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胳膊上系着号牌被送进野战医院。如果伤员失去了双手，号牌就系在脚上。如果四肢全无，就挂在脖子上。
野战医院也跟各处一样，驻有盖世太保。其任务是监督医生们遵照纳粹党的规章办事：帝国不需要残疾者，帝国要的是士兵。最主要的事情不是救活伤员，而是让伤兵重返前线。伤员可能因失血过多和种种痛苦而身体虚弱，他们叫喊，哭泣，呻吟。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应当而且必须按规定的期限康复出院。
负责监视医务人员的是党卫队二级下士菲塞尔，负责监视伤员的是党卫队上等兵巴尔奇。
巴尔奇没伤没病，但是他象重伤员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缠着绷带，浑身淌汗。这就是他的工作。他从一间病室换到另一间病室，从一个床位换到另一个床位，偷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说些什么胡话，或者听他们醒来后谈些什么战斗情况。
菲塞尔主管伤员的分类。他分配病室主要不是根据伤势轻重，而是根据巴尔奇提供的关于士兵的情报。将被菲塞尔发配惩戒部队的伤员，统统安置在一座单独的厢房里，病室的窗户都装上了铁栅。
菲塞尔精力充沛，性格乐观，擅长交际。他有一双灵活的褐色眼睛，饱食终日，肥头大耳，嘴里总是叼着一个雪茄烟蒂。
巴尔奇则由于长期住院，卧床不动，生活枯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而面色苍白，衰弱无力，得了哮喘病和习惯性失眠症。他脸上总是带着痛苦的表情，比快要死的人还难看。
在军官病室里，对受伤军官照料的好坏，并不取决于伤势的轻重，而是看他们军衔的高低，奖章的多少，职务的类别，门路的广狭和金钱的数量。那里也有那里的菲塞尔，那里的巴尔奇。
一度昏迷曾使魏斯面临死亡的危险。醒过来以后，他甚至顾不上庆幸一下自己还活着，马上就忧虑起来：他在昏迷中是否失去过控制，是否泄露过机密？但是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外科医生当着菲塞尔的面对魏斯作了一次检查，菲塞尔用呆板的腔调问这个士兵，他愿意接受怎样的治疗：“是多忍点疼痛，快些治好，早日向前线呢，还是多加点麻药，慢慢地复原呢？”
魏斯必须尽快回到特别分队去，因此他以一种恳切感人的态度表示，他盼望快些回前线去。
于是菲塞尔就在魏斯的病历上写下了第一条批注，作为后者政治健康状况的诊断记录。
魏斯凭他老练的观察力，一眼就看出了菲塞尔和巴尔奇担负的真正使命。
因此，当巴尔奇愁眉苦脸、用懒洋洋的腔调劝魏斯设法在医院里多泡些日子的时候，魏斯就啐了他一脸咖啡渣。
魏斯要见菲塞尔，其实已没有报告的必要。菲塞尔一见巴尔奇满脸咖啡渣，便完全明白了。他厉声对魏斯说：“你，当兵的，别发火。巴尔奇对元首是忠心耿耿的。”
魏斯现在不需要任何证据了：菲塞尔跟巴尔奇是怎么回事已经一清二楚。
野战医院差不多就象打过仗的战场一样；所不同者，只是这里的一切都整齐干净。注意一下受伤的人；听听他们的呻吟，看看那些截肢的、残废的、垂死的伤兵如何在痛苦中煎熬，魏斯心里产生了两种感情。
一方面，他们是敌人，他们被送进医院的越多越好，这说明苏军反击法西斯进攻打得很漂亮。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被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或预感到死亡已近，因而恢复了为人的本来面目：他们是一家之主、匠人、农民、工人、大学生和不久以前的中学生。
魏斯看见，当菲塞尔兴致勃勃地拍着一名士兵的肩膀，宣布他的伤已经好了，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前线去的时候，那个士兵的眼睛都失神发呆了。有的人尽管伤口剧痛，进院以后还能迫使自己入睡，但是在出院前夕却一个个目不交睫。他们按捺不住求生的欲望。不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自己，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去杀人了。
一天夜里，魏斯试探地说：“我睡不着，心里老是想那个俄国坦克兵。他一把年纪了，有妻室儿女。入伍前说不定也跟我一样，是个司机，可是我把他干掉了。”
黑暗中有个人嘟哝道：“你不干掉他，他就会干掉你。”
“可是他已经受了重伤。”
“俄国人生命力强。”
“他求过我别杀他！”
“你说谎，他们不会求饶的！”一个哑嗓子肯定地说。
巴尔奇大声问道：“假如有人求饶，怎么办呢？”
“我说了，他们不会求饶的！”哑嗓子固执地重复道。“不会求饶，——就是这么回事。”最后还恶狠狠地说：“你这头笨牛，别抠我的字眼，我见过这样的人！”
“哼，你竟敢如此……”巴尔奇开始用威胁的口吻说。
“本来如此嘛，”哑嗓子打断他的话头，不再说了。
第二天，魏斯换完绷带回到病室，看见哑嗓子兵的床位上躺着另一名伤兵，用细弱的声音哀哀地呻吟着。
魏斯问巴尔奇：“那一位在哪儿？”他朝床上点点头。
巴尔奇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德国士兵只应当藐视敌人。你说呢？”
魏斯坚定地说：“我痛恨我的敌人。”
“对呀，”巴尔奇称赞道，“你说得对。”
魏斯望着他的眼睛说：“我知道我在为谁服务，我应该痛恨谁。”他感到不应该用这种腔调说话，便改为关切的语气问道：“你身体怎么样，巴尔奇？我希望在前线什么地方跟你后会有期。”
巴尔奇没精打采地说：“好吧，兴许，当然罗……”接着他恼火地说：“我不理解那些俄国人，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呢？军队被打垮了，还继续作战。换个文明民族，早就投降了，适应了新的环境，能够继续生存……”
“他们能生存多久呢？”魏斯问。
巴尔奇含糊其辞地答道：“目前东方工人的数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
“你需要多少个工人？”
“我想要五六个。”
“干吗不要十个、二十个呢？”
巴尔奇叹了口气。
“要是我爹再添置一点土地的话……。眼下我们算好了，有五六个就够了。好歹总得养着他们。我们在巴伐利亚有个畜牧场。多养几头牲口总比多养几名工人赚钱。”接着他夸起口来：“我是一九三五年从农业经济学校毕业的。直到现在我爹还得和我商量，往哪儿使钱更合算。经济危机那几年，爹常常进城去胡闹。”他用手掌比划了一下：“瞧，只要给这么一小块猪油，就可以弄到个小姑娘。我娘知道了，把储藏室的钥匙藏了起来。爹就做了一把万能钥匙。直到现在他还挺有精神。。
“他偷猪油送给小姑娘吗？”
“他从妇女集训营里搞到两个。”
魏斯向往地说：“真想在前线遇到你，真想……”
巴尔奇不爱听魏斯说这些话，便不再作声，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
在做手术时和换绷带疼得要命的时候，魏斯的表现也许不太明智。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疼得满身大汗。他从来向医生抱怨身体虚弱或者哪儿不舒服，也没要过营养品和补药，而其他的伤兵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要到这些东西后就寄回家或拿到黑市上出售。魏斯显得与众不同，可能引起怀疑。
巴尔奇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最糟糕的药品换过手表、胸针、订婚戒指，甚至趁一些妇女的亲人得了病，走投无路，用这些药品把她们搞上手。药品不占地方，却可以换到许多东西。他悄悄对魏斯说，德军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占领区的药品一概立即没收。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缺乏药品，而是要促使占领区减少人口。巴尔奇挺羡慕自己的长官菲塞尔，因为野战医院所有的药品都在他的监管下，他把相当多一部分药品拿到黑市去出售。有几名伤情可疑——手腕受伤——的士兵在为他干活。他们知道，若是把卖药的钱隐瞒一个分尼，他们随时都会被菲塞尔送交军事警察。
巴尔奇又以敬佩的口气说，菲塞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何时何地准备发动进攻以及德军的损失情况。
“他哪儿会知道？”魏斯表示怀疑。“你尽撒谎！”
巴尔奇甚至没有动气。
“不，我没撒谎。菲塞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根据规定的标准，给每次战役开列用药清单，战役结束后就呈报药品消耗情况。药品消耗量是与伤亡数字相应增加的。他还负责把医院里没有收回的军装登记入册。”
“什么是没有收回的军装？”魏斯惊奇地问。
“你这傻瓜，”巴尔奇说，“难道我们能让士兵一丝不挂就把他们埋掉吗？这儿不是集中营、”
巴尔奇一番直言不讳的饶舌，对魏斯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他的伤口愈合得不太好。由于化脓他发了三周左右高烧，为了在昏迷说胡话时也能保持谍报局士兵魏斯的身份而不露出本相，为了不丧失这一点意识，他已经折腾得心力交瘁。退烧后他虽然神智清楚，却没有一点气力来抵抗那压倒一切的猛烈的疼痛。
伤员换绷带时都疼得大呼小叫，有的甚至要咬医生，这些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不体面。
魏斯却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忍住痛，在绷带室里也保持自己的尊严，虽然这其实大可不必。不过，也许与痛苦作这种无意义的斗争多少还有些意义，否则魏斯恐怕要失掉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了。
魏斯终于渐渐活了下来。
他已不再昏迷，高烧逐渐下降，疼痛日见减轻，慢慢有了力气，甚至想吃东西了。
但与此同时，魏斯又感到十分苦闷。战争正在进行。所有的苏联人，连同老人和孩子，都奋不顾身地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而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却躺在德国人的病床上，让德国医生来挽救他的生命，不能作出任何贡献。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睡在暖和于净的被褥里，饱食终日，有人侍候，甚至还受到尊敬。还用说吗，他是同敌人打过交手仗的德军士兵英雄！
魏斯还从伤员的谈话中得悉，库里奇基村的被围守军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遭到了攻击，已经全部被歼。
看来他是白白地冒了一场生命危险。
他做错了事，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也是无可分辩的。但是，他哪里知道，那个坦克兵流着鲜血爬回到自己人那儿，却没有机会把他所遇到的情况报告给守军司令！
坦克兵被解除了武装，卸去了皮带，摇摇晃晃地站在特务科长面前。科长要他承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所讲的情况完全不象真话，象是在撒谎，欺骗。有些事实坦克兵没有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是的，他遇到了一个法西斯分子，这个法西斯分子没有杀死他，他也没有杀死这个法西斯分子。是的，他把图交给了法西斯分子。交的是哪张并不重要，总之是交了。机密文件到哪儿去了了没有了。这就够了。丢掉了机密文件！一切都明白了。
坦克兵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万无生理。他坚定地接受了判决，只是请求不要改变火力阵地和布雷区。当他看出他的请求也同样受到怀疑时，便开始苦苦哀求，就象贪生怕死之徒哀求活命一样。
坦克兵的最后请求得到了实现，但完全不是由于听信了他的话，而是由于来不及改变火力阵地了。
德国人开始了炮火准备。他们的火力布署马上使特务科长恍然大悟。德国人尽量避开我军火力阵地，只管轰击那些一门炮也没有的地段。炮火准备一停，坦克就开始攻击，一辆辆坦克直扑布雷区。
特务科长明白了，他是把一个无辜者，一位英雄判处了死刑。坦克兵所说的那个德国人，大概根本就不是德国人，而是跟自己一样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在履行使命时依靠这位坦克兵来诱使敌人上当，以挽救守军。
法西斯分子冲进了守军的阵地。特务科长趴在机枪旁边，以稀疏的短点射进行回击。后来他又用手枪打。最后一颗子弹本来可以用来解脱自己，但是他瞄得准准地送给了一个敌人。
当身受重伤的特务科长被拖进反间谍处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审讯时不能失去知觉，要将计就计实现自己的打算：将危险从那位英雄情报员的身边引开来，因此他被枪决了。
迪特里希邀请施泰因格里茨一道来审讯。施泰因格里茨认真协助他迫使特务科长招供。后来他们派了一名士兵去核对事实，士兵回来报告说，在招供人所说的地点果真埋着一具被枪决的坦克兵的尸体。
两名军官确信，俘虏对他们说了实话。
核实供词的当儿，特务科长稍稍清醒了一些。当审讯重新开始时，他就向迪特里希猛扑过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脸颊，心里还在想；这个外表斯文、娘娘腔的反间谍人员一定很爱惜他这副尊容吧。迪特里希拚命抵抗，拔出手枪顶着他开了火，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尽管迪特里希把这个重要的俘虏随便干掉了，施泰因格里茨也顾不上同他争吵。他们现在应当互相帮忙。因为他俩都相信了敌人的假情报，对这件事负有同样的责任。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而应当尽快摆脱关系。也许，俘虏死了反而好些。他的口供完全不必作记录。他俩不约而同地另编了一套口供。图落到德国人手里之后，苏军就改变了火力阵地和布雷区。这就是俘虏的供词。这份“供词”由两名谍报局工作人员签署证实。这一双签字也把他们两人目前被迫结成的友谊在一个长时期内巩固下来。
至于魏斯，那是明摆着的事：这个士兵的功勋是无可非议的，应当授予他奖章和二等兵军衔。至于指挥围歼苏联守军的各兵种联合指挥官那里，此事不难说通，他也是可以通融的。
德军情报部门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得悉，苏联统帅部曾经命令苏联各级军官和将领，即使在侧翼被敌军纵深迂回包围的情况下也要死守防线。德军情报部门还搞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六月二十二日的指令，其中要求苏军只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但同时命令“地面部队未接到特别命令不得越过国境”。可是法西斯军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推进得越来越远了。
如果那位陆军将军向上级报告，说谍报局工作人员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轻信敌人的假情报，没能事先识破敌方诡计，那么，他俩就会以牙还牙，摘掉将军头上的胜利桂冠，报告有关部门，说守敌被歼并非由于将军指挥有方，而是因为敌军指挥之术。如果将军打算在敌人国士上继续这样推进，去攻打那些没有一门大炮也没有一挺机枪的地段，那么他就不必率领作战部队，只要带领一支掩埋队就行了。
将军对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的“有益的”工作作了公允的评价，并且听取了他俩对此所作的反论证，他觉得为这两名谍报局人员呈请授奖乃是上策。施泰因格里茨乘机在将军面前把自己司机的功勋大大称颂了一番。因为在这段可疑的事件中只有司机的功勋实有其事，嘉奖了司机，就象给施泰因格里茨的受奖增添一道真实可信的光环。
自从菲塞尔宣读了关于授予魏斯勋章和二等兵军衔的命令之后，魏斯同巴尔奇的关系变得比较融洽了。
菲塞尔为了收集必要的情报，不断把巴尔奇从这张病床挪到那张病床，从这间病室调到那间病室，以便他能随时了解到伤员们的思想睛绪。
但是巴尔奇由于长期卧床而变得迟钝了，对于写书面报告颇感棘手。他发现谍报局二等兵魏斯不仅书法出众，而且文笔优美，认为可以让魏斯当当自己的文书助理。
晚上，卫生员将魏斯和巴尔奇用担架抬进一间专供单独谈话用的空病室里。巴尔奇从担架上起来，惬意地活动着四肢，一面向魏斯口述报告的内容，他总是强调，文句不仅要优美，而且要有力。巴尔奇甚至订做了一块特制的小板，让魏斯能比较舒适地躺着写字。现在魏斯就是用这块小板垫着纸，躺在担架上替巴尔奇写报告。渐渐地，他们两人的角色开始有了改变。魏斯说，他需要比巴尔奇所提供的更为广泛的资料，否则他就无法把卓有成效的野战医院政治管理工作的报告写得精彩动人。其实菲塞尔的上级对这些资料未必发生兴趣，只是亚历山大·别洛夫需要这些资料罢了。
魏斯通过与伤员攀谈，得到了一些更有用的情报。住院的伤兵来自各个兵种。同魏斯相邻的床位上就有几名气象兵和一名轰炸机随机机械员。通过与气象兵交谈，魏斯了解到，德国人总是一成不变地将空军以及摩托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同天气情况联系在一起。只要知道哪个部队紧急索取某一区域的气象预报，就可以完全断定将要发起的进攻战役是在什么方向。德国人常常向我们的后方，特别是那些他们将要攻击的地区空投气象情报员。魏斯是用激将法从那几个士兵嘴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他说气象兵用不着武器，拿雨伞代替冲锋枪就行了。还说应当没收他们的手枪，只留下枪套来装温度计；钢盔也要收回，头上顶一只量水位的桶也很好。总的说来，气象勤务有什么用呢？难道它只是为了将军们出门时知道要不要带雨衣吗？
气象兵受了这一番奚落，感到很委屈，他们都据理力争，来维护本兵种的职业荣誉。他们向魏斯证明，他轻视气象勤务在国防军胜利中所起的作用，是大错而特错的。他们对魏斯的反驳越是凿凿有据，魏斯对德国气象勤务系统的概念就越清楚。
魏斯也没有把邻床的随机机械员置之度外。他以经常的关心和殷勤的照料赢得了这个愁眉锁眼、性情孤僻的人的好感。以前谁也没听见机械员说过话，现在他的话多起来了。魏斯是个仔细、耐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交谈者，所以他能够从随机机械员嘴里探听到许多情况。
随机机械员所在的“容克—88”型轰炸机，在一次执行任务返航时，由于油箱里燃料不足，坠毁在自己军队的后方。
德国空军手册中关于轰炸机飞行里程的数据，与飞机的实际飞行能力并不相符。
但是谁也不敢改正手册中的错误，出为空军的首脑是帝国第二号人物戈林。飞机的战斗飞行都按戈林批准的手册作出规定，所以机组往往被迫减少炸弹载荷，或者没有飞到目的地就投弹。只有少数几个最老练的机组挖空心思节省燃料，才能按规定的载荷量完成飞行任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现在决定使机场靠近前线，这样才可能轰炸敌人的大后方。俯冲轰炸机的瞄准轰炸，对于地面部队的有效战斗行动是良好的保证。不过训练俯冲轰炸机的领航员和驾驶员很费时间。再者，对于大面积的战略性摧毁来说，也用不着瞄准轰炸。参谋本部目前正在考虑怎么办：是多生产一些重型轰炸机呢，还是制造一些杀伤力很强的炸弹？看样子是要制造一种极其厉害的炸弹，一颗能顶几千颗普通炸弹。
这些情况，魏斯也不是一下子得来，而是逐步地、日复一日地、小心翼翼地刺激随机机械员的自尊心，让他说出来的。
起先魏斯同情地说，他理解随机机械员的心情：坠落在自己领土上是一种耻辱，尤其是，轰炸机既没有被苏联高射炮击中，也没有被他们的歼击机打坏，自己倒掉下来了。机械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就详详细细地向魏斯解释了飞机失事的原因。
关于轰炸机机场在什么地方，魏斯是用下面的方式探听。出来的。有一次，病室里的人谈到后勤人员的种种优越性。魏斯高声说，他羡慕随机机械员，在轰炸航空兵里服役多美气呀，多安全呀！基地在大后方，又靠近居民点，可不象那些歼击航空兵，总是离前线那么近。随机机械员马上以充分的理由驳倒了魏斯。
另一次，魏斯显示自己精通战史，他几乎从远古的战争说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多年来炮弹与装甲之间的争夺。随机机械员不甘示弱，在他那高深的航空知识方面也露了一手。他阐述了空运方式和杀伤手段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讲述了现代航空战略中的两大派别，并对每一派的优缺点作了解释。他本人认为发展炸弹较有前途，要造出一种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炸弹来。如果造不出这种炸弹；那么，主张使用载荷大量常规炸弹的轰炸机的人将会占上风。
总之，魏斯是在工作，而且不无成效，他千方百计地将同他交谈的人引向一定的话题，就家领航员把飞机导向一定的目标那样。
魏斯的活动并不局限于这个范围。经过一番努力，他让菲塞尔知道了是谁在替巴尔奇写报告，而且文笔这样优美，书法如此出色；他很快就从菲塞尔那里接到了任务，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现在他协助菲塞尔编造药品消耗报表，根据指挥部拟定的战役规模起草报告，要求向各野战医院拨发绷带和药品。
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活着，在从事有效的劳动，这种意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励他的身心，产生出力量来。魏斯的身体逐渐复元，起先他稍稍离开病床，后来便能行动了。
躺在这所医院里，在干干净净的病床上，他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情报。而且几乎是在舒适的条件下，不费什么力气就搞到了手。他的“掩护”身份是那样可靠而可信，使他感到自己就象披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装甲。他时常想起他那些目光敏锐的教官，他们常常对他说，一个情报员的工作成果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一个情报人员为了能有卓越的本领适应他所生活、工作、斗争的环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哪怕是最微妙的情况，就必须毫不松懈地保持极大的毅力和人的一切优秀品质，这是何等不易啊！
但是，不管教官们多么远见卓识，有时也很难遵循他们的教导。在这种时刻，情报员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急躁情绪。
已经积累了许多珍贵的情报，应当尽快把它交给自己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因为这些情报对胜利是如此重要，因为人们今天，眼下就需要它们。
魏斯急得火烧火燎。材料积累得越多，材料越有价值，他就越是心急如焚。
这时，他耳际仿佛又响起了布鲁诺那伤了风的、异常亲切的嗓音，他那最后一番话，他的遗言：“无论如何，要适应。”
要适应。于是，连绵不断的失眠之夜又开始了。魏斯为了抛开那些诱人的念头，只得一遍又一遍重温教官们对他的教诲。
一个侦察员，首先他应该是个调研专家，他必须了解个别同一般的关系，要善于把各种个别现象加以归纳总结，以便能有所预见。任何偶然性都同必然性相关，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看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特殊和个别，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般。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但是，个别和特殊只是一般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存在于一般之外。对侦察员来说，壮烈牺牲未必永远是功勋，当前深深地打入敌营内部才是功勋侦察员是一个感觉灵敏、勤于思考的信号员，是人民总的信号系统的一部分，他的使命就是预报潜在的危险，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偷袭。作为集体的研究机构总部，去归纳和分析侦察员们发来的各种情报的基础上，确定主要危险制定防止危险的策略。
冒险探宝的方法对侦察员是不适宜的。因为，偶然获得的一点东西常常会不得不以生命作代价，可是侦察员的死，它不只是一个人的事，这会威胁到其他许许多多对危险毫无防备的人的生命，而且可能导致他们牺牲。
如果一个侦察员失去了联系，总部对他活动的这个地段就会变得一无所知，那就意味着，也就无法防止这个地段的潜在危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魏斯也无权擅自决定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认为是主要的东西，从全局来说，也可能只是局部的远非决定性的。
夜不成眠的魏斯这么想着，但心又安不下来，急的火烧火燎。就在这个时候，他从医院给迪特默尔太太发去的两张明信片有了回音，她在信里对魏斯的遭遇惊叹不已，但只字未提有谁向她打听过魏斯。
难道布鲁诺牺牲后，同自己人的联系就断了吗？
魏斯从来也没想到，到手的情报还会给他带来这样的痛苦，白白放着它们用不上，简直使人难以忍受。要想慎之又慎地找到一种传递这些情报的方法，必须具有极大的自制力，而找到传递方法，有时真比获取珍宝的情报还难。
他觉得自己象个爆破手，顺利地把炸药放到了敌堡下面，可在最后的一刹那，突然发现导火索的什么地方断了，为了引爆，只有在靠近炸药包的地方点燃导火索，而这意味着牺牲。然而魏斯却无权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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