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有些身受三度灼伤的坦克兵被送到医院里来。
魏斯常常听到施泰因格里茨谈论坦克兵团的优势。少校对迪特里希说，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解散了强大的机械化军，以较小的坦克旅取而代之。法国也匆匆照此办理，将相当可观的坦克部队化大为小，给强大的德国摩托化兵团的推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德国就抓紧这个时机，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大量集结的坦克部队楔人法国的心脏。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还断言，苏军不仅没有配备专门的反坦克炮兵，就连反坦克枪也没有，苏军野战操典明文规定，指挥员不论在何时都必须身先士卒，率领部队或分队投入战斗，这给敌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可以象在靶场上那样打掉他们的指挥官。施泰因格里茨还说，苏军缺乏无线电设备，主要依靠有线通信。德国破坏小组不难破坏线路，使苏军司令部丧失指挥能力。
魏斯把这些情况都报告了总部。但他不知道，当然也无从知道，巴雷舍夫向贝利亚汇报这些情报时后者持何种态度。
贝利亚说：“岂有此理！呆在国外，竟然无耻诽谤我军！查查这个家伙在那边还为谁服务！”
多亏巴雷舍夫，否则亚历山大·别洛夫也逃脱不了某些苏联情报人员的命运，他们坚持认为法西斯德国最近势必进攻苏联。这些人了解贝利亚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听，都知道他如何对待敢于同自己持有异议的人，便设法越过贝利亚，费尽周折地当面向斯大林反映。可是斯大林又把他们打发给贝利亚。结果这些情报人员就被扣上“提供旨在挑起苏德冲突的假情报”的罪名。
布鲁诺也曾准备承受这种命运。他呈交过一份与贝利亚观点相左的详细的调查报告，认为德国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接回德侨是为了吸收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去充实德军特种部队。这些人将以占领军的身份重返波罗的海沿岸。他获悉特种部队正在一个与波罗的海沿岸情况相似的地方进行实战训练。
布鲁诺去过国界线地区，看见德国政府派谍报局特务组成的特别小分队把对波兰人作战阵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运走，安葬在如今已变为德国领土的波兰土地上。布鲁诺认为，德国人此举的用意仅仅在于迷惑苏联政府。德国把自己士兵的尸体安葬在“自己的”国土上，以此表示对苏联毫无领土野心。然而安葬不过是一种掩护，目的是侦察边界地形。布鲁诺当场发现，一名埋葬队的德国间谍正在干着与名正言顺的送葬使命远不相于的别样勾当。
布鲁诺把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写进了报告。
但他何曾知道，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从波罗的海沿岸遣返全部德侨无疑表明法西斯德国洛守苏德条约，而关于德国小分队从白俄罗斯及乌克兰西部刚解放的各州运走士兵尸体的消息，也被视为希特勒的和平诚意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政治远见的例证………
巴雷舍夫明白布鲁诺遇到了什么危险，他的报告将会得到何种评价。他没有向布鲁诺隐瞒这一点，并为了保全他而派他到敌后执行重要任务，认为他在那边比在国内要安全些。
贝利亚只重用那些以自己的情报巧妙证实斯大林观点的人。他残酷迫害那些忠于捷尔任斯基原则的情报人员、那些不管事情的真象多么严酷和使人痛苦而以报告实情为崇高职责的苏联肃反工作人员。然而必须报告实情。为了获得党和人民需要了解的真象，他们可以不惜一切，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犹豫。布鲁诺正是这样做的。可是往往最昂贵的代价又何止是他们的生命！
约翰·魏斯长期来接不到明确的任务，实际上只能自行其是地采取行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魏斯在罗兹移民局车库里干活时，辨认出军用车辆的秘密号码系统，破译了它们的代号，并通过细致的分类研究得出一些结论。核算的结果使魏斯大吃一惊，他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总部。经查明，德军的运输装备大大优于苏军相应的部队，德军炮兵牵引车在数量上也占优势，更不必说指挥机关和后方的汽车运输了。这一切说明了德国兵团所具有的灵活性，也就是机动性。
魏斯不管到什么地方，碰上什么情况，他都要反复思索，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总部。
亚历山大·别洛夫提供的情报总是使贝利亚感到恼火。贝利亚在每次业务会议上都要同苏联老一辈情报专家发生争论。他们对亚历山大·别洛夫的报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对这位年轻同志的顽强精神和他在报告最令人不安的实情时所表现的坚决态度表示赞赏。
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证明了忠于职守的苏联侦察人员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工作了。
魏斯哪里知道，他不是在这里，在敌人当中，而是在国内自己人那里已经屡遭风险。他也不知道，战争爆发后情况对他来说发生了许多变化，总部决定派他去执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使命，并已制定了详细方案。
住院的坦克兵伤员日渐增多。他们抱怨说，当他们“插入苏联步兵的软肚皮”而满以为万无一失时，苏联士兵竞纷纷朝坦克投掷燃烧瓶。每个苏联士兵的腰间都用袋子挂着这种燃烧瓶。他们追逐坦克，为一种狂热所驱使，而不理会什么作战常规。要知道，大凡步兵一碰上机械化部队，总是马上就认输的。
苏联炮兵也不按作战规则办事，他们用人力把大炮推到步兵前面的非隐蔽阵地上，朝坦克直接瞄准射击。
他们这么干，就得适应他们的打法。因此发起冲锋时，为了掩护坦克不受步兵燃烧瓶的袭击，为了打掉炮兵连的射手，德国冲锋枪手只好走在坦克前面而不是尾随其后。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可是不符合德军操典和德国士兵的习惯，他们在冲锋时本应受到装甲的保护。
战争之初，苏联步兵常常躲避德国坦克，然而现在他们拿着燃烧瓶和手榴弹扑向坦克。敌军的这套战术既出人意料又莫名其妙。元首早就宣布苏军已被击溃，可是这支清军的士兵们好象并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这件事，他们继续作战，似乎每个人都能独自打败敌人的大军。俄国人不愿承认或者还不明白他们已经败北。他们的这种糊涂念头使业已获胜的德国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
听着坦克兵的这些议论，魏斯竭力想把他们引上一个话题：既然德国能在一个半月内击溃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并且打败了英国远征军，为什么却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突然遇到如此激烈的抵抗呢？
“看来，”魏斯揣测道，“是因为欧洲的道路好，而俄国的道路坏吧。”
坦克兵对魏斯的看法报以鄙夷的沉默。
魏斯又说，既然燃烧瓶厉害，那么德军步兵也应该装备这种瓶子。
这句话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鄙夷的沉默。只有一个全身烧伤、裹满绷带、木乃伊似的坦克兵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句：“你能抱着地雷卧到苏联坦克下面去吗？”这声音好象发自一口软木棺材里。
魏斯傲气地说：“只要元首一声令下！”
“扯谎！你不会卧的！可是人家扑向坦克，卧到坦克下面，没有谁的命令，是自愿干的。”
“可能是由于走投无路，”魏斯说。
“绝望不会往坦克上扑，只会逃跑，”缠满绷带的人嘶哑地说，“他们为自己的国土打仗，国土就象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样。”
魏斯很想看清楚这个坦克兵被绷带裹着的脸。他是什么模样？即使取下绷带，他的面目也无法辨认——脸全烧坏了。这个坦克兵已经悟出一些道理，看来他对这场战争和苏联士兵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魏斯记得，1936年戈林出任四年计划总管时，对德国工业企业实行全盘军国主义化。严酷的立法把工厂变为兵营，把工人变为奴隶。法西斯特勤处疯狂迫害那些敢于维护工人起码权利的人。戈林扬言，他甚至不惜“采取野蛮方式”，他照这样干了：谁不完成工作定额即以怠工论罪并投入集中营，冲锋队和党卫队直接在车间里枪杀工会骨干和工人积极分子。
德国工人阶级曾被法西斯恐怖手段折磨得精疲力尽，痛苦不堪，遍体流血！他们现在怎样了？魏斯很想知道。也许那个面孔烧焦的坦克手就是一名工人。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同他攀谈了。伤兵中有人把这个周身烧伤的人告了密，菲塞尔把他调到安有窗栅的厢房里去了。显然，坦克手的话被看成是长敌人志气灭德军威风。但是魏斯在他身上感觉到另外一个德国的特点，苏联青年曾经爱学一种德式青年装，就是为了对这个德国表示敬意。在这个德国，1919年诞生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还有同年四月英勇战斗的慕尼黑红军。这个德国的儿女们后来又在西班牙共和军中浴血奋战。这个德国为世界抚育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恩斯特·台尔曼。这是革命的德国，是苏联人民热爱并寄予希望的德国。或许，裹着血迹斑斑绷带的坦克手就属于亚历山大·别洛夫崇敬的这个德国？
魏斯愿意这样想，他也正是这样设想那个坦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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