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不倦地寻求闯出牢笼的办法，他每周都要给迪特默尔太太写一封恭而敬之、情亲意切的信。但是没有回音。这里告诉他的军邮编号，显然是属于某个驻扎得挺远的部队。后来他终于了解到：信使每月只去取一次邮件。有一天，魏斯果然一下子收到了好多封迪特默尔太太的来信。她在最后一封信里三言两语地提到，一等兵布鲁诺去过她家，打听过魏斯的情况。
难道是布鲁诺？！魏斯简直高兴得喘不上气来，但是他在给迪特默尔太太的回信中只不过顺便提了一下，如果一等兵再去的话，就请她把自己的军邮号码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一个人想独自呆一会儿简直是不可能的。只好利用一下那个唯一可以单独蹲一会儿的场所。魏斯把留着心形孔的木板门钩好，将那条浸有化学物质的小手绢的一角在备好的罐头盒里涮了几下，然后用密写墨水在短信的行距间写上自己估算的座标方位，画了通向这个驻地的路线图，并且标出了可能作为秘密贮藏处的地点。
第二天，他把信敞着口交到警卫部的小窗口。
管院子的是个愁眉苦睑的老兵，靠了他那个时刻不离参谋部厢房的女儿打通关节，才得以担任这个职务。
他耳朵有点背，因此显得郁郁寡欢。女儿是妇女辅助队的队长，这一点使他颇为得意，但是女儿对军官们的任何愿望都百依百顺，却不称他的心。有一次，他骂女儿是娼妇，被她关了五昼夜禁闭。女儿本来可以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多不过是个列兵，而她却是二等兵。
有一天，魏斯再次给厨房修理电动绞肉机。魏斯修好后，这个大力士般健壮的女二等兵要他给一座专用电炉换一下炉丝。这个电炉是用来焚化那些看过之后必须销毁的文件的。
晚上，魏斯在女二等兵监视下，在办公室里修理电炉。
女二等兵问他：“你要喝点酒吗？”
“不喝”
“结婚了吗？”
“订婚了。”魏斯编造这些话纯粹是出于自卫。女二等兵坐在椅子上，架着二郎腿，露出穿着长袜的大腿。
她双手抱着脖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揶揄地问道：“你对她也象对帝国一样忠心耿耿吗？”
“也一样。”
女二等兵嘲笑地耸了耸肩膀。
“她即使不参加辅助部队，也会跟所有的妇女一样，已经应征入伍，在什么地方服劳役了。一个女人在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之后，不能回家，而要到军营，到宿舍去住，别人夜里在那儿让后勤部门的上司钻进自己的被窝，她总有一天也会让人跟自己同床共忱的。””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过去也不是那样的人。”
“您是农村来的吗？”
“是呀。”
“你们自己有农场吗？”
“没有。我跟我爹给帝国部长希姆莱先生干活，他在慕尼黑近郊有一座很大的家禽场。希姆莱先生很内行，他喜欢纯种火鸡。我们在圣诞节前宰杀家禽，用卡车一批批运到慕尼黑和别的城市去。”
“他这座家禽场收入多吗？”
“哈！他现在是帝国的大富翁了，家禽场不过是为了消遣而已。”
“您认识他，见过他吗？”
“见过，常见。”
“他为人怎样？”
“您知道，他心眼可好了。有一只荷兰火鸡得了病，他立即下令从荷兰派来一位禽医专家，把火鸡治好了。”
“你们在家禽场工钱多吗？”
女二等兵沉思地说：“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爹从家禽场带了几捧喂火鸡的核桃，他打算用锡纸把核桃包起来，挂在小枞树上。”
“结果怎样呢？”
“我们没能跟爹一同过圣诞节。管理员把他打了一顿，圣诞节那几天一直把他关在板棚里。”女二等兵满怀希望地说：“我想能在总督管辖区得到一块土地，我就跟爹办一个自己的家禽场。”
“您这么打算吗？”
“当然啦！我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我们还没有成为欧洲主人的时候，我就入了党。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的一份土地。”她打了个呵欠，懒洋洋地问；“现在请您喝点酒好吗？”
魏斯默而不答。
“您不好意思的话，可以到我房里去。”她称赞道：“您的手艺真好。”但是又说：“现在手艺用不着了。德国从新领土上得到了这么多劳动力，只要能够指挥指挥他们就行了。”
“是呀，”魏斯说，“我们德国人是统治民族。您爹拿喂火鸡的核桃，怎么就把这点忘记了。”
女二等兵直言不讳地反驳道：“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禽场，他不久也同样能惩罚雇工。”
“要是同俄国发生战争呢？”
女二等兵沉吟了一下，说：“不过我还是不想在那边领一份土地，而想在这里，在总督管辖区。”
“为什么？”
“俄国冬天太冷，禽舍要有很好的保暖设备，这是一笔额外开支。”她把穿着发光的长统丝袜的两条腿伸直，心事重重地瞧着它们，问魏斯：“您看，我这两条腿又漂亮又丰满，不象个真正的太太吗？许多人都这么对我说。”她沉吟道：“我在家禽场干活那阵，两条腿瘦得象棍子，上下一般粗细。”
“可不是，”魏斯附和道，“这儿的伙食不错。”
他同女二等兵告别的时候，几乎相当投机了。她同情地对魏斯说：“我在这里还认识一些象您这样的小伙子。他们可不行。据说这是由于在完成特别任务之后，神经太紧张的缘故。”
“不，”魏斯冷笑一声，“我的神经倒不紧张，我没发现自己有丝毫这样的现象。”
“这是因为，”女二等兵说，“您没当过间谍。”
“不错，”魏斯承认道，“没当过。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非凡的勇士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这以后会丧失掉某种能力，不能有后嗣了。”
女二等兵看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她明显地精神陡长。
“一位党卫队军官曾秘密地告诉我，帝国总理秘书马丁·鲍曼的夫人格尔达·鲍曼准备号召全国妇女允许自己的丈夫实行一夫多妻制，她甚至亲自拟好了一个法律草案。她交给丈夫一份个人信任状，其中准许他娶三个老婆，每星期必须到各家去一次。”
“哼，我看这是胡扯，”魏斯表示怀疑。
“真的，这是事实，”女二等兵发誓担保，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德国妇女高度爱国的行动。我们应当帮助元首让新疆土都住满德国人。所以我们德国人要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多。这是明摆着的事。”
“嗯，好吧，但愿如此，”魏斯表示赞同，一面往帆布袋里收拾工具。他“咋”的一声打开开关，电炉的丝圈渐渐烧红，散发出带着灼热金属气味的于燥的热气。
魏斯有时在晚间帮助蓄电池管理工保利·赖斯整理、洗刷铅板，清除上面的氧化层；两人一边于活、一边聊天。
保利是巴伐利亚人，他父亲有一爿不大的制桶店，能制造木桶和雕花的木质高脚啤酒杯。
保利心广体胖，为人温厚。他把自己在喝啤酒比赛中多次荣获冠军所得的纪念章拿给魏斯看，并解释说：“虽然这在后来损害了健康，但是对制桶店来说却是再好不过的广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两天，血腥屠杀犹太人的浊浪席卷第三帝国。保利在那两天内把扎里茨曼医生一家藏在自己的店里，因为医生曾在保利患肠扭结奄奄一息时给他作过一次大胆的，而主要是免费的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有人秘密告发了保利。
保利是国家社会党党员。他被交付荣誉法庭审判，开除党籍，发配劳改营。
保利提起往事，委屈地掀起了厚厚的嘴唇。
“我在荣誉法庭上一口咬定，我那样做纯粹出于业务上的原因。我算了算：我欠扎里茨曼的钱不下五百马克，这可是一大笔钱。拒绝给扎里茨曼提供庇护所，就会被人家认为我想赖债。这会损害我父亲企业的信誉。”
“真是这样吗？”
“一点儿没错。许多人为了赖债，就向盖世太保告债主的密。”
“只告犹太人吗？”
“岂止犹太人！想赖谁的债，就告谁。”他又自豪地说：“我们赖斯家族的人都是制桶匠，有三位祖先还是车间的掌旗人。赖斯家族从来没有人在营业上干不光彩的事。”
“是不是说，如果您不欠医生的债，就不会把他藏起来了？”
保利支吾其辞地说：“我们弟兄两个——我和古斯塔夫。古斯塔夫是老大。他是个教师。父亲看准了风向，吩咐我们俩要有一个加入纳粹党。我是弟弟，又是单身，只好听他的。”
“这是怎么回事？就象过去送子当兵似的。”
“不完全是这样，”保利说，“因为我在青年人当中很有点运动员的名气。”
“你是个运动员？”
保利提醒说：“我把纪念章都给你看过了。我们那个体育协会依靠最有钱的啤酒厂老板资助。希特勒还没有当元首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他了。你以为只有克虏伯那些人才给希特勒贷款吗？”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我是著名运动员，多少有点影响。既然我是个纳粹党员，那就是说，纳粹党赢了。”
“是喝啤酒比赛吗？”
“从那以后，我们搞这种比赛就带有政治集会的性质。”
“是这样？”
“你以为是怎样呢？元首很需要忠诚的人。但我想，总不该到啤酒馆工人当中去物色这种人吧。”
“你的意思是工人不支持元首，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保利着慌了。“你自己明白，元首就是德国。”他停了一会儿，狡黠地咪起眼睛说；“元首执政以前，我们店里每天干九小时，后来开始干十二小时，拿的钱却一样多。”最后，他用教训的口吻说：“为了完成帝国的历史任务，人民有义务承担牺牲。”
“那你父亲呢？”
保利忧郁地说：“也一样。帝国政府只支持大工业公司。这几年小业主纷纷破产。小老板遭殃，大老板发财。”他带着又羡慕又骄傲的口气说：“戈林先生独家生产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光荣剑’，从那开始，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康采恩，包括一百多座工厂，几十个采矿和冶金企业，贸易公司，运输商行，营造商行等等，应有尽有。”
“你说的是格尔曼·戈林元帅吗？”
“他要比元帅大，他是大王。马丁·鲍曼也是大工。你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是怎样开始的吗？他在一九二０年加入‘反对犹太人兴起联盟’，在那里受到了赏识。”
“那就是说，你的算盘打错了，是吧？”
保利耸了耸肌肉松弛的肩膀，表示同意：“是的，我没能成为一只剃光了毛的野兽。”
“‘剃光了毛的野兽’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我们党内给自己人取的一种绰号。”
“你哥哥为了企业至今没有参加纳粹党吗？”
“他在我们突破阿登防线的时候阵亡了。”
“可见你还算是走运，”魏斯得出结论说。
“不错，”保利表示同意，“是走运，但也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作了跟别人结婚的保证。”
“跟谁？”
“妇女辅助小队那位女二等兵。是她把我从补充连调到这里来的。她帮了我很多忙。”
“呵，我跟她已经认识了。”
“我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保利连忙表白。“她是个有头脑有性格的女人，——这是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
魏斯通过跟保利谈话认识到，必须多结交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开朗的心胸与和蔼的态度，这往往比搔首弄智更能使对方打消顾虑，吐露衷曲。搔首弄智只能促使对方同你钩心斗角，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来揣摩你的隐秘企图。
魏斯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使他对自己所处的活动范围认识得更为清楚。通过研究人们的内心世界，他可以较有把握地结识一个又一个人。他不矫揉造作，不随声附和，不入乡随乡地涂上一点保护色。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本色。对于每个新结识的人，魏斯都真心诚意地关心他们的生活。他的这种诚挚态度，比那些虚伪的做作以及故意将对方引为同类等做法，都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更加切实可靠，热忱感人而有成效。他只在两种情况下才采用上述的虚假手段。一种情况是被迫自卫；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打击对方，指控对方对帝国不够忠诚。
魏斯确信，有时候装装糊涂更有利于广泛地搜集情报。天真幼稚的反驳比随声附和更能使对方情绪激动。此外，对交谈者还要表现出单纯的人情味来，因为不管是谁，人人都本能地希望讨别人喜欢。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就会更加竭力取悦于他。
这就是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下都要善于扬长避短。要具有职业知识，要见多识广，信仰坚定，原则性强，还要诚恳地与人为善，灵活运用有限的权利来保持自己的本色，以及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不失掉自己的身份等等，——这一切都是在敌人营垒中使用的精神武器。这些武器运用得越巧妙，魏斯的安全感就越强。
置身虎穴而不愿跟卑鄙下流的人交往，这是办不到的。相反，谁的表现越是卑劣，魏斯就越是要同他接近，这样他才能研究各式各样的卑劣行径，考察其产生的根源。
他见到的人当中，不仅有彻头彻尾的纳粹政客，也有一些不以纳粹分子自许，然而却中了纳粹毒素的人、对待这种中毒的人要特别审慎，因为他们既有可资利用之处，又包含着危险的一面。
魏斯懂得，每个人都是在一面自我想象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形象。
但是于他这一行却必须经常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在别人脑中留下的形象培养与之相适应的特点。同时，为了逐步升级，占据越来越有利的位置并继续有所进展，他必须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自己的出众之处，但又要恰如其份，以免引起忌妒。他要使人感到，倘若没有别人的善意支持，他就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总会有人愿意支持有头脑的人，愿意协助他获得成功。如果这种人不挺身而出，那也是可以找到的
魏斯觉得，尽管他没有装模作样地把保利和妇女辅助分队的女二等兵引为同类，而是在交往中保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但是他们俩都很尊重他。按这两个人的性格，不是他们的上级，他们一般是不予尊重的。
初试锋芒的成功使魏斯产生了某些希望。旷日持久的适应阶段顺利地过去了。这种顺利感更促使他渴望积极的行动，可是他至今仍然无所作为。
有一次，那个上年岁的士兵，保利·赖斯的未婚妻的父亲，没有注意到一辆正在院子里掉头的卡车，结果给压伤了。他被送到驻扎在附近小镇上的卫生部队去医治。
女二等兵请求魏斯私下帮个忙，在她父亲住院期间代替一下他的工作，以便保留住他的职务。她说：“保利既懒又邋遢，不能指靠他。”
魏斯起初只打扫院子，往小路上铺沙子和粉刷路边的石柱。他从老头儿放工作服的小橱里取出一件连衫裤和一条带格子的短围裙，把它们加在军装外面，拿起扫帚和簸箕，无精打采、满腹委屈地开始打扫庭院，渐渐地，他打扫到保卫驻地区间通道的警卫队的住室里去了。
警卫人员对魏斯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后来，那个大腿粗得象穿了马裤、头发烫成小卷花的二等兵小姐又交给魏斯一张通行证，让他到离驻地挺远的一个沙石场上去运沙子。这样一来，魏斯的活动范围就不限于驻地的房舍之间了。
这给魏斯带来很多方便。他有了行动自由，可以进出各个屋子了。
他走进穿杂色军装的人住的厢房，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几个人确实是准备空投到苏联去的。他根据一些撕碎的草稿和地形学课堂笔记得出了这个结论。从那些人抄下来准备记熟的材料中，他甚至可以断定他们预想中的活动地区。
魏斯如获至宝。
他开卡车出去运沙子时，选好了一个合适的秘密埋藏点。在回来的路上，他把车停在74／0012号电线杆旁，将来到这里以后第一份密码情报和几个空投特务的画像，用防毒面具上下透水的防瓦斯套包好，放在罐头盒里埋了起来。
后来他把电线杆的号码密写在给布鲁诺的短笺里，附于致迪特默尔太太的信中。
联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真值得庆幸。孤独、苦闷、一筹莫展的状态现在终于结束了。如果不和自己人建立可靠的联系，魏斯不管做什么也只能是白费劲。但是他不能只顾额手称庆，这种松懈斗志的情绪是应当防止的。
然而他毕竟是疏忽了。
魏斯把他画的其他几个破坏恐怖分子的像，仍然预先用防瓦斯套包好，放在车库砖墙基的通气孔里。晚上他对画像作了最后一次检查，准备第二天把它们放到电线杆旁边那个秘密点去。可是他发现，那个叫做赫里亚希的人的像被折损得很厉害。魏斯决定把磨坏的地方修复一下。他打开车顶的半圆形灯，坐进车里画起来。他把车门敞开着，以便有人走进车库时可以听到脚步声。结果……出事了。
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带着司机和警卫员走进车库，立刻发现在亮着灯光的汽车里坐着一个士兵。他一把抓过士兵正在写写画画的那张纸。
魏斯忙从车里出来，立正站着，一动不动。
穿便服的人惊奇地端详着图画。
“你是什么人？”
“约翰·魏斯，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先生的司机。”。
“画的是谁？”
魏斯看了图画一眼。
“我不知道。”
那人阴郁而狐疑地盯着魏斯的眼睛。
“画的谁？”他又问了一遍。
魏斯突然嘿嘿一笑，他那随随便便的样子完全不象一个士兵，他用不屑的口气说：“我冒昧地报告您，画得很不象样。”接着又以祈求的腔调说：“要是您肯赏光看看我的画，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
穿便服的人又仔细地看了看画，犹豫了一下，最后把画还给魏斯，默默地坐进汽车走了。
魏斯认得这辆汽车和司机。这辆车是这个穿便服的人的专用车，每次出车回来都要更换车牌，短短的时间内车身已被重漆过两次。他知道，这个人具有良好的职业记忆力，他的目光专注锐利，洞察肺腑，要摆脱这样的目光并不那么容易。
只剩下魏斯独个儿的时候，他想：那辆汽车和它的主人一定会回来的。
危险，可以逃避，也可以勇敢地迎上去。魏斯决定采取后一种态度。
他搞到一些厚实的包装纸，把印着元首、部长、元帅、将军和普鲁士统帅们肖像的军人日历放在面前，一个劲儿地画起来，现在他不必躲躲闪闪，不必瞒着任何人了。
他为自己的事业和自身的命运担忧，他渴望弥补这次不可原谅的疏忽大意——这些就是魏斯创作灵感的由来。
他对希特勒德国的艺术流派相当熟悉。他们最讲究浓墨重彩地装满门面。肖像画家的本领只有停尸间的化装师才能与之媲美——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死人脸孔描绘成活人的样子，让死人面带庄严的表情，因为每个官员的尸体都必须带有这种表情。
这种嵌在笨重的青铜画框里的巨幅油画，其色彩之华艳足使市场上出售的那些粗劣彩画黯然失色。画家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照相式地复现军装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画师的才能，还要有裁缝的本领。
肖像画还有另一个流派。如果说前一派是攀龙附凤官僚学究派——画家刻意表现人像的表面威仪，认为只需再现人的外貌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么第二派的画家则力图表现个人的意念。他们认为，作品越是狂放，越是充满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暗示，他们所描绘的人物的神情就表达得越加完美，因为他们画的不是肖像，而是肖像的思想，是一种虚构。如果说前一派的代表们毕竞还要具备一点工匠技能的话，那么后一派的拥护者则不承认任何技巧，他们认为，越是恣意鄙弃那些连油漆匠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手法，他们的作品的象征效果就越加显著。
由于时间仓促，心慌意乱，加上对所画人物的极端厌恶，魏斯便采用了第二个流派的画法。
他用那种可厌的象征手法把军人日历上的帝国要人肖像统统画了下来。为了不在军装和勋章上浪费时间，他给这些人一律穿上古罗马的男长衣，因为他记得帝国总理及其亲信都喜欢模仿古代帝王的习气。
魏斯把画好的第一组画拿回宿舍，放在自己的床褥子下面。第二组画他是用另一种手法完成的，就象画那个绰号叫软骨头的人的外貌一样——那个人的模样已经构成了罪证。
他还作了驯狗员、炊事员、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女二等兵的速写头像，在每张画上撒了一点尘土，都放到床褥子下面。
魏斯白天没回宿舍。临睡前他从褥子下面取出那些画，高兴地发现：他的这一步预防措施完全应验了。画面上的灰尘没有了。这说明有人来看过这些画，说明他预料穿便服的先生不会轻易放过跟“画家”的一次邂逅，果然得到了证实。绘画才能对情报人员很有用处。对于绘制防御设施图和地形图来说，这种才能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所以魏斯在晚间作画必然引起穿便服的先生——他无疑是个职业特务——的怀疑，从而导致一场搜查。
但是那些帝国要人的肖像画法粗率，远远不及情报老手们画工之细，这就打消了对魏斯的怀疑：看来他还不能精确地完成测绘地形的情报工作。
这一切魏斯都预料和估计到了。但是不管他的推断多么合乎情理，他仍然夜不成寐。第二天，他就把画好的另外几个破坏恐怖分子的像藏到了路旁的秘密地点，心里仍然忐忑不安。
第三天，魏斯被叫到参谋部的厢房里，那儿坐着许多穿便衣的人，其中也有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这是他许多天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主人。他们命令魏斯去取画。
魏斯把画取来了，整整齐齐地放在办公桌上。画上的人物是必须受到尊敬的，在座的人恭恭敬敬地看了一遍，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可是驯狗员、炊事员和女二等兵的画像却受到了取笑。
魏斯自己也认为这些肖像是粗劣之作，但是觉得多少还有点意思。别人竟如此轻视他的技艺，使他一霎时忘记了场合，当真地不高兴起来。这种真情流露倒极好地证明了这个士兵对绘画的热爱，使那些人恢复了对他的信任。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还想起了魏斯在“查抄物资管理处”仓库里巧妙地找出里奥达的名画那件事。至此一切怀疑便完全冰释了。在座的人一致决定，要魏斯画一幅冯·勃劳希契将军的肖像。
他们开始商议。魏斯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冯·勃劳希契将军被任命为一个庞大集团军群的司令官，日内可能访问这个驻地，因为他需要这里给他一些协助。这个单位虽说直接归柏林管辖，对勃劳希契也应当尊重，因为它很快就要同他的集团军群一起东进了。
魏斯问，勃劳希契的肖像以什么为背景。他建议采用华沙市的远景。
一个穿便衣的人大笑说：“最好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他的建议被挡了回去：如果元首得知给勃劳希契画了这样一幅像，他会忌妒和不高兴的．
魏斯完全明白了。他便建议以旗帜和武器作为勃劳希契肖像的背景。大家都同意他的建议。于是他就提出各种要用的材料——画布、颜料、画笔。魏斯被批准到华沙去采办这一切。
事有凑巧，魏斯与总部约定在华沙接头的日报子快要到了。
过了两天（接头时间恰好是第三天黄昏），魏斯弄到一辆自行车，骑往华沙。要说服外勤保卫队长准许他骑自行车外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位一等兵要用摩托车送他去。骑自行车是摆脱同行者的唯一办法，所以魏斯借口应当爱惜作战用的汽油，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甚至斗胆责备一等兵，说他浪费德军今后进军用的物资。
华沙许多街区都被惩罚性的空袭炸成废墟，好象一个个采石场。炸弹有如魔棒，把屋顶都击碎了。希特勒匪徒急于用这根空中大棒从波兰人心目中把他们对本国光荣悠久的历史的记忆扫荡干净。还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同他的亲信共进晚餐时就许下过诺言：
“波兰将变成无人区，由德国人移居到那里。然后，先生们，在俄国也同样如此。…我们一定会打垮苏联。到那时，全世界就是德国的天下……”
戈林闻言大喜欲狂，他把军装一脱，光着膀子纵身跳上餐桌，学着野蛮人的样子跳起舞来，他那肥胖、松弛、象女人似的身子不停地颤动着。
当时有一名波兰情报员立即向波兰当局提供情报，其中也报告了关于希特勒举行的那次晚餐及晚餐时谈话的内容。这个情报员被资产阶级波兰的统治者投入监狱，不久前希特勒匪徒把他绞死在狱中。
波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出卖了这位爱国者，也出卖了全体波兰人民。
魏斯漫步于凄凉的废墟和峭岩般兀立的残垣断壁之间，不禁想起了那一次在军事委员会里退还他证件的事来。工作人员神情沮丧地把证件退给了所有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大学生、工人和职员。这事是在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拒绝红军过境去迎击希特勒军队以保卫波兰免遭突然袭击之后发生的。
希特勒的间谍们把准备进攻波兰一事通知了英国统治集团，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在这件事情上德国会有什么危险。他们了解的结果是：英国将在形式上对德宣战。后来果然宣战了。这场战争被世人称为“奇怪的战争”，纸上谈兵的战争。
波兰就这样被扔在法西斯匪徒的铁蹄之下，——企图以此来促使希特勒进攻东方，进攻社会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者通过特务部门，采取最卑鄙的手段推行其反对全人类的阴谋。许多人和这种阴谋进行过斗争，其中就有亚历山大·别洛夫。
大学生亚历山大·别洛夫是里涅夫院士最有发展前途的门生之一，也是别洛夫这个工人世家的第一位知识分子，但是他放弃了科学生涯，放弃了生活将要给于他的一切而走上了战场，如同他父亲在国内战争年代履行共产党员的职责上前方去打仗一样。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战场——秘密战争的战场。苏联侦察员亚历山大·别洛夫被派到这个战场，打进法西斯分子的营垒，他的任务是使自己的人民预防或避免敌人从背后袭击，并在敌人的巢穴里打击敌人。
力量众寡悬殊。魏斯是在敌人中间孤军作战。
布鲁诺顺着华沙废墟中清理出来的一条小路向这边走来。魏斯一见到他，一见到他那瘦弱的身影和那张经常以一种怪相来嘲笑自己身上的病痛（他总是没有时间治病）、表情非常丰富的脸孔时，心中涌起的感情就象囚徒获得释放，在监牢的大赦日见到前来迎接他的亲人一样。尽管他在这几个月中严格训练自己，并为这次接头作了细致的准备，现在他还是克制不住自己，急忙向布鲁诺奔了过去。
“注意情绪！你不带情绪不行吗？”布鲁诺不满意地说。
布鲁诺跟在魏斯后面，在废墟中间的小路上走着。布鲁诺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嗓音轻轻地、认真地说：“同你失去联系以后，我们那边情绪也有些波动。你铺得太开了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行，干得挺在行。恐怖分子的画像收到了，翻拍了，发给了各个行动组。画得不错。有才气！”
魏斯停住脚步。
“走呀，”布鲁诺吩咐他，“等会儿我们交换位置，我再听你的，现在你先听我说。”他压低了嗓门：“战争。就要打了。”他再次厉声地说：“走呀，走呀，别东张西望。现在谈谈你最感到困难的事。战争爆发后，不要管它。沉住气，要克制。最初一个时期停止联系。”他叹了口气：“就这样，老弟，不管多么难熬也不能感情用事，忠心耿耿给帝国效劳吧。不要有任何活动，明白吗？完全适应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适应他们。”接着布鲁诺把魏斯应该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一字不差地向魏斯转述了他父母的来信。布鲁诺说，他到魏斯双亲家里去过。接着他又传达了领导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后他说：“将要另派一位同志来和你联系。现在你说吧，简短些，我听着。”
布鲁诺绕过魏斯，走在他前面一点。
魏斯把没来得及通过秘密埋藏点转达的情况统统作了汇报。等地汇报完工作，正准备谈谈如今最使他心情激动的问题，也就是布鲁诺刚才说的关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废墟间的小路已经走完，前面到了一个广场。
两个德国士兵只好就此分手——一个往右，一个往左。他们没有想到，他俩还要见一次面，最后的一次……
魏斯买好他所需要的各种东西，跨上自行车，回头向他那牢笼般的驻地驰去。所谓绘制冯·勃劳希契的肖像，说得确切些，不过是把他的尊容从军人杂志的彩色封面上临摹下来而已。魏斯精神抖擞地骑车回到铁门前，向哨兵出示了因公外出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许可证。魏斯把冯·勃劳希契的肖像画好了，但是冯，勃劳希契并未光临。希特勒的军队已集结在苏联边境，完全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只等元首一声令下了。
从那一天起，对魏斯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这种考验要求他付出全部的精神力量、耐性和随机应变能力。往往是，好比你自己撕下自己的皮，把它翻过来又贴在身上，脸上还要露出笑容来。要装出一点也不痛苦的样子，好象你并不是恨不得马上就去报仇雪恨。当然，并不是为自已去报仇雪恨，当自己的人民在流血牺牲的时候，哪里还能想到个人呢！
但是他注定只能袖手旁观。苏维埃人遭到屠杀的时候，而他必须置身于一群刽子手之中，在他们的营垒里老老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等待时机。为了能准确无误地完成全部任务，他必须等待时机。有人正在设法防范法西斯秘密力量的暗中袭击，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每个人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意志和理智的力量决定着那个时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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