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兵阿伦斯·哈根不久前被送到魏斯住的病房。
据说哈根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华沙受的枪伤。他和党卫队的同事曾在市内追捕游击队员。一个赤色分子终于逃之夭夭。哈根眼看就要追上这个赤色分子，对方竟开枪把他的腿打伤了。魏斯听到那些送哈根来医院的党卫队人员对哈根赞不绝口，说他在追捕游击队时表现得相当勇敢。
这位哈根是个非常典型的北欧雅利安人。他身强力壮，长脸，有一双表情冷漠的浅色眼睛，举止蛮横，一副挑衅神气。他和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一样，一天到晚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死乞白赖要医生为他格外精心治疗，还弄到了高级口粮，平常从不许关上通风小窗，说是这样可以使病房保持空气新鲜。
哈根的病床附近经常传来女人的笑声。他对那些女护士、助理护士和女实验员大献殷勤，见了这些女人，不管年龄大小，全都称作窈窕仙女，还说普鲁士人就是这样赞誉美人的。
菲塞尔发现哈根填的登记表相当马虎，履历的某些项目含糊不清，于是满脸堆笑去问哈根，这时哈根并不答话，只是死盯着菲塞尔，把他细细打量了一番，随后依旧一言不发，伸开食指和中指，叉成个圆规的样子，仿佛要去测量什么，戳了戳菲塞尔的鼻子、耳朵、前额和下巴。
菲塞尔大为惊讶，问他道：“您发烧吧？”
哈根露出蔑视的神色，突然说道：“你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鸡尾酒，”他眯起眼睛盘问道：“凭你长的这种耳朵和鼻子，竟巧妙地混过了种族甄别部门的检查，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宽宏大量地拍拍菲塞尔的膝头，用安慰的语气说；“算啦，让你活着吧！”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好象坐在面前的这个人是他的下属：“厕所臭气冲天，叫我受不了，你要常去洒些花露水儿。”说完就向墙扭过脸去。
菲塞尔只好踮起脚，从哈根的床边走开。
菲塞尔身材矮小，短胳臂，肚子下垂，仿佛从肥硕的肩膀上直接长出一个扁脑袋，一绺象元首那样的深色头发直梳下来，耷拉在气喘病人的那种鼓起的黄褐色眼睛上。他知道，即使种族甄别委员会的鉴定尺度放得再宽，自己也是难以通过的。其实，菲塞尔家族一直查到第五代都是血统纯正的德国人。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他却不具备属于雅利安人种的那些特征，上天为什么偏偏要这样狠心地惩罚他呢？他长得既不高大魁伟；又不是碧眼金发。至于鼻子、耳朵和颅骨的长相更是没法提了。老实说，他要不是那么贪吃，也许会瘦一些，果真如此，他身上说不定会出现一些和元首的模样颇相类似的地方。对，就象元首本人那样！哈根要是突然真的跑到种族甄别委员会去检举，将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会看看他说：“菲塞尔不是雅利安人。”那时候就要开始查证。你就查证去吧。但毕竟留下了受人怀疑的污点！
于是菲塞尔灵机一动，决定不去招惹这个哈根，对他的粗暴无理只好忍气吞声：再说当助元首也当过二等兵呢。哈根可是个典型的雅利安人。他会控告随便什么人为劣等民族。这件事的危险性和被指控犯有背叛帝国罪不相上下。不过，如果抛开生物学的因素不说，非塞尔觉得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雅利安人。他身上有强烈的雅利安人的精神，在对待伤兵的态度上就能表现出来。伤兵即使无法站着回答问题，菲塞尔也要强迫他们坐起来回答。
哈根尤其对护士长埃尔弗蕾德小姐经常说些“普鲁土人的恭维话儿”。这女人挺神气，把浓密蓬松的红头发梳成了头盔式。那件箍得很紧的白大褂，恰到好处地显露出身段的女性美，以致一些兵士看到她都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哈根向埃尔弗蕾德小姐大声宣布，他准备凛遵元首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她的协助下，多生几个纯种的雅利安人。他眯起眼睛，打量着她，一本正经地说：“对，看来我们非得为祖国干点事情不可。”接着吩咐道：“等我恢复健康了，您可要提醒我去于这件事。”
他对埃尔弗蕾德颐指气使，埃尔弗蕾德也唯命是听，竟违犯医院规定，将他的制服和全套装备都送进了病房。
哈根毫不在乎地把制服搭在椅背上，皮鞋放在病床下，把马裤铺平压在褥子下，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那只自动手枪，随手往枕头底下一塞。他向埃尔弗曹德没有多作解释，而对邻床一位患结肠炎的病友却讲了不少，这位在宣传连供职的病友曾不止一次责备哈根，说他从不读书看报。
“只要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哈根引用法西斯文学署署长汉斯·约斯特的话说。“我的手就会伸向手枪的扳机”。哈根拍了拍压着自动手枪的枕头，一双透明的、神色呆板的眼睛始终盯着法西斯宣传员清瘦的面孔。
这个厚颜无耻的普鲁士美男子引起魏斯咬牙切齿的痛恨。魏斯虽说难以长时间离开病房，但还是尽量少在病房里逗留。他在走廊上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去看哈根那张令人憎恶的漂亮面孔，不去听他说话的声音和他夸夸其谈的胡言乱语。
看来哈根对魏斯同样没有好感。一位将军在随员陪同下前来视察医院，有人把哈根介绍给他，将军确实很欣赏哈根，如同鉴赏一匹良种骏马一样，哈根也象马似的把自己大大炫耀一番，因为他周身上下无不符合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与有关的表格规定的比例完全一致。哈根向将军报告说，二等兵魏斯也是个优秀的雅利安人，不过职位稍嫌低了一些。于是将军也深表赞赏地向魏斯点了点头。
魏斯发觉哈根在暗暗观察着他、两人攀谈时，哈根主要不是留意魏斯说了些什么，而是注意倾听他是怎样说出这些话的。
魏斯也在偷偷地留心观察哈根。这个普鲁士人的面孔总是毫无表情，象大理石一样冷冰冰的，可是瞳孔！魏斯在窥视哈根的眼神时，虽然病房里的灯光没有变化，但他的瞳孔却时大时小。这表明在与魏斯的无聊闲谈里有某种东西使哈根感到紧张、激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魏斯高度警觉起来。他很快意识到哈根对他也同样心存戒备。哈根已完全恢复健康，常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来回踱步。他没有获准出院，显然是因为女护士长使了些手段，好把这个美男子留在医院里多住些时候。他有着阿波罗太阳神的体型，长着一头淡黄色卷发，有时还有意垂青，让她为自己梳梳头发。他很可能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因为埃尔弗蕾德现在完全陶醉在幸福之中，非常柔顺、驯眼地做着这个无赖低声吩咐她做的一切事情。
魏斯早就可以走动了，只是体力很差；为了能更快地强壮起来，他在早上趁大家还熟睡的当儿，开始偷偷去做早操，结果被人发现了。
一天破晓时分，天色昏暗，魏斯象往常一样，正在自己的病床上努力锻炼，突然预感到有一种隐约的危险。他停了下来，随即发现哈根射来的目光：原来哈根也没有睡着，正用胳臂肘支着身体趴在床上，凝神观察着魏斯。他脸色严峻，但毫无鄙薄的意思，不，表情还是很友好的。
魏斯感到惶惑不解，心慌意乱地转身冲着墙壁，闭上眼睛。
哈根一整天没有注意魏斯。可是到了晚上，当他站在打开的通风窗旁吸烟时，突然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声调对魏斯说：“魏斯，来吸一支专供军官享用的雪茄烟。我要给你提升一下军衔。”他说着忙把一盒烟递了过去。
魏斯走过来低下头，刚想从盒里抽出一支来，这时哈根却不知怎的猛地抬起拿着烟的那只手，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肩膀上。魏斯莫名其妙地盯着对方，哈根用清晰的俄语怒冲冲地对他低声说了一句，作为回答：“体操做得不对头啊。德国人的体操大概是另一套做法吧……”他拍了拍魏斯的肩膀，大声问道：“喂，怎么样，我们很快就要上莫斯科尝尝斯拉夫女人的味道啦，对吗？……”他哈哈大笑起来。“据说她们的鞋子是用树皮编的呢。我倒要让你看看她们的大脚丫儿！”
这时护士长走进病房。哈根一步跨到她的跟前，随随便便把刮过的脸凑了过去。埃尔弗雷德恭顺地吻了一下，她那张象牛奶一样白皙的胖脸蛋都高兴得发亮了。
此后，哈根不仅回避和魏斯交谈，而且避免同他的目光接触，甚至向他那边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哈根到底是什么人？是一名派来专找魏斯的破绽，好报告给盖世太保的坐探吗？这么说，哈根可能是个老练的间谍，要不就是……
魏斯不管想过多少遍，无论怎样观察哈根，但什么也弄不明白，现在他一直在惶惶不安的期待中打发日子。
哈根每天晚上出去，天亮才回病房，一直睡到中午。埃尔弗蕾德居然毫不害臊，在二等兵哈根酣睡的当儿，要大家务必保持绝对的安静。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哈根突然对魏斯说，他的埃尔弗蕾德弄到一瓶白兰地；想请他俩吃晚饭。
晚上，哈根连敲都没敲一下，就推开了埃尔弗蕾德的房门。埃尔弗蕾德已将桌子摆好，正焦急地在桌旁等待着。大家入了座。她满怀崇拜神明的虔诚心情，望着随意摆布自己的这个人，而哈根竟在这里不断发号施令，活象一个二等兵在操场上指挥手下的士兵。酒过三巡，哈根的态度变温和了。他把手放在埃尔弗蕾德的膝盖上；面带懒洋洋的柔情，让她抚摩着自己的一个个指头。他自己则完全沉溺在回忆之中，不胜感慨地怀念着学生时代。他谈到老师克劳斯，嘲笑老师的种种习惯，说话和教训人的姿式，重温老师爱说的格言。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严肃地望望魏斯，好象对魏斯抱有什么期望，又仿佛暗示魏斯应当理解什么事情。
魏斯恍然大悟。哈根说的完全不是什么克劳斯，而是处长巴雷舍夫。对，就是他！这些全是他的姿式和习惯。为了少吸烟，他常把一根烟卷分成两截，因为他的肺被子弹射穿过。哈根说的正是他的格言：“唯有自来水笔能用很长时间，但在你受了处分需要签字时，它也会不听使唤。”他常说：“职责这个概念，它既包括借债就应该还钱，也指你理当尽到作人的义务，而不单纯是一个佩带肩章的官员。”他最爱的格言是“积行为成习惯，积习惯成性格。”
魏斯非常激动，甚至高兴得打断了哈根的话，总结道：“积性格成命运！”
但哈根对魏斯过于匆忙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皱起眉头看了魏斯一眼，提议道：
“喝酒吧。”他又责备埃尔弗曹德说：“您要能请个女人来就好了，哪怕是个当地的德国女人也行。否则这位二等兵坐在这里盯着你，会垂涎三尺的。”
埃尔弗蕾德腾地跳了起来。哈根忙制止她说。
“算了，下次再说吧……”
魏斯又坐了一会儿，觉得再呆下去已无必要，于是从桌旁站了起来。
哈根说：“等一下，咱们一起回病房。”
然后，他们俩在医院的院子里走了一阵子：由于站岗的哨兵得到哈根带来的没喝完的白兰地，所以才准许他们在院子里散散步。
阿列克塞·祖鲍夫是个乐天派；那种蓬勃旺盛的精神本身使他的经历染上一层绚烂多彩的色调。
他坚信生活就是幸福，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推动下，变换过多种职业。
过去只要动员大家去某个建筑工地，他就会首先报名，前往工程最艰苦的地段。他渴望到新地区去考验自己的坚强毅力。
但是，只要工地上无需奋勇突击，艰难困苦已成过去，他就会感到烦闷无聊，于是又转而奔赴那些创业伊始、正需要人大显身手的新工地。
他天性开阔爽朗，心地诚恳憨厚，态度和蔼可亲，能轻松愉快地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为同志肯于作出自我牺牲，对谋求一己私利深恶痛绝。在他视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人们中间，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充满敬意的好感。
他为人正直不阿，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可说是对人对己都从不姑息纵容。他也常有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但这只是发生在他对肆意编造的谎言进行痛斥的场合；那时他会义愤填膺，心中燃起炽热的、疯狂的和无所畏惧的怒火。
对那些终生克尽职守、堪称表率的人，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同时，他又善于体谅别人的弱点，在看到这些弱点时他总是一笑置之。
他和很多同龄的青年人一样，认为目前的生活以及各种舒适方便的条件都是老一辈英勇忘我的革命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应当报答老一辈的恩情。
租鲍夫在某拖拉机厂专门生产坦克的一个车间里工作了两年左右。有个来苏联政治避难的德国侨民在车间里担任班长，负责指导他干活，并且帮助他把中学学到的德语知识提高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德国人将柏林发音最细致的特点都教给了这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如今，他听着祖鲍夫讲的一口地地道道的德语，内心感到无限欣慰。
祖鲍夫对自己立志学习德语作了如下的解释：德国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就是说德国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工人阶级的强大则意味着德国即将发生革命，所以应当尽快学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阶级兄弟的语言。这个当班长的德国侨民对祖鲍夫的这一信念表示全力支持，并且预言德国在最近期间就会爆发革命。许多人也都相信革命有可能爆发，困此有些做法和想法已成为当时苏联青年的时髦风尚——参加青年突击活动，醉心于恩斯特·布什的革命歌曲，互相问候时要高举拳头，喊一声“红色阵线万岁！”并且坚信台尔曼必胜。
祖鲍夫的父亲是一家医院的总务主任，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十九岁就当了团长；母亲是个医士，也是在这个年龄就担任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认为阿列克塞这小子简直是个糊涂虫，因为他好象根本不打算去接受高等教育。
祖鲍夫应征参加红军，进了边防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受衔中尉，被派到某边防哨所，从拉脱维亚开来的运送归国德侨的列车都要经过这个哨所。在最近一次开过的列车上就坐着约翰·魏斯。
边防哨所的所长和当时在场的布鲁诺告诉祖鲍夫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德国人”。祖鲍夫在哨所里只向魏斯瞥了一眼，就记住了魏斯的长相。他在医院里认出了魏斯，不过很久没有显露出来，表现得非常沉着镇定……
希特勒匪徒进犯苏联的那天拂晓，祖鲍夫正在潜伏哨位上值勤。他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被德国人的手榴弹震昏，醒过来后发现敌人已占领了边境地区。
到了夜里，天空仿佛在大火血红的闪闪反光中发抖。被炮火炸毁烧焦的各种物品散发出刺鼻的湖味。敌人的摩托化部队象一股钢铁洪流，沿着条条公路和土路隆隆滚过。
被震得迷迷糊糊的祖鲍夫爬进一片小树林，那里隐蔽着几名受伤的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女卫生员。天亮时女卫生员发现公路上开来两辆吨半卡车，上面的苏军步兵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崭新军服。
女卫生员跑上公路拦住汽车。但这些人并不是苏军战士，而是德国勃兰登堡团的一个分队，这个团专门负责在我军后方进行挑拨破坏活动。
分队的指挥官向女卫生员露出亲切的微笑，带领几名士兵来到躺着伤员的小树林，从容不迫地同伤员交谈了几句，显然为自己精通地道的俄语而十分得意。然后他下令开枪把伤员们打死，并且对女卫生员解释说，这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让他们不必再继续忍受痛苦。
祖鲍夫躺在离这批伤员稍远一些的地方，并且由于震伤突然发生休克，所以方能幸免于难。
勃兰登堡团的这个小队长不准士兵拿女卫生员开心，而是后退一步，瞄准她的后脑开了一枪，以免血溅到自己身上。
祖鲍夫神志昏迷，暂时已经失去听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发出任何响声中发生的。这种寂静的气氛使他眼前发生的屠杀更显得轻易随便，令人惊骇。
这场屠杀进行得这样轻易和从容不迫，几乎并非出于故意，而是顺路干下的勾当，因为它不过是这批急于进行另一场屠杀的家伙在履行一项令人厌烦的职务而已——这些情况犹如一支装满冰水的注射针，刺进了祖鲍夫的心房，使过去构成他的天赋气质的并且为他的符合人性的正常心理所固有的一切因素，都象结了冰似的凝滞不动了。
祖鲍夫在小树林里躺了几天。后来他有了力气，杀死了一个把自行车放在路旁、钻进灌木丛来解手的德国军事警察。
祖鲍夫换上警察制服，掌握了警察所带证件的内容，骑上自行车，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沿着大路飞驰而去。
凭着这身制服和手中的证件，祖鲍夫可以大胆地去独立活动，孤军奋战，并自行承担一切后果。由于见人就讨好奉承，遇事又理直气壮，他终于一路顺利，来到了作战地带的后方。
最初他只是伺机而动，找人随便东聊西扯，打算了解一下他遇到的某个德国人对自己参与罪恶活动是否感到有点痛心，如果没有发现这种表现，他便露出行若无事的冷漠神情，经过深思熟虑，谨慎而又巧妙地把这个德国人判罪处决。就这样，他打发过不少跟自己谈过话的人去了另一世界，这些人在突然送命前都睁着一双僵死不动的眼睛，吓得呆若木鸡。
祖鲍夫从被打死的德国人身上取下护路队的、交通检查站的、调度员的各种臂章，并巧妙地加以利用。
如果看见小汽车里坐着好几个人，他只是恭敬地行个军礼，检查一下证件放行了事。在其他情况下，他往往还没有收敛起彬彬有礼的笑容，便突然扣动冲锋枪的扳机。
有一次，他找到一名从起火的飞机上跳伞着陆的苏联飞行员。
祖鲍夫责备飞行员上中学时没把德文学好，于是教他赶快记住几句下级见到上级时的日常用语，又让他换上德国士兵的制服。现在祖鲍夫终于有了一个下属。
他们俩又从巡逻队手里救出一位波兰教师，这位教师扔出自制炸弹，因雷管失效，没有爆炸。
他们随后来到别洛斯托克，那里住着教师的亲属，路上又有个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一名在希特勒发动进攻的前夕根据苏德商约押送货物去德国的苏联铁路工人。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也由于这支队伍文化落后（这是祖鲍夫因战友们不懂德语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他最初在别洛斯托克总是独自外出侦察和进行各种活动。
他本来就是个出色的台球手（过去那个哨所的俱乐部里有一张台球桌），这时不仅成为别洛斯托克娱乐厅的座上常客，而且还享有优秀选手的名声。他总是先赢军官们几局，然后再委婉地照顾一下对方的面子，有意去笼络他们，这一手既可以表明自己很有教养，又能使对方感激不尽。
有一次，宣传连的军官冯·汉登施坦男爵约他去比赛台球。
祖鲍夫每局必赢，气得对方暴跳如雷，男爵在最后一局把赌注提得很高，数目大得惊人。
祖鲍夫出手漂亮，随便一击，便把最后一球打进球囊，然后向男爵询问他赢得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手。
男爵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把这个下级警官立即派往前线。可是，他赌输了！还债关系到荣誉问题。这种事情丝毫含糊不得。军官之间有这么个规矩，输钱不还被看成奇耻大辱．就跟挨了耳光不敢还手差不离儿。
祖鲍夫提出和男爵做笔交易，确切说来，就是可以用任命他担任宣传连的仓库主任来抵销赌债，而按人员编制条例的规定，只有作战因伤致残的军官才有权担任这一职务。
男爵下令为祖鲍夫办理有关手续，对此人没有人事卷宗毫不介意，因为祖鲍夫已经作过解释，说是根据军事警察部门的意见，他不过有个小毛病——常从前线地区居民的财物中侵吞一些贵重物品。这次来到宣传连，他准备从头做起，去过清白廉洁的新生活。
在第二轮循环赛中，祖鲍夫巧妙地输给了冯·汉登施坦，使男爵荣获别洛斯托克警备部队台球冠军的称号。祖鲍夫虽说因此赢得了男爵的友谊，却没有成为感恩图报的人。在男爵被任命为集中营长官时，祖鲍夫奉命护送他到新的工作岗位，结果害得男爵永远不曾到任……
祖鲍卡在德占区从未失掉愉快乐观的精神和善于交际的能力，也从未丧失掉即使在一生中最艰险的关键时刻也始终保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他在这里展开如此大胆的活动而又没有损伤一根毫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他坚定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必要的，自己的每个行动都不会留下深感内疚的回忆，也不会引起良心的丝毫不安。
例如，祖鲍夫常和盖世太保的人一起到娱乐厅消磨晚上的时间，他吃晚饭时总是胃口很好。他们喝的那种酒的味道，以及醉后产生的舒服而又兴奋的快感，都使他非常惬意。
一位军官是个地主少爷，谈到他在富丽堂皇的庄园里过的生活，祖鲍夫听得津津有味，始终全神贯注，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这个盖世太保分子讲的生活场景，想象着在那条凉飕飕、急湍湍、眼看就要结冰的山溪里捉鲑鱼是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这位军官还谈到他非常喜爱动物，说他喂过一条配种用的纯种公牛，这条牛在飞速奔跑中一头撞上了拖拉机，把脑壳撞碎了，他为死了一头牛伤透了心。这时祖鲍夫马上联想到这头强壮的公牛在垂死挣扎时怎样伸出舌头在它的这位心肠慈悲的主人的手上舔个不停。
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抱怨说，既然干了这一行，就不得不在审讯时采用某些残暴手段。他是怀着痛苦的心情这样干的：他小时候有一次挨了父亲的鞭子，羞愤得差一点儿役有自杀。现在他干着这种可怕的职业，经常失眠，一看见血就嫌恶得浑身发抖！
祖鲍夫问道：“既然您不乐意，为什么还要干呢？”
“这是我的天职呀，”这个和祖鲍夫年龄相仿的盖世太保军官坚定地说。“我们整个民族的天职就是要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应尽的一项令人心情沉重和伤透脑筋的义务。”
在闹市旁的广场上处决了几个波兰地下工作者之后，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深夜睡不着觉，出来散散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祖鲍夫神情懊丧，皱着眉头，对顺利完成这项困难行动的战友们说：“当然，本来应当敲掉的，可以是指挥执行死刑的党卫队高级军官，而不是党卫队的这个小喽罗。可是，他为什么要站在绞架下同被处决的人拍照呢？他说心里难过——全是一派谎言。他是个很有思想的坏蛋。我按原则行事，正确地处置了他。”
后来，宣传连乐器保管组的一个德国士兵成了祖鲍夫小组的第五名成员。
原来祖鲍夫有个朋友，是党卫队的下级军官，现在已经死了，生前曾告诉祖鲍夫要对这个士兵多加留神，他说近几天他就要签发一项逮捕这个士兵的命令，这个土兵形迹可疑，很可能是混进军队以免被盖世太保抓住的共产党员。
这是个经验丰富的德共地下党员，祖鲍夫花了很大力气才让这个人终于相信他祖鲍夫是苏联军官。
祖鲍夫受到严格考察，回答了各种各样有关苏联情况的盘问，这个德国人方才相信祖鲍夫不是奸细。
正是这个路德维希·库佩特使祖鲍夫的独立游击小组的活动变得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目的性也更加明确。
于是，两列军车被炸毁了。
几座军需仓库也烧掉了。
他们还把半袋砂糖倒进装航空汽油的自动油罐车，使五架四引擎的“容克”运输机失事。
所有这些都是路德维希·库佩特出谋划策的结果。
最后，他们袭击了无线电台，小组人员全体罹难，只有祖鲍夫只身幸免。
不过，这并非路德维希的过失。而是发生了无法预料的情况：原来一名电工正在修理探照灯，修好后试了一下，但没有向外对着探照灯应当照的围墙，而是朝向了院子里面，无情的刺眼灯光射了过来，在雪亮的粗大光柱中清楚地看到警备队的军官脸向下仆倒在石头地上，两名工兵伸开两手，面对墙壁，象钉在十字架上似的站着不动。他们的后边是手持冲锋枪的路德维希。
祖鲍夫受了轻伤，但他觉得要想装成追捕过破坏分子的样子，除枪伤外，还得再加一条：假装受了震伤，已经不会讲话，两腿无法走动。再说，他对这种境遇也早就有过体会。
他任凭别人把他抬上担架，进行了初步治疗，后来由于怀疑他脊椎受伤，要把他送往野战医院，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在那里可以去过相当舒服的生活。
祖鲍夫在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除其他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品质。
他暗中怀有一个信念：既然要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就应当把可能正在逼近的死亡看成是和逐渐加剧的痛感颇相类似的东西，一旦痛感消失，他本人的、自身的毁灭就会到来。这好比放电影时突然断了片子，放映员还未来得及打开电灯，银幕上没有图象，放映厅里漆黑一团，你正是在这一片黑暗中离席而去。等故障排除后，大家照旧观看电影。直到终场，只是少了你一个人。
他好象要证明自己的这种想法很有道理似的，经常对战友们说：“谁说我无权信奉这种聊以自慰的哲学？我有信奉的权利！我在这里还没有考及格。谁也没有给我打分数。我还不想死。要是自己不明不白地送了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曾深感不安地问过路德维希·库佩特：“我有时候对您的同胞非常凶狠，您不会责怪我吗？……”
路德维希严肃地纠正他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德国人民。您在这里通过您所采用的一切手段为德国人民而战，因此我还要感谢您哩。”
有一次，祖鲍夫在街上认识了一个漂亮的波兰姑娘，她是那样文静可爱，祖鲍夫竟瞒着同志们追求起她来。
祖鲍夫迷上了这个热情的聪明姑娘。一天晚上。祖鲍夫送她回家，她走到一座楼房的废墟旁突然停下，说她的吊袜带松了，随即跑进废墟去提袜子。祖鲍夫决定跟着她走去。
这时突然有两个青年向他扑来，姑娘也跑来想把他掐死。
祖鲍夫挣脱伏击者，狼狈逃窜。他们还拣起他的手枪跟踪向他射击。
祖鲍夫想起这次险遇就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据他看来这姑娘是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悲的是：如果说前些日子他确已体验到如他所说的那种纯粹是一见倾心的、也是每个美丽姑娘都能勾起的似水柔情，那么，现在他可真的要尝尝苦苦思念的滋味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失掉这个高傲、纯洁、值得钦佩崇敬的姑娘，而且再也无法挽回了。
祖鲍夫同波兰的青年爱国者搏斗时受了外伤，路德维希给他裹伤，一边叹着气说：“要是您这位苏联军官真被波兰人民战士掐死，可就是件离奇到极点的荒唐事。依我看，象您这么个轻狂劲儿，身上留下的纪念性痕迹还少点，应当再多一些才是。”他说着风凉话儿：“您竟忘了，当一个德国占领者不仅是件很有诱惑力的事，而且还有极大的生命危险。您这次付出不小代价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明证。”
祖鲍夫有一个特点，这就是能把泰然自若的镇定态度和舍身忘我的鲁莽蛮干精神结合起来。
当时在娱乐厅准备设宴招待一名曾向莫斯科投掷鱼雷爆破弹的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相鲍夫闻讯后立即来到飞行员住的旅馆，在门厅里耐心地等了很久，等飞行员一出来便跟在后面，自我介绍了一番，并请他题词留步。
他将写有题词的纸片交给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仿照飞行员的笔迹给宴会东道主写去一纸短笺，内称奉命火速开往前线，因此碍难叨光，敬请原 。
飞行员准时前去赴宴，可是既未发现东道主的踪影，也没有看到精美丰盛的宴席。
他勃然大怒，其他军官本想趋前表示祝贺，他也毫不理睬，径自去了，在存衣间遇见最早向他献过殷勤的祖鲍夫。祖鲍夫请他去私第小坐，他慨然应允。
祖鲍夫把这位军官让进一辆破旧的小马力“奥佩·卡德”牌汽车。祖鲍夫为这辆其貌不扬的汽车表示了歉意，然后问到他这次英勇飞行的经过。祖鲍夫对爆炸的破坏力冒昧提出了怀疑。飞行员说，他特地冒着危险绕目标飞行一周，以便证实和观察鱼雷爆破弹命中的情况，现在奉命飞往莫斯科使用这种造价高昂、但对破坏苏联首都极有成效的武器的飞行员为数不多，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祖鲍夫把车停下，点上烟，让王牌飞行员也吸一支。然后他两手一摊，说道：“毫无办法，既然如此，我只好把您打死。”他举起手枪对准飞行员，又说：“没有法子——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就要勾动扳机时，又说：“您不是一般军人，而是罪犯！”
祖鲍夫找到战友们时，脸色苍白，神情空前忧郁。他通宵失眠，坐在床上一个劲儿抽烟、喝水。他破天荒第一次埋怨自己神经已经支持不住，并且突然宣布要偷偷回到自己人那边，去和大家一样参加正规战斗，他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
波兰教师布罗尼斯拉夫·普谢格莱茨基默默地听着。并没有对他提出反驳。
第二天早上，他说很想介绍祖鲍夫认识一个人，祖鲍夫到底走还是不走，务必和这个人见上一面。
原来这人是个精明狡黠的小老头，过去当过一家药行的合伙人，三角脑袋，从正中间梳成分头，还留着精心修刮过的纤细的小胡子。
祖鲍夫记起自己不该多说话，自始至终都由普谢格莱茨基负责和这人谈判。他们俩人讲，祖鲍夫静静地听。
这个人首先提出，他必须用普朝格莱茨基准备提供的商品先在狗身上做一次试验。他还严格地提出先决条件，必须在三分钟内就能把狗毒死。再说，现在要把这种药品运进集中营和犹太人居住区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过，他的主要目标还是犹太人居住区的主顾们，那里的人能够出得起钱，由于生活条件变得日益严酷，买主对毒死儿童的药物特感兴趣，因为第一，这种药比较便宜；第二，成年人可以用一条绳子吊死了事，也可以向看守人员猛扑过去，用这种办法免得自己继续受苦，而孩子们却无法这样干。
但有些骗钱的投机商却把一些假药、劣质化学药品运到犹太人居住区出售，这种药品或是起的作用很慢，或是根本毒不死人，除了让人白白受罪以外，没有任何用处。因此主顾们非要抽查一下不可，他们从每十包药中取出一包，分文不给，好让某个自告奋勇的人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只有在药品有效时，他们才肯付其余的九包药钱。
此外，他还有言在先，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人付的钱可怜得很，非常有限。如果说他把一些药品辗转运往那里，也不过是出于对受难者的一片善心。
他这是，要这位波兰老板和他的这位德国军官朋友明白；这是一桩不赚钱的买卖。小老头还伤心地把两手一摊，小手挺干净，指甲磨得很光。
普谢格莱茨基事后告诉祖鲍夫，跟他们打交道的小老头是个贩卖毒药的大投机商。目前，象他一样做这种买卖的大有人在，他们主要是向犹太人居住区和特莱勃林卡一号、二号死亡营出售毒药，这里强迫男男女女和儿童脱得一丝不挂，然后赶进毒气室，进去时都要高举双手，好让需要毒死的人挤得更紧一些。
普谢格莱茨基建议说：“为了让您能考虑得全面周到，不致作出错误决定，我坚决劝您参观一下特莱勃林卡死亡营，至于去一号或二号，悉听尊便。只有在参观之后，您才能决定哪些对敌斗争方式可用，哪些不可用。”
有一次，祖鲍夫看到荷兰开来一列军车，从车厢里推出一捆捆撑在一起的、骨瘦如柴的尸体。活着的人几乎都走不动路了，但仍要遭到毒打，被迫勉强爬上集中营派来的卡车。
现在，他参加每次行动后，疲惫不堪地返回基地，总是一上床便呼呼睡去，再没做过令人心神不安的恶梦。
这个衣著讲究、相貌忠厚的雅利安人阿列克塞·祖鲍夫，长着大力士般的强壮身体和淡黄色头发，曾被他在娱乐厅里交上的德国军官朋友称作齐格菲。现在他又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狂妄架式，为自己的纯种雅利安人的体型而自鸣得意。在啧啧称赞他的那伙人里，他大言不惭地嘲笑宣传连仓库主任的职务一钱不值，残疾人才适合干这种差事。他说，为了帝国利益，他竟象供配种用的公畜一样被保护起来，以便繁殖出一批将来去统治世界的子孙。
不过，他那柔和清秀的嘴角上终究有了两条竖直的粗粗皱纹；过去那双亮晶晶的充满激情的眼睛变得黯淡了，闪现出金属般的灰色光泽，两鬓也明显地挂上了对他还算合适、但毕竟出现过早的银丝，令人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外表显得健壮的年轻人，神经一定受过什么刺激或是心灵遭受过严重创伤。
特遣部队有位下级军官罗登堡医生，曾对祖鲍夫解释德意志帝国所负历史史命的实质，他说：“我们必须强大起来，为此就要削弱其他一切民族。善良是软弱的标志。我们中间任何人的善良表现都是背叛行为。对这种人必须按叛徒论处。要使人们心存畏惧。
“畏惧死亡的心理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出发点，同样，凡是能引起恐怖的手段都必须用来为帝国服务。
“我们发现元首思想的这一原理绝顶英明。元首是顶峰，我们是基础，我们民族之所以强大有力就在于大家都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消灭犹太人不过是一种检验我们每个人的民族自觉性的行动，一项特殊的民族净化措施·
“我们要把消耗各种财富的人数减下来。要使高等种族成为财富的唯一消费者，其他民族只能为我们生产财富。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标，它能使我们摆脱一切有碍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德偏见。”
祖鲍夫说：“不过，要是有人要把您打死呢？您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会抱什么态度呢？”
罗登堡说：“您知道杀人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敢说自己会非常体面地为元首而死。”
但罗登堡说的却是假话：有一次他们两人同去郊游，当他认清这个祖鲍夫的真面目，并且听到对自己的判决后，竟匍匐在祖鲍夫的脚下，哀求饶命。
“这是怎么啦，”祖鲍夫嘲笑他说。“您说过您‘忠心耿耿，要为元首而死’，怎么突然变得这样低三下四呢。现在我就要杀死您。您说说看，您到底是要为什么去送命吧。讲！”
罗登堡医生只求饶他一命，此外，祖鲍夫再也没听他说出别的话。
就连别洛斯托克警备队的军官们也都惧他三分，这位罗登堡口若悬河、爱发抽象议论，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最喜欢杀戮妇女。他说，被处决的妇女们具有极强的与生俱来的羞耻心，她们即使已经站到壕沟旁，也要用双手遮住身体，不过要挡住的并不是子弹，而是行刑人射来的目光。
他向前方士兵夸口说，他熟知各种杀人术。这类知识对罗登堡医生果然大有好处。他在临死前央求祖鲍夫要对准他的后脑勺开枪，还用手比划着子弹应该打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根据经验知道，瞄准后脑勺开枪可以不致引起长时间的垂死挣扎。
在袭击无线电台时战友们全都牺牲了，只剩下祖鲍夫一个人。
祖鲍夫躺在医院里，起初为自己穿的是二等兵军服而不是军官制服深感惋惜。否则，他就可以住进军官病房了，那里的护理与医疗条件显然好得多。他盼望着能尽快恢复健康，好去跟敌人继续拚杀。
他屈尊俯就，让护士长爱上自己，心里只藏着一个念头：利用她的关怀，使身体尽快康复。
在认出别洛夫后，祖鲍夫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好向他暴露自己。祖鲍夫这时表现得异常沉着，同他在进行其他大胆活动时一样镇定自若。
但是，别洛夫听完祖鲍夫的话。却并不赞成他做过的许多事情。
“请原谅，”祖鲍夫开玩笑说。“我是个办事公平的人。他们自食其果，天公地道。”
别洛夫向繁星闪耀的天空瞥了一眼，又望望祖鲍夫那张在嘴角旁有了很深皱纹的苍白面孔，若有所思地问道：“要是有朝一日战争结束了呢？你将来打算干什么？”
祖鲍夫垂下眼帘，用皮鞋尖踢了踢地面，神情忧郁地说：“我大概要变成一垺黄土，日后在上面照样会长出跟我类似的东西来。”他紧接着说；“不过，现在我还活着，暂时没有死。这就是我的阵地。我正从这里开枪射击。”
“目前孤军作战。”
“对，独唱演员，”祖鲍夫说。“我的表演没有乐队伴奏。”
“话可不该这么说。”
“可以怎么说？怎么说？”祖鲍夫生了气。“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别的话好讲。不，还应当肯定一点：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别的话好讲。”
“不过，我们的人总会活下去的！”
“我们的人总会活下去的。这话不假。至于你我二人会怎样，那就不好说了。我可负不起这种责任——保证都能活下去。”
医院的院子里，栗树凋零，枯叶飘落，黑压压铺满一地，从屋顶上流下来一滴滴水珠。冰冷的沉重水珠仿佛在报时似的滴滴嗒嗒落个不停。天空潮湿、阴沉，云层很低。木板棚屋旁，摆着几口棺材，上面盖着防雨布。
祖鲍夫冷得瑟瑟发抖，于是说道：“喂，咱们走吧。怪冷的，我担心会感冒。病了可就太蠢了。我在这里活着的每个小时都很宝贵。”他又关照了一句：“你也要多多保重，也许应当比我更保重自己才是。”
他们回病房后，默默无语地各自躺到床位上。
至于魏斯的情况，阿列克塞·祖鲍夫早就从布鲁诺那里听说了。巴雷舍夫以前在边防军事学校里讲过好多次课。
现在祖鲍夫非得出院不可。盖世太保已经派人来过医院，但是埃尔弗蕾德不肯放他走。祖鲍夫要她代写一张死亡证明书。任何踪迹也不要留下。
魏斯把在华沙进行秘密接头的暗号告诉了祖鲍夫，然后问道：“记住了吗？”
这个问题使祖鲍夫感到受了委屈，他说：“也许记住了……”随即伸出手来。
“你要走啦？”
祖鲍夫点点头。
直到傍晚才发现哈根失踪了。
菲塞尔幸灾乐祸起来，先把伤员们认真盘问了一番，然后又去追问埃尔弗蕾德。
埃尔弗蕾德说，哈根是昨天出的院。昨天夜里，盖世太保派车来接他，不是来逮他：因为盖世太保的一位军官还向哈根问好，和他握手、拥抱呢。
二等兵魏斯也一口咬定确有此事，他知道正是祖鲍夫教埃尔弗蕾德这么说的。埃尔弗蕾德为哈根甘冒一切风险，事后吓得对魏斯只说出一句话来：“我的天啊！”
现在魏斯又是一个人身居虎穴，无可奈何地再次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他必须过惯这种令人厌恶的陌生生活。他等待着，准备去执行派遣他来这里完成的某项任务。他深信这肯定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同小可的任务。他不能有别的想法。唯有这个信念能使他获得精神力量。法西斯报刊杂志上登出了大量照片。照的都是被占领的苏联城市。到处是冲天大火、残壁颓垣。还有处决人民复仇者的情景。一座座绞架。一具具尸体。遍地狼藉的尸体。男女老幼的尸体。在这些地方的上空，飘扬着法西斯的在字旗，它好象一只奇形怪状、令人痛恨的大蜘蛛，爬进了俄罗斯大地。他亚历山大·别洛夫却不得不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照片。他的日子过得倒是不错：睡的是软床，吃得又饱又好，还受到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关怀照顾，他也是这伙人里的一个，而且还要长期装得和他们一模一样。他越是伪装得和这伙人毫无区别，就越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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