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被调到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领导下的一个特别分队工作，该分队的任务是跟在进攻部队后面，在占领区内为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处和反间谍处收集情报。
盖世太保也担负着类似的任务，因此必须把工作搞得特别出色，才能超过对手。编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分队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特别训练班的学习。
魏斯在特训班同军事情报局的职员们一起研究苏联证件的原件；党证，团证，身份证，授勋证书，出差证，工作证，通行证以及其他各种证件。他还听了关于苏联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结构，关于统计制度以及报表和文件的形式等等一系列讲课。
有一课是用俄语讲，然后再译成德语。报告人的年龄无法确定，他身穿蓝哗叽西上装，便便大腹之上紧绷着一件花哨的毛线衣。此人是个叛国分子，过去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魏斯后来了解到，曾经有一家德国公司在签订了供货合同之后送给他一份厚礼，并收买了一个女人同他幽会。幽会地点是城郊的一座饭店，这家伙赤身露体、不堪入目的丑态被拍了照。他原有妻室儿女，很珍惜他那正人君子的名誉；为了保全家族的声誉，起初他吐露了自己掌握的一些工作机密，后来竟为保住狗命而出卖了祖国。
共产党员亚历山大·别洛夫却要象对待老师那样笔直地站在这个败类面前，象小学生那样回答他的问题。当他满意地告诉翻译：“这个士兵头脑清楚”，翻译对魏斯夸了一声“好”的时候，魏斯报以恭敬而感激的一笑，内心却十分气恼，因为他不能掐住这个老师肥胖短粗的脖子结果他的性命。
魏斯开车送少校到华沙去了几趟。说也奇怪，自从在课堂上见了那个令人憎恨得浑身发颤的叛徒以后，他对少校甚至有一些好感了。施泰日格里茨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敌人，职业特务，觉得自己那一套秘密工作经验很了不起，自认为对打开人们心灵的各种方法无所不精，他是那样沾沾自喜，实则早已丧失了辨别人类行为中那些细微含义的能力。魏斯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得他的更大信任。有一天，他对少校说：
“少校先生，我把车停在帝国政治委员官邸旁边的时候，一位盖世太保的特勤队长，三十来岁，胖胖的，淡黄头发，相貌平常，他钻进车坐在我身边，起初给我一盒烟，后来给两盒，还答应下次增加一瓶烧酒。请问，我应向他报告您的什么情况呢？”
魏斯用淡漠的、公事公办的腔调说了这一番话，好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照章办事，如此而已。
少校默而不答，好象没有听见，没有弄明白，毫不在意似的，但是看他眯起眼睛、抿紧嘴唇那副模样，魏斯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这番话击中要害了。
直到周末一次例行的外出时，施泰因格里茨才顺便问道：“喂，又见到那个人了吗？”他把魏斯所说的那人的特征丝毫不差地重述了一遍。
魏斯顺着少校的意思随口答道：“见到了，但是我避免同他交谈，因为我没有得到您的指示，不知道应当向他说些什么。”
“给元首办事的人想知道什么，你就应当告诉他什么，”少校简短地说。
魏斯沉吟片刻，考虑这句话的含义。他坦然地笑笑说：“少校先生，我婶婶教过我：‘你的主子走运，你也走运；常换主子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主子’。”
“你婶婶是聪明人。”
“她去世了，”魏斯告诉他。
少校很快地说：“去见那个人，答应把他感兴趣的事都摸清楚。”说罢从兜里掏出皮夹，递给魏斯几个马克：“这个给你去同他喝啤酒。”
“谢谢少校先生。”
但是，魏斯想利用他虚构的这个盖世太保来吓唬施泰因格里茨，尤其是想借此套出一些关于少校本人的情况的计划没来得及实现。第二天夜间，特别分队突然紧急集合，魏斯随大伙一道离开驻地，开拔到东部边境去了。他们驻扎在一个当地居民早已被赶走的村子里。车过戒严区的时候，魏斯看见第二梯队的步兵和摩托化部队正在出发阵地上待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的事。
原教育部官员、一等兵尤普博士最近作了几次指导，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对敌方文件进行分类。文件要分门别类装入带保护色的口袋或箱于，党内文件是一类，政府文件是另一类，经济类文件又是一类，等等。证章、勋章、奖章、图章、硬印等要装在带盖的桶里。每个士兵都领到一个类似邮递员背的那种挎包。
出发前夕，分队又补充了四名士兵，他们各人配备一套拧门撬锁的工具和开保险箱的割炬。这几个“新手”相当内行，不需要接受特别训练。魏斯深信这一点，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语言方面跟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他的老师们虽然精通德国各地方言，但是对德国盗贼的黑话却一窍不通。魏斯只好在这里就地充实一下自己的语言知识。
还是那个尤普介绍了，如果需要从苏联公民嘴里得知文件收藏地点及文件分类的情况，应该如何对付他们。尤普最后引用了元首的一段话：“我要让人摆脱所谓良心那种使人屈辱的空想。良心也同教育一样，害人不浅。”尤普补充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获得的自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摆脱了那些束缚个性的概念，例如对敌人要怜悯、宽大、慈悲等等。”
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库特·赖因霍尔德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尤普说：“这个坏蛋拼命想掩饰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言论。后来他还告过教授和大学生的密。谍报局要了他，这倒成了他的一件功劳。”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赖因霍尔德膘了魏斯一眼：“我在莱比锡大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他常常叫我往盖世太保的一个处里送文件。所以我清楚。”
邻村驻着党卫队保安局的一个特勤小队。魏斯得知这个特勤小队的士兵不久前在集训营里受过训。还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党卫队就在各个团建立了集训营。
集训营有三种：劳动营，“病号”营以及党卫队分子学习领导本领和“镇压方法”的实验营。作为实验材料的人由特别法庭提供。该法庭的使命是“消灭第三帝国的敌人，主要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
盖世太保在所有的居民点每五户设一名报告人，其任务之一就是检举应该关进集中营的人。
对送进集中营供实验用的人，有一种极其秘密的处理方法。那里对一切都作了详细规定，包括集中营的建筑设计图，死亡率最高的流行病的统计数字，预防传染病的注意事项，囚犯在服劳役时维持其体力的集中营菜谱，以及为帝国和集中营紧缩开支的最低口粮标准。
有一项指示规定，正在进行医学试验的集中营特别区严禁外人入内。据说这种试验成果有利于保护第三帝国公民的健康。任何泄露这些试验方法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还有一些埋人坑示意图，上面分别注明了这些坑到禁地点的距离，并附有最合理的尸体叠放方法的说明以及各种深度和宽度的埋人坑的容量表。示意图的说明中写道，由于德国不承认日内瓦协定，故有关的战俘管理制度均由集中营行政当局自行制定。
《集中营违章惩处条例》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最有效的惩处措施”。
这些规定不发给士兵。
担任分队长的军官把这些规定夹在图囊的透明的赛璐珞下面，只拿在手里让每个士兵读一下。
这些天来魏斯暗暗观察自己的同事，发现他们一个个情绪高昂，乐天知命。那还用说！他们躲过了到前线部队去的厄运，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跟着突击部队向前推进，只要勤勤恳恳地办事就可以了。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爱好旅行，战争使他们能免费游览许多欧洲国家，从各地带些纪念品回去。他们还说，男人若不打仗就象女人不能生孩子一样。他们常常回忆起一句古老的德国俗语：“国王统率普鲁士，普鲁土统率德意志，德意志统率全世界。”
这多半是些老成持重的人，或是小官吏，或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对于脱下便服换上军装，感到挺惬意。
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幻想，希特勒会象他三十年代初在“革命”演说中所作的保证那样，对大康采恩加以限制，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繁荣兴旺创造条件。
希特勒甚至答应过没收大百货公司，在其中安置一批小商人。他就是用这些诺言把小商人小业主们变成了法西斯主人的狂热信徒。但是，希特勒借助德国工业巨头登上帝国总理的宝座后，却大肆排挤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和新立法导致千百家小企业破产。小业主们认为，这是对他们那种轻率的资产阶级革命幻想的惩罚。他们中一些头脑机灵的人连忙加入了纳粹党，企图在政治喧嚣声中光复自己的旧业；另一些人则到军队和特别小分队里谋得一个位置，他们有着稳固的社会地位，在这里是不会栽跟头的。
这是一伙身穿军装的小市民，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少吃苦头，较为轻松地走完元首给他们规定的胜利之路。他们头脑里早就形成一种概念：法西斯党是“国家思想的体现者”。过去他们的太太在餐巾上绣的都是生活中的劝善箴言，现在装点他们住宅墙壁的，则是精心刺绣的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贝尔格的语录了。
从前他们用圣经里的话教育子女，如今元首的话成了最高道德准则：“我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激烈、苛刻和残酷的人。我希望他们象猛兽一样。”
许多这样的新信徒在填表时自豪地写上，他们的儿子在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局、党卫队和军事情报局为帝国服务。这使做父亲的享有许多特权，其中就包括在特别分队工作的权利。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同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一起住在一幢不大的别墅里。
少校同此人早已相识，差不多还有点交情。差不多！因为少校素不结交任何知心朋友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他的信条是：人皆为己，无人为大家。人人都肯为自己花钱，而不愿意为别人打破的碟子赔钱——这句格言是施泰因格里茨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础。施泰因格里茨一生中不管跟谁交往，都不过是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迪特里希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于尊贵的容克家族。任何一个研究雅利安种族高贵特征的人见了他的头盖骨、鼻子、耳朵的比例，都会惊喜不已。
他不仅受过军事教育，而且拥有更为广博的知识，差一点被元首一九三０此年一月三十日的国会演说不幸而言中：“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败类……”。但是这对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并未构成任何威胁，因为他是谍报局反间谍处的领导人。
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是在第二处——破坏、怠工、恐怖活动处工作。多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亲手去干那种又脏又累的活儿。执行任务期间，施泰因格里茨仔细研究与他所干的帝国情报行当有关系的大学教授们给他挑选的材料，他这个大老粗倒严然象个饱学之士。但是，就象执行完任务回家脱去上衣一样，任务完成了，曾经对他有用的那一点点知识也被他毫不在乎地扔掉了。
对于施泰因格里茨来说，特务活动不过是他的工作、职业，如此而已。据他看来，如果他在他的处里能拥有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外汇，用来奖励特务人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么这就是他的最大成绩了。
对于奥斯卡·冯·迪特里希来说，反间谍处的工作井不单纯是任务和职业，甚至也不单纯是宦途阶梯。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他自己是个不受一般人幼稚的道德准则约束的超人，他的希望、信念和理想都在这个统一体中得到了体现。而最重要的是他有了权，有了统治别人的权力。什么事情能比玩弄别人的生命更加有趣呢？这是一切游戏中最使人热中的游戏！
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一生受了那些军衔和职位比他高的人不少侮辱，但这些并没有给他的思想蒙上阴影。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虽然不曾受过他那样的气，但也经历过一些倒楣的事。他在年轻发育时期曾对女性怀有一种病态的畏怯，有一次，他试图克服这种状态，结果发现自己机能萎顿。同他有染的那个姑娘把他的缺陷宣扬了出去，致使迪特里希久久遭到同龄人的嘲笑和怜悯。
在军事学校学习期间，他沾染了古代绅士的腐化恶习，并受到一位剑术教师的袒爱。这位教师强迫学生们尊重奥斯卡。这倒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因为那种恶习在德国非公开的学校里是司空见惯的。
奥斯卡的父亲是德国国防军一位功勋卓著的军官，当过皇帝陛下的侍从官，他得知了儿子同剑术教师的暖昧关系。父子间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儿子竟斗胆暗示父亲说，就是皇上本人也染有他所爱恋的剑术教师的那种癖好。最后父亲拒绝负担儿子每月的津贴费。
为了不受穷，奥斯卡从母亲那儿偷了一些传家的珠宝。他的这种行径虽然家丑不可外扬，但是热爱母亲的奥斯卡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她那张惊恐、忧伤的脸孔，为自己的不争气而负疚不已。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生平还有一件事，尽管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仍然不免脸红。有一次，军校学生正在营地上那个没有遮拦的靶场上练射，一头挺漂亮的白毛小山羊逛到靶场上来。土官生乐了，就朝山羊放了一阵乱枪。遍体鳞伤的山羊起初哀鸣着乱跑，后来拖着被打断的后腿在地上爬。士官生团团围住山羊，好奇地瞧着它慢慢咽气。这时奥斯卡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这可是大煞风景！
奥斯卡在学校的军官会议上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指责；他们说他败坏校风，他那可恶的行为给士官生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是同未来军官的身份不相称的。有人甚至说，应当将他从军校开除出去。
他的父亲被请来了。上次在谈论奥斯卡同剑术教师不甚体面的关系时，父亲只不过嘲笑几声，随后中断了给奥斯卡的津贴费。他当时说，一个军校学生只要不把钱花在亚历山大广场的姑娘身上，日子可以过得节俭一些。而这一次却不然，冯·迪特里希上校对儿子破口大骂，用他那青筋磷磷、皮肉松弛的手一把揪住儿子军上装的翻领，恨不得揍他一个耳光。
最后奥斯卡认了罪，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军校毕业后，奥斯卡·冯·迪特里希巧妙地利用父亲的庇护，服完了兵役。随后他进了谍报局，并且一开始就选中了第三处，因为在这个处可以随心所欲地侮辱别人，为自己过去所受的屈辱出出气。
冯·迪特里希的阅历与年俱增。随着职位的提升，他逐渐认识到这个职务对他大有好处。它不仅使迪特里希避免了他在弗洛伊德作品中津津有味地读到过的那些毛病，而且还使他掌握了弱肉强食的哲学理论。他可以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而完全不是滥用职权，甚至恰恰相反。因为他只要奉行自已的理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加强帝国的威力。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逐渐被培养成一名深受谍报局领导人器重的特殊类型的反间谍人员。思想家、唯智论者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认为，反间谍并非一种特殊性质的职务，而且只有优秀人物才能掌握的一种世界观体系。只有洞悉别人一切隐秘的弱点、过失和丑行，才能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如果有谁不上圈套，那就表明诱惑不够强烈，或者没有对症下药。
卡纳里斯认为，真正的反间谍人员不应该进行揭发，而只要搜集当权者们的罪证，一旦他们当中有谁桀骛不驯，就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反间谍人员掌握的这种材料越多，他获得个人权势的道路就越宽广。
德军参谋本部的巨 们和希特勒的所有亲信人物都在卡纳里斯的秘密卡片中立了案，关于他们的血统以及闻所未闻的秽行丑史都有详尽无遗的记载。卡纳里斯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将卡片中的有关记载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以此作为要挟，好在这些人构筑的金宇塔的顶端获得一席之地。
但是他谨慎从事，他知道：元首本人当二等兵的时候也是军中特务，元首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这种活动具有无限的能量。希特勒现在害怕的是，如果特务机构过于集中，其领导人将来可能攫取第三帝国的大权。所以他不愿把这支强大的力量集于一人之手，而是让许多机构来平分秋色。
卡纳里斯对此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谨慎小心了。有人对他说，元首送他一个绰号，叫“糖浆里的 犬”，这甚至使他那当间谍的自尊心得到一种满足。
在同欧洲列强进行秘密战争时期，卡纳里斯比在公开战争特别是对俄战争时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希特勒。他感到，为置人死地而提供罪证这种助手工作并不美妙，也没有什么前途，因为盖世太保、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局在这一活动中都已捷足先登，赢得了希特勒的特殊信任，受到了他的偏爱。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的父亲眼卡纳里斯关系密切，所以上尉对于这些情况颇有所闻。他的自尊心也常常受到伤害。盖世太保、党卫队和党卫队安全局的军官们公然无礼地声称他们比谍报局的人高出一头，因为谍报局人员的活动不得超出国防军及其各个司令部所涉及的范围。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身体瘦弱，但风度犹存。他对人态度矜持，就是在上级面前也显得傲岸而矜持，加上他为人乖巧，彬彬有礼，这些都使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的体面，不露痕迹地把别人踩下去。其实他是一个狂妄份子，他把自己想象成超凡人圣的天才，高高凌驾于那些被他洞悉了隐私的人们之上。
迪特里希用他那双晶莹的，几乎象女人一般的淡蓝色眼睛望着军衔和职务都比他高的军官，一边谈着抽象的话题，一边为自己对此人拥有无形的支配权而暗暗高兴，因为他手里正掌握着一份情报，可以随时使这个军官降为士兵，甚至可以把他变成盖世太保值勤分队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虽然军衔较高，在迪特里希上尉面前却象一个下级。这纯粹是平民对贵族，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不由自主的崇拜。这里还包含着一个隐秘的愿望：他想得到迪特里希的庇护。
任何纳粹宣传都无法动摇施泰国格里茨头脑中固有的看法：希特勒德国也跟任何时代的德国一样，它的真正的统治者是工业巨头和高级军官团，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只不过起了屠夫的作用，肃清了德国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工会、自由主义者，消除了工人阶级汇合成一支统一力量的可怕危险。
元首虽然是法西斯党领袖和国家首脑，但德国既然叫做第三帝国，希特勒就是皇帝，跟过去的皇帝完全一样。他所依靠的人就是过去的皇帝依靠的那些人；企业巨头、富翁、大地主和军队上层人物。
施泰因格里茨那个农民脑瓜打的就是这样的算盘。于是他颇有远见地来巴结军队上层人物的代表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例如，有一次奥斯卡把他心爱的留声机歌曲唱片《蒙得卡罗之夜》打碎了，施泰因格里茨立即主动表示要到宣传处去替他再搞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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