会神地转动着手中的气囊。
“要不要我给你一支烟？”瘦高个用齿音挺重的男中音又问了一遍。
魏斯继续做自己的事。
“你别害怕，他根本不懂俄语，”矮胖子说罢就用德语问道。“喂，当兵的，什么时候了？”
魏斯回答：“没有钟，”说着注意地打量他们一眼，想记下这几个人的面貌。
一个谈黄发的秃顶男子用羊叫一般的男高音操着俄语说：“他自己就戴着手表。这只德国猪罗，真笨！”他客客气气地递过一支烟，改用德语说：“赏个脸，抽一支吧。”
魏斯摇摇头，掏出自己的烟盒。
黄头发把魏斯不要的那支烟夹在耳朵上，叹了口气，用俄语发牢骚：“哼，替他们流血流汗！”他又掉过脸来用德语对魏斯说：“真棒，当兵的！你懂得勤务。”说罢举手高呼：“希特勒万岁！”
魏斯把气囊放回车库，返身出来，拿了块小木板垫在膝盖上，铺上一张信纸。
魏斯俯在纸上，沉思地用铅笔在上面写着，时而若无其事地瞅瞅那几个身穿五光十色的外国军装，通晓德语、俄语，也许还懂得其他语种的人。他们早已丧失了各自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本性。尽管他们各有特征，但是人人脸上都烙下了同样的残忍、冷漠和空虚的表情。
魏斯对这几张脸观察得越久，就越加清楚，要牢牢记住它们是不可能的。
又到了星期日。魏斯仍然在车库旁占据一块地方，用挂子沙沙地挂着汽车内胎，打上补钉。补完车胎，他不慌不忙地拆开汽化器，洗刷一遍，重新装好。这才用破布把手擦于净，同上次一样，开始写信。
那伙人显然已经看惯了这个不多话而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彼此只顾天南地北地聊着。
魏斯漠然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过，落到旁边的某个东西上；这时他好象想起了信中的一句话，便又埋头写了起来。
士兵写家信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那伙人谁也不再介意，不再理会他。何况他们确信，魏斯对俄语一窍不通。
这伙人的头儿，看来是那个剃光头的瘦子。此人五官端正，额头倾斜，双眉细长，灰色眼睛里时出冷冷的光。当他插话时，大家都安静下来，连那个装腔作势、喜欢说些警句的男中音也不作声了。男中音的警句有：“不懂解剖学也能杀人”，“我在坏蛋当中可算得革新家”，“无私的爱情代价最高”，等等。
有一次，男中音懒懒地说：“我曾经娶过一个瘦瘦的大眼晴娘儿们。”
光头冷笑了一声。
“后来在贝鲁特把她卖给了一个黎巴嫩的犹太人。”
“干吗侮辱人呢，是卖给一个阿拉伯人，他也许还是一位教长。”
光头威胁地将眉毛一拧，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是跟我唠叨些什么？”
男中音顿时泄了气：“嗯，好吧，软骨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一个身材瘦削得象小青年、青筋峡磷、皱纹满脸的鹰钩鼻老头，带着高加索口音问道：“教长？什么是教长？我就是教长。卖了多少钱，你不记得了吗？”
一个脸部皮肉松弛，秃顶上贴着几缕枯黄头发的人耸了耸肩膀。
光头说：“先生们，我们似乎也应当在这里建立秩序。”
“在德国人这里？”
“我指的是俄国侨民。有些侨民受到希特勒的鼓舞，产生了希望；另一些侨民则无产阶级化了，他们当中有人开始为祖国的命运担忧。”
“应当把这种人宰掉，”老头建议。
“不妨这么办，”光头表示同意。
“我把有些人的名字报告了长官，并且建议由我们来效劳——亲手把他们除掉。这样做可以杀一儆百，显示出我们决心要处死那些变节分子、但是，唉，长官拒绝了。他说，这件事让盖世太保去办。真是遗憾。”光头闷闷不乐地说。
脸皮耷拉的人心神向往地拖长声调说：“现在俄国也是春天了！”
“跳伞的时候别忘了穿套鞋，免得把脚弄湿了。”
“我想，那时候地面已经干了。”
“他们只用三个星期就把波兰打垮了。”
“哼，俄国可不是波兰。”
“你说的是哪个俄国呀？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吗？”
“可是毕竟一－”
“瞧这个家伙！也跟狗一样乱叫了。”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点动物的东西……”
“你记住自己颈圈上的号码就行了，其余的统统忘记吧……”
干燥的、带着尘土气味的阳光照在这铺着小圆石的场地上，照在房屋的窗根上，也照着这一伙败类，这几个穿着欧洲各国战败之师的旧军装的卖国贼。高高围墙的檐板上绕满了带刺的铁丝，围墙投下的阴影又宽又浓，象是一道黑沉沉的壕沟环绕着院子。岗楼上，哨兵的皮靴踏着楼板，发出鸣鸣的响声。魏斯躬身坐着，把铺上纸的小木板放在膝头，起劲地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他在这里也跟囚徒一样，过着不紧不慢、严格死板的监狱式生活。
尽管如此，他是这里唯一的自由人，甚至是幸福的人。置身于这个可怕的世界，他日益认识到自己是这里唯一的幸福者。因为他能够将生命的每一分钟献给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
魏斯坐在阳光下，耐心地、勤勉地工作着。是的，他在工作。他用削得很好的铅笔在薄纸上画这几个人的像。他想给每个人画两张像，一张正面的，～张侧面的。他象小型画画家那样精雕细刻地画着。
萨沙·别洛夫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急不可待地要证实自己的艺术天赋。
他在艺术中素来同那种缺乏热情的客观主义匠气格格不人，可是这种匠气眼下却能代替照相机的作用。他必须把这几个人的面貌准确无误地再现于纸上，就象这不是画，而是复印的照片。
他一面画着，一面还得在脸上装出搜索枯肠、冥思苦想地写信的表情。许多苏联人的命运和生死，也许就取决于他此时工作的成败。
来食堂用餐的人中间有一对聋哑夫妻。男的身体结实，宽肩，黑发，大脸盘，表情呆板。他的眼睛警惕而专注，看人时一眨也不眨，眼光孤傲而含敌意。女的长着柔软的淡黄头发，身材细长，容易激动，别人只要对她稍加注意或不予注意，她都很敏感。情绪激动时，她脸上就不由自主地立刻反映出来。她的面部表情异常丰富灵敏，能反映出最细微的心情变化。
这一对儿不属于服务人员。看那男哑巴大模大样、旁若无人的派头，以及就餐的人都不敢当他的面利用两口子耳聋的毛病出言不逊，可以断定这两个人在这里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一次，一个从外面来的二级下士在餐厅里吃午饭。这个肥头大耳的巴伐利亚人瞟了女哑巴一眼，对邻座的人说：“这娘儿们挺有意思，我倒不反对跟她摸摸捏捏来一下。”
男哑巴站起来，缓步走到二级下士跟前，飞快地朝他脖子上砍了一掌，然后把他挟在腋下拖起来，放回到椅子上让他坐下，自己又回到妻子身边。在场的人谁也没有一点反对的表示。大家继续吃饭，若无其事。
魏斯知道，这种打击方式可使人疼痛休克而产生短暂的麻痹。
下士脸色煞白，汗流满面，大口大口地吸气。他浑身难受，慢慢从椅子上往下溜。
魏斯把他扶出餐厅，带到自己房里，让他躺在床上。二级下士感觉好受些了，从床上爬起来，咬牙切齿地说，他要叫哑巴领教领教盖世太保的厉害。说罢就上驻军司令部去告状。但是他很快就满面羞惭、闷闷不乐地回来了。
二级下士越想越气，便把他向长官报告受辱的经过、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告诉了魏斯。魏斯也渐渐猜测到这一对奇怪的哑巴夫妇是什么人了。
卡纳里斯认为，他吸收聋哑人从事间谍活动是一个创举。他利用聋哑人，是为了在各种场合下能够侦悉他所感兴趣的人在说些什么。
这些聋哑特务即使和侦察对象保持着一段距离，也能根据谈话人嘴唇的发音动作确切无误地获悉人们在谈些什么。如果距离很远，他们就使用望远镜或专供视力良好的人戴的特制眼镜。
原来，这一对特务是来受惩戒的。他俩曾把暗结珠胎的事隐瞒了上司，指望女的能够在国外顺利地生个孩子。
可是他们必须在分娩以前回国。
临产前一个月，女的在街上被抓住了，尽管她是谍报局的特务，还是被送进医院，作了剖腹产。
他们对女的说，婴儿死了。但是动员了最优秀的医生来抢救她的生命。否则，丧失一个有用的人，谍报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夫妇俩被放逐到这里来，照那个二级下士幸灾乐祸的讲法，是“实行检疫隔离”。起初两个哑巴装疯卖傻，甚至企图用煤气自杀。但是军事情报局派人来监视他们，使他们的种种自杀企图都落空了。当他们终于明白，在军事情报局工作甚至连悄悄死去的自由都没有，便不再打算自杀了。
魏斯从驯狗员那儿买了一只淘汰的小狗，把它送给女哑巴。起初她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要，她不知所措地、企求地望着丈夫。他点了点头。女人连忙一把抱过小狗，搂在怀里。丈夫掏出皮夹，带着询问和严厉的神情望着魏斯。
“如果你们接受我的礼品，我会感到高兴的。”
男哑巴迟疑了一会儿，收起了皮夹，递过香烟，两人抽了起来。
魏斯说：“我在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那儿工作。也是谍报局的。”
男哑巴点点头。
魏斯解释道：“我不得不帮那个二级下士的忙，不然，你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男哑巴轻蔑地撅起嘴巴。
女人一手抱住小狗，另一只手伸给魏斯，握了握他的手。她脸上表情温柔，但是流露出难言的悲痛。
她在肚子上面比划了一圈，摇摇头，眼泪汪汪。
丈夫抿紧双唇，脸色铁青，用拳头敲了敲脑袋，合上眼睛，难过地将双手一摊。
魏斯说：“我理解你们的苦衷。但是还得活下去。”
女人指指自己，指指丈夫，又指指小狗，摇了摇头。
“是呀，您说得对，”魏斯说，“人不是动物。”魏斯沉默了一会儿，提高嗓门说；“人不过是一只驯服的野兽，有着薄薄一层光华的外表而已。”
女人厌恶地闪开了他。魏斯解释说：“这是我国伟大历史学家埃里希·罗特哈克尔的名言。”
男哑巴格指前额，不以为然地摇了摇手。
“我也不这样认为，”魏斯说，“但是有许多人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行事。”
男哑巴点点头，表示同意。
每天傍晚两口子都领着小狗到空荡荡的操场上散步。小狗一见魏斯，就亲热地跑到他跟前，魏斯似乎不由自主地成了这古怪的两口子散步时的伴侣。
夫妻俩近来随身带着一块石板，很快地在上面写字，然后用湿海绵擦掉。这样交谈更加方便。
这两个不幸成为哑巴的人还在童年时代就结识了。男的是矿工，他父亲也是矿工。女的父亲是牧师。女方的父母反对女儿跟一个聋哑青年工人交朋友，于是他们便从家里出走了。
男哑巴在谍报局的一个分队当上了降落伞试验员，收入很好。他按照空投特务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最复杂的情况进行训练。人家没有向他隐瞒谍报局的任务，但是隐瞒了他每日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他在一次跳伞事故中受了重伤。他明白，如果自己死了，她一定会自杀的。后来总算走运，谍报局给夫妇俩分配了很好的工作。魏斯知道，所谓“很好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总盼望有个孩子，只是担心一点：千万别生个小哑巴。
魏斯问：“你们怎么不拒绝在分娩以前回国呢？”
男哑巴很快在石板上写下“违抗”两个字，用手掌往喉咙上一抹，两眼朝上一翻。
魏斯用笔告诉他们，他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来的。
这时女哑巴意味深长地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迅速在石板上写道：“我们猜到您不是从帝国来的。”
“凭什么？”
“有些词您的发音不同。”
“这样的词多吗？”
“不，很少。也许您发得对，只是嘴唇的活动不一样，不象我们看惯的那样。”
一个星期天，女哑巴对魏斯抱怨：她丈夫不愿作祷告。
男哑巴耸耸肩膀，摸摸耳朵和嘴唇，朝天空挥了挥拳头。
女哑巴把掌心朝上，向天空伸出一只手，她指了指丈夫，又碰碰自己的胸膛，温柔地笑着低下了头。
魏斯明白了她的意思。
当他们从魏斯已经熟悉的那几个正在晒太阳的破坏队员的身边走过时，哑巴夫妇厌恶地把脸背了过去。
三人转过厢房，魏斯举起双手，身体下蹲，做了个伞兵着陆的姿势。男哑巴点点头，做个掏枪的动作，伸出手指比作枪筒，点点自己和妻子。
魏斯指指自己的肩章。
男哑巴否定地摇摇头，重又指了指妻子和自已。
魏斯明白了。男哑巴是说，那几个破坏队员的任务不是杀害军人，而是杀害非军事人员。
操场上小圆石的缝隙间长着枯黄的野草。女哑巴居然在枯草中间发现了一些植物，开着比大头针帽略大一点的硬梗小花。她将花儿做成小小一束，吸着微微的花香，惬意地闭上眼睛。丈夫见她这样，脸上露出忧伤而负疚的神色。
魏斯在石板上写道：“你们以后能买一座农场吗？”男哑巴脸上露出嘲笑的表情，写道：“驯狗员挣的钱比我们多。”又伸出手指，比作枪筒，眯眼瞄准，然后写下：“干这一行有好报酬。”
女哑巴看了石板上的宇，抬头望望天，又把目光移到丈夫身上，摇了摇头。她严厉地看着魏斯的眼睛，竖起指头吓唬了他一下。
原来，夫妻俩认为魏斯既然在谍报局工作，就是他们的同行，但是他们不赞成搞暗杀。
一个星期后，魏斯看见男哑巴由一名军官陪伴着坐进一辆汽车，他脸色阴沉，愁眉不展，眼睛里闪着热病似的光。
又过了几天，女哑巴也被带走了。当她提着小皮箱走向汽车时，魏斯好容易才认出她来。她勉强地挪着步子，低着头，垂着肩，一绺头发披在额上，紧咬下唇，面如死灰，眼睛都发直了。当魏斯进入她视线的时候，她似乎没有认出是谁，她两眼失神，视而不见。
这就是说，棒打鸳鸯两分离。
从此他俩天各一方，要独自去充当那活的目力监听记话器了。
空气潮湿，天色昏像像。车库里散发出从石煤提炼出来的汽油的刺鼻气味。罗马尼亚出产的优质汽油全用在飞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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